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中，潘金莲曾经因为一只红鞋搅得家里天翻地覆，先是对丫鬟秋菊又打又骂，命令她顶着一块石头跪在太阳底下，又唆使西门庆痛打小厮小铁棍儿，将这个十岁的孩子打个半死，后来又大骂西门庆，当他的面取了把刀，把那只红鞋剁个稀烂。

文中是写道：“取刀来，等我把淫妇剁作几截子，掠到茅厕里去！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

红鞋背后有什么故事？

潘金莲和西门庆在花园里鬼混时丢了一只红鞋，到处找不到，后来丫鬟秋菊在西门庆的房间里翻到一只红鞋。

当时这鞋是从“在书箧内寻出来，和些拜帖子纸、排草、安息香包在一处”。

她兴冲冲地拿给潘金莲。但是，潘金莲发现这只鞋不是自己的。

原来，它是属于西门庆的情妇宋惠莲。

宋惠莲是下人来旺儿的媳妇，被西门庆看上。宋惠莲因此得意忘形，仗着西门庆的宠爱，一次次地得罪了潘金莲，两人之间就结下梁子。

宋惠莲所依仗的武器就是“鞋”。

她向西门庆炫耀自己的脚小时，故意拿潘金莲的鞋和自己的鞋做对比：“拿甚么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试了试，还套着我的鞋穿。”

之后，在第 24 中回里元夜看灯时，宋慧莲更将潘金莲的鞋套在自己的鞋子外面穿，当众展示和炫耀自己的小脚。

这一系列的挑衅行为直接激发了潘金莲的恨意。

后来，宋惠莲被潘金莲设计，自杀而亡。

这会，潘金莲居然在自己男人的房间里发现情敌的信物，这还了得？她必要想方设法，毁了那只红鞋。

鞋是男女间的信物？

古代男女间留存信物，本身挺正常的，但是留啥东西不好，干吗要留女人的一只鞋呢？

其实，在古代，鞋这玩意儿对男女来说，可是别有深意的。

在唐传奇《霍小玉传》中，曾专门对此做过解释: “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

从那时起，鞋就因为谐音“谐”，被赋予男女关系“和谐”之意，代表着双方的情意。

《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中曾明确提道：“在明清两代，男性视三寸金莲为女性之至美……三寸金莲也由此被视为女性的最突出的性特征，因为被女性隐秘地保护在及地长裙之下而不敢露”，“金莲与性爱的密切关系使明清时期女人的履袜也都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尤其是绣花弓鞋，总是被作为女性的亵物而严密隐藏……因此它常成为女子向情人传情达意的信物，也受到男性的特别关注”。

在《金瓶梅》中，潘金莲所丢的红鞋后来到了陈敬济手中。

陈敬济是西门庆的女婿，他和潘金莲很早之前就眉来眼去，只是一直没机会，他拿到这鞋时，心里立刻琢磨起来：

“我几次戏他，他口儿且是活，及到中间，又走滚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里。今日我着实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帐儿。”

后来，他向潘金莲索要汗巾子，以此作为还鞋的条件，果然如愿以偿。

一只红鞋，藏匿着暧昧，催生了情欲，并圆满地帮助男女双方缔结私情成功。

鞋为什么是红色的？

《明清社会性爱风气》说：“一般来说……青色多为年纪大的妇女所穿，青春年华的女子则通常都穿红睡鞋，红色耀目，有一种热情似火的感觉。”

而西门庆在《金瓶梅》第28 回中，曾说过：“我达一心只喜欢穿红鞋儿，看着心里爱。”他明确表示，自己只喜欢“红鞋”。为迎合他的喜好，他的妻妾以及众多的情妇们纷纷穿着一双红鞋。

在《金瓶梅》中，各类红鞋的意象曾多次出现。如第29回中，潘金莲、孟月楼和李瓶儿聚到一起，商议做鞋时，潘金莲就表示要做一双“大红鞋素缎子白绫平底鞋儿，鞋尖上扣绣鹦鹉摘桃”；在李瓶儿病故，众人装裹她时，也特别提到她“心里只爱穿那双大红遍地金鹦鹉摘桃白绫高底鞋儿”。

红鞋在肆无忌惮地彰显着女人的美丽和青春的同时，却也在悄悄引领着男女们踏上死亡的阶梯。

西门庆临死前还在和他的情妇们纵情声色，身边的女人多数脚着一双红鞋，王六儿穿着“大红潞白绫平底鞋儿”，如意儿穿着一双“红段子睡鞋”；潘金莲屡次出场时，脚上都是一双“大红鞋儿”。

正如《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自己所言：“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

畸形而荒诞的“鞋杯”

西门庆不但喜欢看女人们穿着红鞋，更会拿着女人的鞋来取乐。

书中第6回写道：“又脱下他( 潘金莲) 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里，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

虽然，这类情节在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鞋杯”这玩意儿可绝对不是西门庆一人所独有的。

《南村辍耕录 金莲杯》云：“杨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再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

《万历野获编妓鞋行酒》亦云：“隆庆中，云间何元朗觅得南院王赛玉红鞋，每出以觞客，座中多因之酩酊。”

《坚瓠集 鞋杯词》：“嘉靖中，临朐冯汝行少负才名，领乡荐，知涞水县……因仕不得显秩，肮脏归海滨，以文酒自娱，作鞋杯词……”

“鞋杯”，自宋代就已出现，又被成为“金莲杯”，或者“双凫杯”。饮酒时，把酒杯放在窄小的绣鞋中，再用绣鞋传递酒杯，以此为娱乐。当时，不仅是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阶级，那些文人、士大夫、贵族等纷纷将“鞋杯”视为风雅、趣味的代表。

不仅是西门庆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奢靡淫滥的风俗使然。

明代早期，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中下平民皆对程朱理学大力推崇。但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因为政治的腐败，国库的空虚，朝廷力量日渐衰败，而与其相反的是中国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地方经济的强大和中央政权的衰弱形成了激烈的冲突，这一冲突直接反映在思想意识的变化上。

从那时起，程朱理学开始走下神坛，走向衰败，而王阳明的“心学”学说逐渐崛起。“心学”学说的思想本质是强调个性化的发展、个人意愿的尊重及个体创造力的调动，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瓶梅》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反抗，也是一种人性的苏醒。所以，在那个时代，孟玉楼在自己的丈夫死后，选择了再嫁，而非守寡；李瓶儿在与第二任丈夫蒋竹山发生矛盾后，也直接选择了解除婚姻关系，再次改嫁给西门庆。

只是当人性被压抑、束缚了太久，在面临苏醒和释放后，常常又会失之于放纵，走向另一个极端。

书中的大部分男女，在摆脱了原有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后，转而陷入了对金钱、情欲的疯狂追求中，在无尽的欲海，人性的扭曲中失去了自己真实的本性，成为了物质和情欲的奴隶！

在这一幕幕光怪陆离的异象背后，金瓶梅的作者隐然其中。在“云霞满纸”的背后，却是作者的“辛酸泪”；“满纸荒唐言”里藏着他对人性的理解，对现实的宽容。

在这个“一国之人皆欲狂”的时代，他看着他们走向命运的深渊，却无力挽回，只能和着血泪，将自己的无力和哀痛一笔一笔写在书中。

正如清代文人涨潮在《幽梦影》中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