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绍庆（北京）

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其中规定将5月1日国际劳动节定为全国公民的节日放假一天。从此，每年的5月1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节假日。次年，全国人民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党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修改“五一”宣传口号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宣传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按照惯例，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党中央或者全国总工会都会发布“五一”宣传口号，全面阐述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生等各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

为指导全国各地开展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1950年“五一”前夕，胡乔木负责起草了“五一”宣传口号初稿，刘少奇对其中的数条作了具体修改，删去第34条“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将第33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将第35条“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4月18日，刘少奇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草案）》送毛泽东审阅。4月21日，毛泽东亲自审阅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草案）》，并对其中的3条作了具体修改：一是将第14条中的“坚决贯彻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改为“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二是将第19 条中的“不动富农财产”改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三是将第24条“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成”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4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4月27日，《人民日报》进行了全文转载。

1950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

4月2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五一的方法和内容的指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使劳动成为光荣，全国劳动人民由奴隶的地位进入主人的地位”，要求各中心城市“应举行热烈纪念，并组织群众游行。在举行纪念时，有外宾地方，政府负责人应招待外宾，参加纪念。在五一前或后，可举行干部会，各工厂机关学校派人参加，由负责人作报告或讲演”。刘少奇在审阅中央关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方法和内容时，还特别将“今年‘五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劳动节”修改为“今年‘五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劳动节”。这样，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重要地位与特殊意义就更加凸显。

4月28日，刘少奇将自己在全国政协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讲话稿进行了认真修改，并于4月29日凌晨5时给刘少奇回信予以说明，信中说：“修改的主要点如下：不要说‘今年是困难的最后一年’，因今后几年内都会有困难，而且仍将是相当严重的困难，不过将一年一年地减少罢了。其他说到困难‘很快就可以过去’的话都删掉了。举东北为例一段合并到前面一段中去。国际形势一段说得策略一些。解释富农策略一段觉累赘，留待将来去说。纠正命令主义一段说得全面一些，并且不要太突出地去说财经干部。口号加了一句。如时间来得及，请于你讲后即刻付排，送清样给我再看一次，然后发表。”毛泽东所加的口号是：“全中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合作万岁！”

4月29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召开4500 余人参加的干部大会，隆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刘少奇发表重要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保护劳动人民在安静和欢乐的情形之下来庆祝自己的‘五一’劳动节，乃是人民政府的职责。这就是说，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从有史以来才第一次在自己政府的保护之下，在自由欢乐的情景之中，庆祝自己的节日。这怎能不使我们和全中国的劳动人民感到十分的兴奋和骄傲呢！”刘少奇的讲话，经胡乔木打印清样送毛泽东审阅后，全文刊登在5月1日《人民日报》等国内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演说》印本

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早在1950年初就开始研究谋划如何庆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4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工会组织要根据各地实际，举行各种纪念“五一”会议、群众大会、群众游行、娱乐晚会，《工人日报》及各地工会组织报刊应出“五一”特刊，以广泛宣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重大意义，凝聚职工力量。

首都二十万人盛大游行，全国各地隆重庆祝

为筹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党中央和北京市分别成立了筹备工作小组，游行队伍的总体美术设计由国徽、政协会徽设计者之一周令钊主要负责。5月1日，首都20万人盛大游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游行队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朝鲜、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印度等国的驻华使节及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印度尼西亚职工代表团等参加了观礼。下午3时，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宣布游行开始，12门礼炮齐放，军乐队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1万多人，接着是4万多名工人。当看到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游行队伍中的工人代表激动万分，欢呼雀跃，很多人兴奋地将帽子抛向空中。随后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妇女团体，北京市各区市民，各学校学生和中国少年儿童队的队列。当学生队伍通过天安门前时，天色已近傍晚，雨后的天空出现了晚霞和彩虹，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机群排着整齐队形横空穿过，此情此景将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

1950年5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

北京市总工会的“五一”游行队伍

全国各地劳动人民也以各种活动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在上海，4月30日，各界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大会召开，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陈毅发表讲话。5月1日，上海举行工人纠察队检阅典礼，陈毅致词，他号召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后，立即在工厂、企业、学校、商店、机关、部队和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把劳动与智慧高度发挥出来，努力在实际的工业生产、商业经营和政治文化学习中，多研究具体情况，多想实际办法去克服经济建设上的困难。在山东济南，参加“五一”纪念大会的5 万余名群众，现场开展“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常委会关于要求无条件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决议”的签名运动。在山西太原，全市劳动模范大会隆重举行，到会的各厂、矿的劳动模范意气风发，以自己生动的事迹描绘了工人阶级战胜困难，恢复工业的图景。在辽宁沈阳，劳动人民和青年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的盛大集会，参加集会的群众达16万人。在重庆，各街道和各工厂张贴着工人们自己编写的墙报和自己画的图画，展示着他们的幸福生活。

1950年上海市劳动模范大会纪念章

5月1日前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纪念“五一”特别节目，中华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刘子久、办公厅副主任陈用文、文教部副部长冯宿海，中国店员工会联合会筹委会主任常景林，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刘莱夫，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张祺，沈阳机器三厂工人、劳动英雄赵国有等陆续通过广播进行了主题讲演。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纪念‘五一’节广播宣传周”，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肖明、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田耕等发表主题演讲，来自北京市被服总厂、机器总厂的一线工人也发了言，还举办了纪念“五一”广播快板比赛。全国各大报刊也纷纷出版专刊或特号，记录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生动情景。1950 年５月出版的《中国工人》刊登了毛泽东检阅“五一”游行队伍和各地迎“五一”的珍贵图片资料。《人民中国》杂志出版劳工运动专号，特约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东北总工会主席张维桢、《工人日报》总编辑陈用文分别发表庆祝文章，并登载搬运工会、昆明工人护厂特写。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推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刊》，以通俗易懂的图画形式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分享劳动人民的喜悦。

上海《劳动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刊

成立劳动人民文化宫，丰富劳动群众文化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各级工会大力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利用一些旧有场所，成立工人俱乐部、图书馆、阅览室等，以丰富工人阶级的文化娱乐生活。这其中，尤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成立最为典型。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太庙，有着500多年历史。1950年1月，政务院决定将太庙拨给北京市，作为劳动人民休息和提高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的场所。关于文化宫的命名，最初有4个备选方案：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北京市劳动人民俱乐部、北京市工人文化宫和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4月中旬，李立三受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肖明委托，请毛泽东为即将落成的文化宫题名。毛泽东选定“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后，亲笔为其题写了匾额。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4月30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开放。李立三在开放仪式上指出：“这是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果实，这说明我们工人阶级是真正的翻身了……北京以前就叫作文化城，但过去是封建的文化城，现在要在我们全市劳动人民脑手并用共同努力之下建造起我们工人的文化城、我们劳动人民的文化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城、社会主义的文化城，北京市的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要把劳动好好地建设起来使它成为能真正代表劳动人民文化，而成为首都文化的模范……”当天，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苏联图片展览会，招待各界人士及中苏友协各支会负责人。众多知名人士纷纷题词祝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放，邓拓题诗道：“文化从哪来？就从劳动来。谁要霸占它，实在太不该！如今劳动者，领导新国家，努力学文化，个个有天才。”赵树理也作诗一首：“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如今数谁大，工人众兄弟。世道一变化，根本不相同。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文化宫也纷纷建立起来。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在1950年初成立，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人文化宫。此外，天津市还把原来袁世凯的私人花园“宁园”改造为铁路工人文化宫。南京市则将原来专为蒋介石做寿的“介寿堂”改造为工人文化宫，由刘伯承亲笔题词。上海沪西工人俱乐部于4月30日建成开放，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上海市政府还将沪东地区的汇山公园和常德路的原上海总工会会址拨交工会，作为职工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5月1日，沪东劳动公园和沪东工人俱乐部向职工开放。位于浦东北护塘路的原工人福利会会址，也改建为浦东工人俱乐部。据统计，到1950年8月，已有18个城市共建立16 个市工人文化宫、773 个基层俱乐部，参加这些文化宫、俱乐部活动的职工达28万多人次。

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救济失业工人

新中国刚成立时，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致使许多工厂停工、商店倒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特别是上海失业现象最为严重。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许下的庄重承诺，救济失业工人，让他们与全国人民一同欢度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紧迫任务。

4月1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举行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和筹措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办法的指示》，指出：“中央除在工商业政策及救济问题拟定若干办法外，全国总工会提议在今年‘五一’的时候举行一次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筹措一笔救济失业工人基金。中央认为全总的提议应付诸实行，其办法如下：由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本着阶级的同情友爱，于4月30日（星期日）做义务工一天，以所得工资（或捐出工资一天）作为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具体进行办法由全国总工会另发通知）。”4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失业问题时，李立三说，上海失业最为严重，失业工人3月份10万，4月份15万，还可能增加。毛泽东问陈云：“拿出4亿斤粮食来救济失业工人，可以吗？”陈云回答说：“可以的。救济经费是可以拿出来的，但方式应研究，不要把总工会置于火炉之上，处于被动地位，变为斗争对象。”

4月20日，全国总工会召开紧急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发挥全国工人群众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讨论举行救济失业工人运动的具体办法。会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救济失业工人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全国一切公营、私营工厂企业、矿场、商店、机关、学校的工人职员们，发挥工人阶级高度的阶级友爱，尽力援助上海及各地的失业工人，战胜目前的严重困难，在4月底5月初做一天义务工，把这天所得的工资，捐作救济失业工人基金。

1950 年上海失业工人救济金经费收据

全国总工会发出号召后，全国各地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职工，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踊跃响应。中央直属党委会鉴于直属各机关工作人员多为供给制待遇，提出一人一斤米的号召，但全体工作人员充分发扬阶级友爱的热情，绝大部分均捐助数斤。很多工作人员捐出一个月大部或全部的津贴，个别工作人员甚至将积蓄全数捐出。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管理员石振扬、胡三明两位老革命素无积蓄，仍将全月津贴悉数捐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职工188人共捐出小米近1600公斤。中共中央华北局直属机关仅4月22日一天就捐款达426.7万余元（旧币）。5 月4 日，刘伯承、贺龙、邓小平联名发布文告，号召西南地区全体解放军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大力支援上海以及西南各主要城市的失业工人。

通过这一系列有力的举措，有效缓解了失业工人的困难和痛苦。5 月13 日，毛泽东在陈毅关于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报告上批示：“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此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陆续出台《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失业救济问题的总结及指示》等若干文件，逐渐建立起失业工人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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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徐嘉

校对：吴玫 孔晓莉

审核：董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