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荣华出世，启蒙法藏寺

志成坊是石库门建筑

胡荣华的祖籍是江苏建湖，他1945年出生在上海。全家靠母亲在针织九厂做工糊口。针织九厂是以后的名字，那个时候叫荣银针织厂，厂址在建国路马当路那里。解放初期，胡荣华去过荣银针织厂。因为劳资纠纷，工人罢工，私营老板发不出工资。胡荣华的母亲去找老板时，家里没人，母亲不放心把胡荣华一个人留在家里，就带着他一起去工厂，向老板讨工资。老板不是没有钱，只是想拖欠工资。当时，胡荣华耳朵里划过母亲的一句话：“老板有绿纸头（美金）。”

去母亲的荣银针织厂，要经过顺昌路建国东路。建国东路96号，是一家当铺，叫协裕当。协裕当早在1921年就在康悌路145号（今建国东路96号）开业，是原卢湾区境内最早的一家当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租界难民云集，上海的典当行业空前兴盛。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物价飞涨，典当行业也因为入不敷出大量倒闭。到解放初，典当行的数量大大减少。“协裕当”是诞生最早、消失最晚的一家当铺。“协裕当”1921年诞生，迟至1966年，仍在从事和典押贷款有关的业务。

胡荣华的母亲如果在老板那里讨不到工资，就会拿着家里的细软，拉着胡荣华，走进“协裕当”。

母亲一个月的收入70元不到，当时最低生活费是人均8元以下，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

胡荣华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的行动已经很不方便。走路的时候，脚朝外呈外八字。走不了几步，已感到吃力，这个时候，他要扶一下墙壁再继续行走。父亲的脚一开始是有点痛，走不动。慢慢的，越来越不能走了。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风瘫。

胡荣华有兄弟姐妹五个，胡荣华排行老二，上面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胡荣华本来是弟兄四个，走了一个。那个时候，大多数家庭是多子女。当时的社会医疗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胡家其实有兄弟姐妹七个，走了两个。

胡荣华1945年出生在上海肇周路126弄。肇周路126弄，也叫志成坊，是石库门建筑。石库门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住宅，是上海文化的一个缩影。石库门是出现在上海设立租界之后，也就是1860年前后。一般来说，石库门都是砖木结构，以条门框、黑漆大门为最显著的外形特征。中国传统建筑大到宫殿寺庙，小到平民住宅，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单体。石库门房子继承了传统，是既有房屋，又有院子。石库门不像传统民居，它是一幢连着一幢联成一排，给人一种紧凑的感觉。石库门是中西建筑理念交融的产物。

志成坊离现在的“新天地”很近。那时候，志成坊是一坊跨两区：肇周路的北面是卢湾区，路的南面是南市区。志成坊属于卢湾区。因为三区合并，现在的志成坊，属于黄浦区。1949年以前．肇周路上竖着高高的铁栅栏。路的北面是法租界，路的南面是中国地界。陈旧的志成坊建造到现在，已经有八九十个年头了，至今还没有动拆迁的腔调，户口也没有冻结。

志成坊34户人家，都盼望志成坊遇到“新天地”的开发商香港瑞安集团，遇到罗康瑞，让志成坊也新那么一回。挨家靠户的志成坊的黑漆漆的大门，是一扇连着一扇。志成坊34户人家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人前不说背后说——彼此都了如指掌。不要说一家一户住着几位长辈几个孩子，连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上门，也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上海弄堂里流行的“大怪路子”和麻将，在胡荣华幼时的志成坊里已经依稀可见。除了象棋，胡荣华的“大怪路子”和麻将，都是在幼时自通于志成坊。

尤其是在冬天，在暖暖的太阳下，志成坊的过道上，常常被几个牌摊占领，牌摊是六个人为一个集体，以年长的男性为主。基本上是一片浓重的黑色：黑色的棉衣黑色的棉裤。胡荣华记得，那个时候的棉裤是不用皮带的，穿棉裤的时候右朝左拉一下，继而是左朝右紧一下，然后是用一根布带围腰打结。那个时候的玩牌，基本上都是三打三的大怪路子，也不赌钱。赌钱也是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因为，哪怕你输赢很小，也要被处罚。

小时候，胡荣华听母亲说志成坊的弄堂口，原先有大铁门。半夜里，大铁门关闭后，有居民晚归时，会扬起头来叫喊。不一会，过街楼上的阿福师傅就会下来开门。1958年，国家号召“大炼钢铁”，居委会当然是不敢怠慢。于是，就紧跟形势，把大铁门拆下，扔进了炼钢炉。这一扔，就让负责开门关门的阿福师傅，因为无门可关，自然下岗。哦，那个时候不是叫下岗，叫失业。胡荣华听母亲说了大炼钢铁和阿福师傅无门可关的事情后，就开始杞人忧天：上海有那么多的石库门，那么多的大铁门，这样的大炼钢铁，又会让多少个阿福师傅无门可关？

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

中午，清脆的放学铃声，回响在吉安路小学校园的上空。雀闹枝头的嬉笑声，从一拨戴着红领巾的孩子群里传来。在众多活泼的笑脸中，一张少年老成又非常可爱的面孔，穿过了蹦蹦跳跳的孩子群。他稚嫩的脸膛，长长的睫毛下，是一对传神的大眼睛。他挎了一只褪了色的蓝书包，快步走出吉安路小学的大门。

经过复兴中路顺昌路口时，小男孩停下了脚步。那双机灵的大眼睛，胶着于铁门里棋摊的棋盘上。他，就是胡荣华。

胡荣华学中国象棋比较晚。胡荣华现在回想起来，在他能记事的时候也不会下象棋。1950年，上海“二六轰炸”时，弄堂里拉起了警报。听到警报声，家人马上叫胡荣华钻到八仙桌下面。后来，胡荣华才知道，这是“二六轰炸”。

1950年2月6日中午，一阵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响彻上海。

退守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出动四批次17架轰炸机飞临上海，对杨树浦发电厂等重点目标进行了轰炸，使上海供电几近瘫痪，并造成1400余人伤亡，损毁房屋1100余间，史称上海“二六轰炸”。

胡荣华听到的轰炸声音，是从卢家湾传来。卢家湾在上海卢湾区的打浦桥地区。在卢家湾的徐家汇路与重庆南路交会口的西北处，当时有一座发电厂，也是国民党空军的轰炸目标。

除了发电厂被炸外，一颗炸弹落在了徐家汇路西侧接近474弄的人行道上，造成重大伤亡。当时沿街都是木结构房子，爆炸很快引发大火，烧到了474弄弄堂口。火势蔓延速度很快，从弄堂口烧到弄堂里。石库门房子的外立面是砖混结构，里面全是木结构，包括楼梯楼板。一家着火，会殃及邻居！所幸的是消防人员及时赶到，控制了火势。

“二六轰炸”后，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震怒。不久，上海市公安局抓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小组。

“二六轰炸”时，5岁的胡荣华还不会下象棋。胡荣华下象棋的年龄，大概是在八九岁之间。

上一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我国象棋界的春天。当时的上海棋坛，非常活跃。以擂台赛为首的赛事频繁，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上海成了象棋的鼎盛之乡。棋坛上不但涌现出许多本地的象棋高手，就连全国各地的高手也经常云集到上海。这一切，为胡荣华棋艺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那个时候，上海的《新民晚报》上经常会出现六龄童、七龄童等小棋手的名字。在介绍一些象棋名手时，也常常出现名手五六岁就弈棋的信息。1953年，上海出现了两个象棋神童：一个是七龄童李耀芳，一个是十龄童郑渭森。李耀芳师承何顺安，郑渭森的老师是陈昌荣。陈昌荣是上海市前六名的好手。何顺安和陈昌荣均属白莲教主李武尚的门下。有一次，李耀芳和郑渭森两位神童在八仙桥青年会作公开表演赛。因为是第一次，整个青年会大礼堂被观众挤得水泄不通。交锋结果，李耀芳先走顺炮负于郑渭森。台上杀得昏天黑地，台下何顺安和陈昌荣的双手却紧紧握在了一起：“师兄果然厉害！由于你的指点，小郑用你擅长的横车夹马招法为直车夹马，李耀芳拳打不识，还是败下阵来。”

没过多久，七龄童李耀芳败于十龄童郑渭森的对局，上了1956年广东《象棋》双月刊的总第3期上。《象棋》双月刊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本象棋杂志。

郑渭森是陈昌荣唯一的徒弟。每逢郑渭森出战，不管战前战后，陈昌荣总要为他悉心定策或复盘。他对郑渭森说：“我自己从来不拆盘面，为了你，就破例了。”

在陈昌荣的悉心辅导下，郑渭森的棋艺日有所长。大新公司八楼屋顶露天花园的棋坛，还特地聘请他担任“小台主”，专门在余兴节目中应战来宾。郑渭森的应众，时常赢来满堂的喝彩声。李耀芳自从拜何顺安为师后，棋艺也是日渐精进。李耀芳不但在上海的各个棋场一展风华，还经常外出到浙江和江苏等地的工人俱乐部与文化宫作巡回表演。有一次，李耀芳随“百岁棋王”谢侠逊去苏州应众献艺，盛况空前。一局甫终，掌声不绝于耳。

当七龄童李耀芳和十龄童郑渭森的大名频频见报之际，8岁的胡荣华刚刚开始下棋。李耀芳和郑渭森没有想到，假以时日，他俩会和胡荣华同场竞技并俯首称臣。胡荣华当然也没有料到，几年后的一个晚上，他应众时会拿下陈昌荣。之后，陈昌荣又成了他的师伯。

父亲是胡荣华学棋的启蒙老师。父亲只是和邻居下棋，有时会请上两三个邻居在家里下棋。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父亲的水平是很低的。低到什么地步呢？胡荣华进市队后，难得回家一次。有一次，回家的胡荣华，看到父亲正和邻居下棋。对方姓王，年纪比胡荣华爸爸小一点。胡荣华只是一瞄，竟看到两个人都走了瞎眼棋——两个人的车都在对方的口里。而且，两人下得都很起劲！后来，这位姓王的叔叔搬走了，父亲又和胡荣华姑姑的儿子下。姑姑儿子的棋和父亲也是脚上脚落，可谓棋逢对手。

正是水平不高的父亲，让胡荣华对象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胡荣华8岁那年的一个晚上，略懂象棋的父亲把胡荣华和姐姐叫在一起：“我来教你们下象棋吧。”父亲讲解了各个棋子的走法和规则后，就让胡荣华和姐姐对弈。胡荣华人生最早的两局棋，都被姐姐“将死”。胡荣华虽然输了，却对这32个红黑棋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乐趣。当时的胡荣华，长得十分瘦小，是个挺不自信的孩子。和小朋友玩弄堂游戏，也是一直在输。平时在学校和家里游戏时，又总是让同学或者姐姐呼来唤去。而象棋却能让胡荣华感到自己就是一个大将军，他可以对车马炮随意指挥。胡荣华从象棋里得到了乐趣，找到了自信。从此，胡荣华和象棋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年，父亲教胡荣华和姐姐下棋，为的是增添家庭生活的乐趣，也是让孩子们不会因为无所事事，外出惹是生非。

胡荣华和父亲下棋的地方，是志成坊18—24号之间的过街楼下。这过街楼是志成坊的北出口。18号，是胡荣华姑姑家。18号和24号中间，朝北走几步，才是过街楼。天热的时候，那里有穿堂风。过街楼的北面，是吉安路300弄。300弄的北面，才真正是300弄的地块。300弄的南面，属于志成坊。胡荣华家是24号，24号在弄堂尽头，从胡荣华家的这一排拐个弯，穿过长30多米的300弄的弄堂，就到了吉安路。300弄这条弄堂，因为宽不到2米，显得很远很深。

一开始，胡荣华就对32个红黑棋子兴趣浓厚，但水平却是很差。在学会了简单的规则和车马炮的走法后，8岁的胡荣华就沉迷在楚河汉界中不能自拔。棋瘾上来了，小伙伴找到了，却没有象棋了。家里的那一副象棋，是父亲的常用物品，胡荣华轻易不用。

胡荣华知道家里生活不富裕，他也不习惯随意向大人要钱。

怎么办呢？没有棋子，就自己动手。胡荣华找来一张硬纸壳，用姐姐的圆规画了许多小圆圈。然后，再把圆圈一个个剪了下来。剪下的圆纸片往往超过了原来画好的尺寸。圆纸片上的“车马炮兵将士象”，虽然一笔一画如同刀刻，但还是歪歪斜斜。对年幼的胡荣华来说，这凝聚了他心血的圆纸片，是他的珍品。

有时，胡荣华也会奢侈一下，花2分钱去买一副纸质象棋。纸象棋为两张，红黑各一张。纸象棋买回来后，胡荣华会把棋子剪下来，然后贴在硬纸壳上。

32张圆纸片，孕育了一代宗师。胡荣华的成功，始于32个圆纸片。

一开始，学校里的同学是他的玩伴。很快，同学就不是他的对手。于是，胡荣华又转到弄堂里找同伴下棋。年龄相仿的孩子中，会下象棋的不多。于是，他就找叔叔伯伯过招。叔叔伯伯的象棋水平，当然是高于胡荣华。叔叔伯伯们从让胡荣华车、马、炮开始；不久之后，只能让车、马；再以后，从只能让单车或者双马、单马直到让先。两年后的一个黄昏，一位经常和胡荣华下棋的叔叔看着棋盘，郑重地说道：“以后不能让你先了，应该分先了。”

左邻右舍中，有很多人喜欢下棋。隔壁街坊，也就是吉安路300弄里，有几位高手。其中，有一位高手经常到淮海中路的凌云阁茶楼喝茶下棋。于是，胡荣华就一直缠着这位高手。高手也要工作，没那么多时间下棋。好在，当时上海有不少棋摊，下棋者众多。没隔多久，胡荣华就成了他们家附近顺昌路上一家棋摊上的常客。又过了很短的时间，胡荣华就成了棋摊上的“坐地虎”。

后来，胡荣华知道，凌云阁在淮海中路重庆南路（现在的妇女用品商店边上）处。凌云阁在二楼，有60—70平方米。凌云阁下面是点心店。凌云阁的营业时间一般是朝九晚五。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凌云阁，是上海棋坛名手荟萃之地，是象棋的少林寺。外地棋手到上海，也必定去那里“造访”。仅凭“到凌云阁下过棋”这一句话，就可赢来棋友的赞叹。坐在凌云阁里的，都是象棋高手。连“扬州三剑客”之一的周德裕也到过那里。生于1900年的周德裕是江苏扬州人，得道于其父周焕文教授，集诸家之长，棋艺全面，长期活跃于上海棋坛。周德裕1930年代表华东去香港参加华东与华南埠际大赛，也曾和万启有代表华东在上海参加华东华北埠际大赛，成绩优异，被棋界誉为“七省棋王”。周德裕后来以棋为生，1933年旅居香港，并弈游广州及东南亚一带，常以擂台赛形式，轮战华南诸强手；1941年回沪后，仍以辅导棋艺为业。周德裕曾主编香港《华字日报》象棋专栏，著有《象戏勾玄》《象弈讲义》等，对先手中炮攻后手屏风马，有精辟见解。周德裕这样的一位象棋剑客，都去过凌云阁，凌云阁档次，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周德裕和后来成为胡荣华老师的另外一位象棋剑客，不但是同乡，而且，师出同门。

吉安路300弄，是志成坊的北出口。吉安路北到崇德路，南至肇周路，全长700米左右。吉安路于1902年修筑，起初叫梅林山路。1906年，以法国工董局一位董事的名字命名为茄勒路。茄勒路这三个字用上海话读出来还是有法国味道的。租界收回以后，茄勒路改以江西吉安命名。如今，吉安路的北边已经拆光了，复兴中路到肇周路这一段，还有几家弄堂工厂，还可以感受到民国时代的意味。

以复兴中路为界，吉安路被分成两段。复兴中路以北，已经成了新发展区域的新天地板块。在这个区域里，大型的商业建筑覆盖了原来的石库门旧居。复兴中路以南的吉安路，还保留着老上海的腔调。

吉安路300弄的斜对面，有一座佛庙，叫法藏讲寺。法藏讲寺是老卢湾区规模最大的佛寺，门牌号码是吉安路271号。胡荣华和271这个数字有缘。271是胡荣华的幸运数字。

法藏讲寺始建于1924年，五年后落成。寺又简称法藏寺，创建者为天台宗兴慈法师。兴慈法师原在天台山，1918年应哈同夫妇邀请来上海开讲《天台四教仪集注》，住小南门青龙桥的超尘精舍。居士们见其住所窄小，赞助他于1924年在吉安路购地5亩，筹建寺院。于是，就有了这座寺院。寺院以法藏比丘专修净土法门为宗得名。首任方丈就是兴慈。寺院占地不大，只有2713平方米，建筑面积也不过是6357平方米。此外，它的结构与其他寺庙没有什么两样。但法藏寺是上海唯一的天台宗道场，也是天台宗、净土宗的著名寺庙之一。

现在看到的法藏寺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修复的，以前，这里曾经是吉安路小学、无线电厂、玩具厂和戏剧服装厂……法藏寺的对面，有一家清真永丰面馆，父子两代经营面馆已达七八十年。

小时候的胡荣华，有时也会奢侈一把，到老面馆里去尝鲜。对胡荣华来说，老面馆就是他童年的味道。如果这味道还要再深究一层，那么，童年里，还有双档（面筋、百叶包）的鲜、鸡鸭血汤的香，另外加上油墩子油炸表皮和里面萝卜丝的清新。这是童年的味道，也是老卢湾老南市的味道，更是上海的味道。

因为出了一代象棋宗师胡荣华，所以，东面通吉安路南面通肇周路的志成坊，成了吉安路上名气最响的弄堂。

志成坊是上海老城厢里的老弄堂。一般来说，老城厢里的老弄堂受条件限制，有时会杂乱无章。志成坊却是一尘不染，很整洁，让人刮目相看。志成坊里的一位阿姨曾对人说：“因为阿拉弄堂里住的上海人多，所以干干净净。”

志成坊阿姨的这一句话，只是说了一个表象。真正的原因，是志成坊的一头是法藏寺。因为法藏寺近在咫尺，自然会影响人们的举止行为。还有就是，小小的只有34户人家的志成坊，出了一代象棋宗师胡荣华和另外两位艺术家：一位是画家仇德树，一位是作家童孟侯。

1948年出生的仇德树，在上塑十八厂和卢湾区文化馆做过美工。仇德树在“文革”中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经常把自己的春秋锁在法藏寺里，面对菩萨笔墨纵横。1979年，仇德树组织了“草草画社”，从此走上艺术之路。仇德树艺术语言和哲学思考的核心是“裂变”。

作家童孟侯在上海滩的文学圈子里，也不是一个小众人物。后来，童孟侯还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里，写到了志成坊，写到了胡荣华和仇德树。

志成坊里，有一棵长得歪歪扭扭年头很长的无花果树。夏日时节，是无花果结果的时候。多年前的胡荣华，应该爬上去采过无花果吧！

画家仇德树和作家童孟侯是否爬过无花果树不得而知。但是，无花果树上一定还保留着胡荣华的印记。因为，胡荣华的平衡力是非常之好。小时候，他常常在志成坊的弄堂里侧身翻。而且，一翻就是十几个。即便在五羊杯激战之际，除了读小说，胡荣华还会到公园去玩碰碰车。2017年12月6号上午8点，在上海棋院举行的全国大学生比赛的开幕式上，西装革履的胡荣华、中国象棋协会副主席王连云、中国棋牌协会象棋部主任特极大师郭莉萍，和大学生象棋运动员分批合影。合影后，三人一起去了上海棋院的二楼贵宾室。脱下西装的胡荣华，随和自然。当我问起他小时候在志成坊弄堂里玩侧身翻的情景时，我们的胡大师竟然孩童般地旋转起来。一旁的两位忍俊不禁。而我，则迅速伸出双手看着胡大师。当然，我的担心纯属多余。

志成坊的“阿拉”们在潜意识里都认为，志成坊是一块风水宝地，因此也就倍加珍惜。

吉安路300弄弄堂口一侧，有一个老虎灶，下面出售热水，价格低廉。20世纪的50—70年代，每瓶热水是1分钱。老虎灶的上面，是茶水坐堂服务，可以喝茶泡茶，可以下棋。马路上下棋的那一伙棋友，下雨时会移至老虎灶楼上，继续他们的车马炮。这些良好的外部条件，为胡荣华棋艺的进步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旧区改造后，煤气使用普及，老虎灶消失。

母亲烧了他自制象棋

放学后，或者是节假日，不管是身在何处，胡荣华都会带着那副心爱的纸壳象棋。胡荣华常常会结伴到老西门垂柳婆娑的树荫下，兴趣盎然地和小伙伴们车马争雄。很快，纸壳象棋上的字迹因摩擦次数太多，变得模糊不清。胡荣华见状，会很专心地用笔重描。不多久，字迹又被磨掉，胡荣华会再描上一描。就在“一磨一描”中，胡荣华对车马炮之道顿悟，水平自然是日有所长。胡荣华成为学校和弄堂里的棋大王。

其后，胡荣华开始了他的浪迹天涯——去棋摊上闯荡江湖。

看到胡荣华的棋艺日有所长，父亲非常高兴。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儿子是一个可造就棋才。

父亲是高兴了，但母亲却不高兴了。原先总是笑嘻嘻看着胡荣华和姐姐和父亲下棋的母亲，开始坚决反对胡荣华下棋。母亲反对胡荣华下棋，并不是胡荣华因为象棋影响学习，胡荣华不仅从没有耽误过功课，而且，成绩一直是优良。胡荣华的记忆力特好，即使晚上因下棋来不及背书，第二天早上读上两遍，过目不忘。

有好几次，母亲甚至把胡荣华的象棋丢到了煤球炉里焚烧。母亲坚决反对胡荣华下棋的原因，是因为胡荣华在棋摊上下棋，经常是下到很晚才回。不仅如此，下完棋回家后，还经常坐着发呆。有时，含着饭也在想棋。特别是1956年广东省的《象棋》双月刊出来后，胡荣华在象棋上用力更甚。

胡荣华用妈妈给的零钱，一分一分地藏着，凑齐一毛钱后，就会去买一本《象棋》双月刊。买来后，先要看封底的实用杀局的测验。《象棋》双月刊上的实用杀局，比加减乘除复杂多了。胡荣华也不摆棋子，就在脑子里拆棋，胡荣华超人的记忆力很可能与这个童子功有关。实用杀局是先走方胜，和江湖排局的和棋相比，难度相对小一点。

胡荣华确实很迷象棋，有时母亲叫他吃饭，他也没有听到。吃饭时，胡荣华还用筷子在桌上画来画去，寻找残棋的突破方案。母亲见状，非常担忧，她怕胡荣华因棋走火入魔。于是，便采取了极端行为。

经过几次烧了做、做了烧的反复，更因为胡荣华没有因下棋而耽误功课，人也没有因下棋变傻，又加上父亲的支持，几个月后，母亲终于让步，不再反对胡荣华下棋，也因此不去烧胡荣华的象棋了。

胡荣华的小学最早是在靠近肇周路的一所私立小学，叫思诚小学。后来改名为吉安路小学。改成吉安路小学后，小学的一半，在法藏寺里，胡荣华就在法藏寺里上课。和思诚小学相比，法藏寺里的课堂条件，算是好的。现在仔细想想，思诚小学应该改名为吉安路小学，吉安路小学也应该在法藏寺里上课。因为，这思诚两字，含有佛味。

胡荣华很快成了吉安路小学的“棋大王”。每天放学回家后，当然是先做功课。那时的功课好像也不多，胡荣华经常在学校里就做好了。做完功课，胡荣华就找人杀几盘，实在找不到人，就到志成坊弄堂口的棋摊，或者到附近的复兴中路顺昌路口的棋摊上，去看人下棋。

一根铁签引出的往事

复兴中路顺昌路口摆棋摊的，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中年人，姓邓。因为胡荣华放学回家经常去看棋，邓老板当然也注意到了戴着红领巾的胡荣华。在邓老板的棋摊上，从来没有胡荣华这样的小不点儿出现。而且，胡荣华的神态，又是那样的专注，那样的少年老成。那时的棋摊，下一盘棋由输者付2分钱，和棋一人1分。作为孩子的胡荣华，只能站在棋摊一旁当观众。一天，也许是因为生意清淡，也可能是想测试胡荣华的棋力，邓老板主动招呼胡荣华和棋客分先对弈：“小朋友，你怎么光看不下呢？”

胡荣华老实说：“我没钱。”

邓老板说：“你在这里下棋，输了不要你付钱。”

听到不需要付钱，胡荣华便高高兴兴地坐了下来。不一会儿，过来了一个要下棋的成年人。摊主上去介绍：“今天这里没有人，你不如和这位小朋友下几盘吧。”对方看到确实无人，便坐下来漫不经心地和胡荣华你来我往起来。当时的胡荣华，9岁刚出头，个头又小，成年人一般不会把他放在眼内。没想到，胡荣华竟连胜了4盘。对方绝对没有想到，他会连输4盘给胡荣华这样一个小孩。这个时候，棋摊上已有旁观者。之后，又换了几个对手。邓老板没想到，胡荣华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又胜了10盘。这不是胡荣华的最高纪录，有一次，胡荣华在一个小时里赢了23盘，帮老板赚了4角6分。胡荣华大过了棋瘾，摊主当然是十分高兴。他希望胡荣华多去去他的棋摊，条件还是不变，胡荣华输了不付钱。那个时候的胡荣华，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实力：在邓老板的棋摊，他不大可能输棋。邓老板是让他这个小孩子为棋摊招引对手！按照时下的说法就是为他做广告代言人，而且又是免费的。那时行话，他胡荣华就是坐地虎，地头上的老虎。当时的胡荣华没有想那么多，胡荣华只是想万一我输了，不需要付2分钱，又有棋可下，很划算。胡荣华的广告效应确实很大！大到什么地步呢？每当胡荣华在那里和大人下棋，他们的周围，都会被围得密不透风，胡荣华的身后，人更多。因为胡荣华人小，观棋者在胡荣华的后面看得更清楚。有一次，胡荣华下得兴起，忘记了回家吃晚饭。母亲先是到弄堂口的棋摊找他，没找到。母亲又赶到复兴中路顺昌路口，走进棋摊后，她一时竟没有看到胡荣华，胡荣华被淹没在人群里。

胡荣华回忆：复兴路靠近济南路那里，扬州人陈荣棠开过一个棋摊。陈荣棠当时也是上海名手，他那个棋摊开的时间不长。复兴路顺昌路铁门里老邓的棋摊，开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老邓棋摊头棋艺的平均水平，稍微差一点。好一点的是在顺昌路往北面走，在以前的顺昌路小菜场对面的香烛店。那个时候，香烛店里最好的棋手是汤秉堂，汤秉堂的水平，当时在上海三流棋手里是最高的。

今天的复兴中路顺昌路口，已经是旧貌换新颜。当年的石库门建筑早已影踪全无。有时，怀旧的胡荣华，只能是面对现代化的建筑，回味当年。

说起小时候下棋的棋摊，胡荣华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杨柏伟问胡荣华：“在以前的老照片上看到棋摊一侧有一根铁签状的东西，上面有一圈一圈的牌子，那是塑料筹码吗？”

胡荣华告诉杨柏伟，那确实是筹码，但不是塑料做的。那个年代，还没有塑料。筹码是用硬纸板剪出来的，一个筹码代表2分钱。2分钱一盘棋，不算低。要知道，当时的大饼，不过是3分钱一个。

1967年生人的杨柏伟，毕业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任职于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曾做了17年的棋牌类图书的编辑。在中国的出版界，编辑棋牌类图书最多的编辑，应该是非他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