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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士族是在东汉大姓名士的基础上依据当代官爵通过九品官人法而形成的，那时士庶区别还不像后来那样不可逾越，晋代士族有的拔自汉末曹魏时的寒门，如作为东晋当权士族之一的颍川庾氏，汉魏之际仍出身卑微；又如东晋第一流高门的陈郡谢氏，也是到东晋才上升到与琅琊王氏并列，唯其“先世无闻”，故被视为“新出门户”，及至晋宋间还有人对这一家的门第不太尊重，我们知道永嘉乱后，以河南地区为主的北方士族大量南渡，正是这些所谓“侨姓”构成东晋政权的核心。

汉代以来的三吴高门在孙吴灭亡以后，政治地位下降，当时的西晋政权为了安抚南人，也曾征召一些代表人物入洛任官，但毕竟为数不多。不过江东大族的经济基础未尝动摇，他们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潜在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在镇压石冰起义和陈敏之乱中，以义兴周氏为代表的三吴士族作为地方力量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作用。他们和侨姓高门共同拥戴司马都，建立东晋政权。

东晋时期的高门实际上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青兖司豫士族和以建康为中心的三吴士族。

一、南朝的高门大族的地位

高门大族是士族的最高层，中正品第，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中的衣冠，就是指的这些高门。士族低层被称为“寒士”、“卑微士人”、“士人之末”等。他们显然也取得了士族最基本的特权即免役，但在门阀序列中仍受到高门的蔑视，在作为门户高低标志的婚、宦上不可能与高门等同。诸州郡又各自有地方性的士族，他们在本州郡按照东汉以来传统，被辟为州郡缘属，特别是在没有高门的地区，他们作为地方势力而受到尊重。

众所周知，门户高低的标志是婚、宦，宦的主要标识是所谓“起家官”。原先并没有规定起家什么官职才被认为是士人并享有免役特权。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颁布了七条准则，凡曾任七条规定的这些官职，就得以“名挂士流”免除徭役，也即享受士族的基本特权。

既然有了这样的标志，寒门地主和富裕商人为了跻身士族行列得到免役特权，就努力设法使自己的家族符合上述规定。因此宋齐时代许多寒门地主和富商纷纷贿赂主管人员，按照上述标准改窜户籍，冒注父祖官职，以取得士族身分，从而扩大了士族队伍。

到了梁代，梁武帝通过职官制度的改革，扩大了所谓“清官”的范围，将原来乡论列于中、下等的官职也作为“二品清官”，实际上也就是在法律上承认那些以各种途径取得士族身份的新兴门户得与高门并列。

宋齐时代一方面是士庶区分最严格的时代，所谓“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又是士庶趋于混淆的时代，所谓“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宋齐二代士庶不分”。士庶区别在宋齐时代的严格化，也正因为此时士庶有混淆的危险。

面对大量的寒门地主商人纷纷挤入自己的行列，受到威胁的高门士族不得不深沟高垒，严加提防，以保护自己的权益，阻断寒门上升的途径，企图表明法令认可甚至皇权直接干预也不能代替和逾越士庶区别的传统界线。南朝高门诚然也有升降，但除了因联姻皇室上升的兰陵萧氏出自寒门以外，基本上仍然是魏晋以来旧门。

东晋时他们是统治核心，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先后掌握军政大权，充任几次北伐的主帅。东晋末年，孙恩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席卷吴会，好几个在当地拥有田园别墅的高门贵族，如会稽内史王凝之一家，吴兴太守谢邈、黄门郎谢冲一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兄弟，以及南康公谢明慧、嘉兴公顾胤等，相继被起义军杀死。

二、南朝高门大族的堕落

而当义军临阵击斩统兵镇压的第一流高门陈郡谢琰以后，东晋高门士族中将才竭绝巳尽，此后直到陈朝，统兵大将绝大多数出自寒门，高门士族几乎完全丧失了军队的指挥权。也是在宋齐时期，皇帝亲信的寒人充当中书舍人，专掌军国机要，夺取了至关重要的中书省大权，南朝史籍所载恩幸或幸臣传中人物，几乎都任此职。

当时不仅中央方面由寒人担任将帅执掌机要，而且地方上也任用寒人为典签，监督军政，典签之职号称“威行州郡，权重蕃君。”因此齐梁时代.高门士族虽然仍旧担任中央最高长官，高踞统治集团顶峰但实权业已旁落下移，逐渐转移到地位稍低的士人或寒人之手。

这种政治格局的演变根源于皇权与高门士族的矛盾，皇帝为了强化趋于衰弱的君主集权，必须对一些门阀大族进行限制和削弱。而上升中的寒人也力图打破高门士族的政治垄断，于是在某种程度上皇权得以依靠次等士族和寒人势力，限制乃至剥夺高门士族的权力。

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高门士族自身的腐朽，使他们无法胜任作为统治核心的职责。这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在玄学清谈盛行的氛围中成长，以“身在廊庙心在山林”自居，但求放达，不婴事务，于是“望白署空”，“以躬亲吏事为耻”。

另一方面，他们凭借高贵血统，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没有也不必有“应世经务”之才，不能也不需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早在东晋末年，高门士族就大都鄙薄武事，不肯屈志戎旅，逐渐丧失了军事上的指挥权。

到齐梁之际，更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出则车奥，入则扶侍，未尝乘骑，多不习射，骑则果下马，射则“弱弓长箭”，博射而已，因此“不知有战阵之急”，更不用说躬自驰骋疆场，统兵临阵。正因为这些高门士族难以“应世经务”，所以颜之推批评“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是“眼不能见其睫”。

承平之时，高门士族虽无实权，尚能高官厚禄，以门地自矜，及至梁末候景之乱，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肤脆骨柔”，“体硬气弱”，“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往昔，“求之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于是颠沛流离，转死沟壑。

三、侯景之乱后的南朝士族残喘

侯景之乱既沉重打击了以建康为中心的侨、吴高门士族，破坏了行将没落的门阀统治秩序，稍后的西魏攻占江陵，聚居在江陵的荆、扬士族又全部被虏北迁，身为囚虏，即使是“千载冠冕”，若非死于转徙之途，也不免“耕田养马”。

在建康废墟上重新建立政权的陈王朝，幸免被虏的高门士族如琅琊王冲、王通及其子弟，以及陈郡谢哲、谢嘏等，虽然仍虽高位，不过是作为门阀政治的点缀而已。事实上身居高位的高门士族作为政治上的点缀品由来已久。这是由于士族日益加深的腐朽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于高门士族传统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地位，以及社会上根深蒂固的门阀观念在顽强地起作用。

士族固然需要附庸于皇权，而皇帝也需要利用他们，诸如擢才取士，赞礼导传，乃至禅代之际的奉册授玺，都还离不开他们，甚至出于寒门的皇室也乐于同士族联姻。这种情况不独陈朝而然，宋、齐、梁诸朝也大抵如此。

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又一次将陈朝贵族宜僚北迁关中，所谓“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尘埃”。从此江南高门士族，特别是早就脱离了宗族乡里根基的以王谢为代表的侨姓高门，几乎倏然从江南消失。

《全唐诗》卷130崔颗《江畔老人愁》记老人“自言家代仕梁陈，垂朱拖紫三十人。两朝出将复入相，五世叠鼓乘朱轮。父兄三叶皆尚主，子女四代为妃嫔。南山赐田接御苑，北宫甲第连紫宸”。后隋军攻入建康，衣冠士子多陷锋刃，他虽脱身逃到海边，却“罢兵岁余未敢出”。其后逃归故里，“零丁贫贱常辛苦”，不得不躬自采樵刈稻以谋生计。

诗中未言此人姓氏，但从诗中所叙可知是江南高门无疑，很可能即是王谢后裔。灭陈次年，江南爆发大规模的反隋暴动，几乎遍及故陈境内，为首的竟没有一个当年的高门，他们大抵是诸郡土豪和偏远地区“穷陬深洞”的酋豪，即所谓“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属于梁陈之际崛起的边区地方势力。

综上所述，可知组成东晋政权统治核心的是河南诸州的侨姓高门和三吴地区的吴姓高门，他们都是魏晋、孙吴时期的旧门阀，居于士族的最高层，诸州郡各自有地方性的士族，他们地位较低，但仍能享受被辟举为州郡僚佐或岁举为秀孝的权力，特别在没有高门的州郡是这样。史籍所载被称为“寒门”或“卑微之士”的，部分就是这些人。

免役是士族的基本特权，宋齐时代许多寒门地主贿赂主管人员改窜户籍上父祖官位使之合于士族条件，以及梁武帝的职官制度的改革，导致士族队伍扩大。宋齐以来高门士族的腐朽性日益暴露，权力旁落下移，统兵大将全都是寒人或次等士族，宋齐时代中书省长官的权力几乎全移于由低级士族或寒人充当的中书舍人之手。侯景之乱，西魏攻占江陵，给予高门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灭陈朝后，江南的高门士族基本上消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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