“文学”之前首选“革命”。

1924：以革命斗争为志业

以不受美国人“嗟来之食”而闻名后世的中国近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朱自清，在1924年时还是一名“文学青年”。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同时走上文学道路，开始从事新诗与散文的创作。《中国青年》在1924年第17期刊载了他写的一首诗，《赠AS》。诗中他这样赞扬受赠者：

“你的手像火把，你的眼像波涛，你的言语如石头，怎能使我忘记呢？我想你是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要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冠！

但你的血的热加倍的熏灼着！在灰泥里辗转的我，仿佛被焙灸着一般！你如郁烈的雪茄烟，你如酽的白兰地，你如通红通红的辣椒，我怎能忘记你呢？”

这首诗中的“AS”，就是《中国青年》创刊号的刊名题写者，也是《中国青年》创刊人之一的邓中夏。时年28岁的邓中夏，其时已经是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邓中夏（前排右一）为1923 年《中国青年》创刊号的刊名题写者，《中国青年》创始人之一

1923年6月，29岁的邓中夏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区委会委员长。同年8月，邓中夏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并当选为团中央执委、任组织部长。随后他与恽代英筹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提笔书写了刊名“中国青年”。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著名领导人，年轻的邓中夏对中国工人及工人运动有其独到的观察。从1924年《中国青年》第8期开始，他连续发表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三篇文章，通过对俄国三月革命、法兰西大革命和土耳其独立运动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我们可以看出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三个群体是主力”的重要结论，因为“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是他们易于坚决革命的主因”。当时中国工人的数量虽然在全国4亿人口中还不多，但邓中夏认为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而且是国民革命“最重要的主力军”。

与朱自清一样，邓中夏也是一位“文学青年”。五四运动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大量传入，一部分青年醉心于当“艺术至上”“爱情至上”的所谓“新诗人”，对当时火热的革命斗争漠不关心，不闻不问。邓中夏于是在《中国青年》第7期和第10期上连续发表了《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两篇文章，批评“不研究正经学问不注意社会问题专门做新诗的风气”，认为这种风气“若长此下去，民智日昏，民气日沉，亡国灭种，永不翻身，这不是此辈新诗人之罪吗”？他因此要求广大青年诗人：“第一，须多做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第二，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第三，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他说：新诗唯其如此，才能“抬高民族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

邓中夏曾经谦逊自言：“不才如我，既不配称为诗人，更不配称为革命家，忆三年前过洞庭有一诗，其辞云：‘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问今为何世？豺虎满道路，禽猕残除之，我行适我素’。‘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炷。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此诗虽极幼稚，然而当时颇有朋辈为之感动，亦因我当时投身实际活动的原故。”文学之于青年，在过往百年中已是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于邓中夏来说，他于“文学”之前首选“革命”，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首选是“实行”：做一个“有学问的实行家”远比文学青年更为重要。而在他此后的人生中，正是对于“革命”与“实行”的自觉实践，使得北大国文专业出身的邓中夏最终并没有做一个专门的学者，而是以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终身的志业。（文-郝志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