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毛主席举行国宴，招待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的代表。钱学森也在被邀请之列。当钱学森拿着请柬，按照请柬上的座号找到37号的时候，发现座位上写的不是自己的名字。

钱学森有些疑惑，再次拿出请柬进行核对，发现请柬上写的就是37号。就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向他走过来，非常礼貌地对他说：“您是钱学森同志吧，请跟我来。”

跟着工作人员，钱学森来到了一张桌子旁边。细心的钱学森这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号桌，他知道这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就餐的桌子，他更加疑惑了。就在这时，工作人员指着一个座位说话了：“这是您的位子。”

毛主席和钱学森正在笑谈

钱学森顺着工作人员的手指看过去，就在工作人员手指座位的左边桌面上，竟然写着“毛泽东”三个字。按照宴会礼仪，毛主席显然坐的是主陪位置，那钱学森坐的岂不是主宾位置？

就在这时，宴会大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原来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进入了大厅。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犹豫着不敢落座的钱学森身边，伟人笑着对钱学森说：“学森同志，请座。”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钱学森身上，他更加局促不安了，由于紧张，他一时没有坐下来。毛主席补充说：“那边你的名字，是我给划掉的。你是我的贵客，我今天要好好向你请教。”

钱学森为何能成为毛主席的贵客？毛主席为何对他如此尊崇？

毛主席接见钱学森

异域求学为报国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中国最黑暗的岁月中度过的，慢慢的，他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抱负。

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交通大学，他学的是工程机械，因为他知道中国之所以被列强欺侮，就是因为工业落后，而工业落后的根源就是科学技术落后。1935年，清华大学招收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钱学森顺利考中。

赴美之前，钱学森对同学说：“如今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我到美国去深造，学成之后，定当回来报效祖国。”

到美国后，钱学森先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他仅用一年的时间，就修完了研究生的课程，拿到了硕士学位。第二年他又转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当时世界最顶尖的航空专家，伟大的航空工程学家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并成为冯·卡门的得意门生。

钱学森（中间）和冯·卡门（右）、空气动力学之父普朗特（左）

1947年，钱学森被母校麻省理工学院聘为教授，两年后他成为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

1955年，当钱学森拿自己的精心之作《工程控制论》请老师冯·卡门指正的时候，冯·卡门只翻了一下大致的内容，就对钱学森说：“你的学术造诣已经不弱于我。”也就是说，此时的钱学森已经能够比肩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大师了。

漫漫回国路

钱学森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恰逢新中国成立，他决心回国为新生的共和国大干一场。

1950年，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收拾行装，准备回国。钱学森知道，国内最缺乏的是专业书籍，于是他带足了各种书籍，连同他多年的笔记，足足有800多公斤重。

但是美国却百般挽留他，钱学森坚决地对美国人说：“我必须回国，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软的不行，美国人就来硬的，于是找了个理由非法扣留了钱学森一家。

美国人知道钱学森的价值，更知道他对于新中国的意义。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说：“钱学森对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了如指掌，他一人能顶5个师，我宁可杀掉他，也不能让他回中国。”

钱学森被迫参加美国听证会

1950年9月7日，联邦调查局借故逮捕了钱学森，在特米那岛上关押了14天后，直到加州理工学院送来1.5万美金的巨额保释金，钱学森才得以释放，但从此，钱学森一家就被美国政府监视起来。

即便如此，钱学森和夫人也没有放弃回国的希望。

1954年，蒋英打电话给中国城的华侨，要他们帮忙买菜。一位华侨给蒋英送菜的时候，在菜篮子里藏了一本《人民画报》，画报上有一张照片，那照片就是流传广泛的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和中央政府领导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影像。

蒋英发现在毛主席的身后竟然有一个她熟悉的身影，那就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老人，蒋陈两家可以说是世交，蒋英的父亲蒋百里称陈叔通为老师，蒋英称陈老为太老师。

开国大典上的陈叔通（中间）

陈叔通（右一）

蒋英拿着这张照片给钱学森看，他们认定，有太老师在，他们回国就有望了。

于是夫妻俩赶紧给陈叔通写信。但是他们不知道陈老的地址，于是决定先把信寄给钱学森的父亲。可仔细一想，直接把信寄给钱父也不妥，因为美国人肯定会检查他们的信件，那样他们回国的目的岂不是要暴露？

蒋英还有一个办法，她的妹妹当时在比利时，于是就把信寄给在比利时的蒋妹，然后让蒋妹把信转寄给钱父，再通过钱父把信转给陈老。

钱学森写的求救信

钱学森的信辗转来到了陈老的手中，信中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一是钱学森强烈希望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二是揭露了美国人的两面派嘴脸——美国人表面上说决不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实际上却扣留了钱学森和郭永怀等爱国科学家。

陈叔通读信后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然后立即把信送到周总理手中。

周总理看到钱学森的信，连声叫好。当时王炳南正在日内瓦跟美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周总理让外交部立即转交王炳南，让王炳南揭露美国当局阻挠中国科学家归国的恶劣行径。

面对钱学森的信件，美国大使约翰逊再也无法抵赖。周总理又安排王炳南提出用朝战时期俘虏的11名美国飞行员，来交换钱学森。

交换钱学森的11名美国飞行员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夫人蒋英和一双儿女，踏上了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因为中美当时尚未通航，他只能转从香港回国。

10月26日，钱学森一家终于来到北京，住进了早就安排好的北京饭店。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妻儿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钱学森热泪横流：“祖国啊，我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一家在回国邮轮上的合影

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开创者

回国不久的钱学森，被安排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任院长的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出导弹来？”

钱学森胸有成竹地说：“西方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到！”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我国首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成立了，钱学森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五院设在一个招待所，当时那里人迹罕至，草木丛生，设施简陋，而且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其工作条件之艰苦可以想象。

更困难的是，安排给钱学森的团队成员，全都对导弹一无所知，钱学森要首先给这些科研人员进行扫盲。于是他亲自编写教材——《导弹概论》，给大家从最基础的知识讲起。

为了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钱学森先培养老师，然后让这些老师再去给其他人讲课。而这些所谓的老师，都是一边学习，一边讲课。我国最早的导弹、航天人才，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导弹研究摊子大，钱学森不可能每个环节都要顾及。但是遇到一些技术难题，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请钱院长指导。

钱学森（右一）

有一次，在进行东风-3号发动机地面试车的时候，连续出现故障，科研人员都急坏了。

钱学森到试车现场，听取了大家的汇报以后，又对试车情况进行详细地观察研究，他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单纯关注故障，而应该思考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发动机的燃烧稳定性。看看是不是跟高频振荡有关。”

一句话启发了大伙，大家从高频振荡的影响出发，对发动机进行设计改造，再次试车，结果圆满成功。

钱学森不仅是导弹研究的技术灵魂，他还极有胆识。

60年代的一次导弹试验过程中，科研人员忽然发现导弹弹体瘪了个坑，所有在场的人员都紧张起来，这可是严重的故障，大家都认为必须中止导弹发射。

钱学森得到报告后，亲自攀上发射架，他经过仔细察看，认为弹体虽然变形，却并未造成整个弹体结构的破坏。钱学森断定，这是在加入推进剂的时候，忘记关通气阀，造成弹体内部形成真空所致，下一步点火发射的时候，弹体内就会充气，内部压力自然会升高，这样就会使弹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所以这个故障不至于影响导弹发射。

但是大家都没有经历过这类事情，心里都没底，基地司令甚至都不敢在给中央的报告上签字。钱学森果断地说：“出了问题我负责。”聂帅接到报告后，大笔一挥：“同意发射。”

导弹如期发射，结果正如钱学森所料，获得圆满成功。

钱学森虽然是绝对的技术权威，但他却非常民主，在工作中不仅虚心听取老同志的意见，年轻人的意见他也虚心接受。不管是经验丰富的老专家，还是年轻的后生，只要讲得有道理，钱学森就积极支持。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次进行导弹射程试验，按照当时的情况，预计达不到设计的射程。这时，一位年轻人向钱学森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位年轻人名叫王永志。他说：“可以泄掉一定量的推进剂。”

按照常规思维，增加推进剂，增加推力才有利于增加射程。但是钱学森明白王永志的意图，他是要通过减少推进剂，来达到减轻导弹重量的目的，这样自然能够增加射程。钱学森于是拍板，就按王永志的主意办。结果试验达到了理想的目标。

后来，钱学森还大胆重用王永志，任命他为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在钱学森的领导下，1964年6月，我国成功试射了中近程导弹。同年10月1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1970年4月24日，我国把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天空，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钱学森为中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航天时代。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正在调试

领袖的尊崇和保护

1956年1月，中央召开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自然少不了毛主席等几位领袖人物，而钱学森也被邀请参会。

会前，毛主席还专门会见了钱学森。

钱学森到达中南海以后，首先接见他的是周总理。周总理跟钱学森亲切握手并简单交流之后，就领着钱学森来到毛主席当时的住处菊香书屋。

周总理让钱学森在门外稍等，自己向毛主席报告：“主席，你盼望已久的贵客，我给您请来了。”

“快快请进！”不等钱学森进门，毛主席就向门口迎去。一见钱学森，毛主席上前握住他的手说：“学森同志，真是盼望已久啊，你是我们的火箭专家，是我们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啊！”

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当时只出了英文版，国内还未有中文版，钱学森没想到，毛主席对自己的专业了解这么详细和深入。

菊香书屋

钱学森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我早就想来看望毛主席，但考虑您日理万机，生怕打扰您。”

毛主席却说：“哎，其实是我早就想请你来面谈，只是考虑你刚回国，肯定事情很多，才没有惊动你。”稍微停了停，毛主席又说：“美国人说你能顶5个师，他们低估了你啊。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的价值要大得多。我正在学习你的《工程控制论》，我看你不仅造火箭、导弹在行，你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建设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会面之后，毛主席留下钱学森吃饭。毛主席用家乡菜招待钱学森。饭桌上，毛主席对钱学森说：“学森同志，我们的湖南菜那可是辣得很啊。”

钱学森说：“一个人来世上，酸辣苦甜都要尝。”

毛主席听后大笑，就夹起青椒炒肉送到钱学森的盘子里，说：“说得好，你现在就来尝一尝。”

1964年，原子弹试爆成功两个月后的12月26日，毛主席破例举办了一次生日宴会。

人们知道，毛主席向来反对过生日之类的活动，但是这一回，毛主席却将生日宴会搞得规模较大，一下子把参与原子弹研究的重要科学家都请来了，这中间自然少不了钱学森。

生日宴会上，毛主席当着在场的人称赞钱学森是火箭之王、工程控制论之王。

宴会上的陈毅和钱学森

由于钱学森的特殊工作，他的安全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过问钱学森的安保工作，他们安排开国上将、我们的特工之王李克农专门负责钱学森的安全，李克农安排了8个武艺高强的警卫保卫钱学森。

尽管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周密，1964年还是发生了特务对钱学森投毒的事件，好在公安机关及时侦破，才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之后，毛主席再次过问钱学森的安全问题。周总理亲自让人安排一位化验员专门负责钱学森一家的食品安全。凡是进入钱家的食品，都要经过化验才能过关。

按照规定，钱家吃的食物都要在电冰箱中留下样品，24小时以后，才能丢弃。当时的冰箱可是奢侈品，我们自己还没有制造能力，钱家用的冰箱是从苏联用宝贵的外汇换来的。

不爱钱，不恋官

钱学森不仅是科学巨匠，他还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困难，很多人忍饥挨饿，但是政府却特别照顾钱学森等科学家，不仅保证他们吃饱，还额外供应他们补养品。一向温和的钱学森却发了脾气，他拒绝吃肉，拒绝搞特殊，坚决跟大家同甘共苦。

钱学森

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中文版出版以后，他把稿费当作党费交给组织。1962年，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两书出版，得到的几千元稿费，他也作为党费上交。

困难时期，钱学森多次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1963年，钱学森给五院的书记写信，要求把自己的工资从每月450元，降到350元。

1992年，钱学森获得了一笔巨款——100万港币，这是他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的奖金。他收到支票的同时，就写了一封委托书，把这笔钱捐给了国家，用于西部地区的治沙工作。

钱学森虽然姓钱却不爱钱，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

钱学森是第一任五院院长，后来他申请辞去这一职位，甘心做副院长。在给聂帅的申请中，钱学森是这样说的：“我既要搞科研，又要管全院的吃喝，实在没有这么多精力。”

最终聂帅答应了钱学森的要求。他后来担任的职务，诸如国防科委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都是副职。

对待荣誉，钱学森也视若浮云，有人称他是“导弹之父”“火箭之父”，钱学森却笑笑说：“‘两弹一星’是巨大的工程，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功劳属于党，属于大家。”

晚年的钱学森

1992年，钱老已经年过八旬，行走困难，他给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写了一封信：“近来，我因年龄关系，已不能参加学术活动，故已无力承担中科院学部委员之职，特提出申请，辞去学部委员。”

辞去学部委员以后，一些同事、熟人见了钱老还是习惯性地叫他“钱院士”，钱学森马上纠正说：“不要叫院士，我现在已经不是院士了。”但他又幽默地补充说：“可以叫我资深院士。”

钱学森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为我国的航天、导弹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还在人格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钱学森不愧为风范长存的科学大师。

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老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开后举国悲痛，许多人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为钱老送行。

钱学森的遗体告别仪式

钱学森去世前留下遗言：葬礼一切从简。但是这次，国家没有答应他，钱学森的遗体和棺木上都覆盖着党旗，由三军仪仗队为他抬棺。而这，也是钱老应该有的待遇，他受之无愧。

三军仪仗队抬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