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事后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图|季振同

从此以后，红五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一支主力，被正式载入史册之中。

然而遗憾的是，历经数次激烈的作战，红五军团后来的牺牲很大，能够活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人是少之又少。

1974年，原红五军团出身的开国少将张明远到北京探望朱老总，闲聊时朱老总问起：

“现在红五军团还有多少人？”

听了朱老总的问话，张明远明显一愣，但还是老实回答道：

“只知道在北京工作的还有十二三人。”

朱老总拿出纸笔，一个个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了下来，当时张明远已经没有工作太长时间，朱老总还详细的询问了他的生活状况，并耐心的安慰了他：

“不要紧，以后会有工作的。”

张明远是原来国民党第26路军中的人，如果不算后被派到红五军团工作的红军将领，张明远似乎是起义人员中获得少将军衔的唯一一人。

至于领导起义的赵博生、董振堂，他们已经牺牲很久，而最让人惋惜的莫过于季振同、黄中岳两位将军。

一

据资料记载，在宁都起义前，董振堂、赵博生对季振同、黄中岳做了多方面的试探和准备工作。

赵博生虽然是西北军出身，但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在部队中接受到了共产主义熏陶，大革命失败后，赵博生还派心腹专程去找中国共产党，一直到后来，赵博生受孙连仲邀请出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参谋长，当时在军中的地下党组织注意到了赵博生的思想状态，这才将他吸收入党。

董振堂在宁都起义前，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内心倾向革命已经很久，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董振堂内心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因此在起义以后不久，董振堂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原来在国民党第26路军中，并无党的基层组织，只有留在该部25师73旅旅部任上校参谋的刘振亚是共产党员，当时刘振亚同河南省军委保持联系。

毫无疑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刘振亚的努力下，26路军中的党员逐渐增多，在河南发展了一批，后来该军被调到江西剿共后，又发展了一批，其中最大的成就是，把26路军的参谋长赵博生发展成为的地下党员。

不过即便如此，当时在26路军中的党员满打满算也不过只有二十几人。

尽管宁都起义是在党中央的指挥下进行的，但无疑确实仓促了一些。

1931年11月底，在26路军工作的中央特派员王超被派往上海汇报工作，但因为党组织基层被破坏，当时26路军准备起义的两份文件不慎落入敌手，因此26路军在当时就决定提前起义，但因为过于仓促，部队不能全部掌握，当时中央的指示也只是：

“用最大的努力争取起义，如不能全部起义，则要以73旅以及全部党员控制的队伍起义。”

当时26路军73旅旅长是董振堂，他有把握带走全部的73旅恶，而且当时73旅之中也有不少党员。

不过，后来宁都起义中，26路军参加起义的部队包括他们总指挥部，下辖的两个师直、6个旅直，17000多人，要知道当时孙连仲的26路军全部，也不过只有两万人，几乎是带走了全部（另外还有一个骑兵第四师）。

当时26路军中，总指挥孙连仲并不在部队中，而在孙部下辖的两个师中，董振堂旅、季振同旅都是属于25师，而当时27师师长高树勋也不在部队，队伍由赵博生负责，客观上为部队起义提供了机会。

赵博生首先争取了董振堂，因此73旅全旅起义没有问题，但25师当时下辖三个旅，除了75旅由参谋长边章五控制外，季振同的74旅就成为关键。

赵博生、董振堂为此做季振同的工作，然而这项动员工作从后来结果看竟然是异常顺利。

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三个性格相似，又都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可以说在接触到赵博生、董振堂的刹那，两人立马便被说动了。

回去以后，季振同立即召集74旅官兵讲话，宣布起义决定，黄中岳当时是74旅最精锐的一团团长，更是直接站起来表态支持：

“听旅长的话，跟着旅长走。”

季振同、黄中岳不仅对掌控74旅帮助大，甚至对掌握整个起义部队的帮助也很大，根据起义计划，74旅整体负责总指挥部和城西、城北部的警戒，以及解决25师师部和该师电台。

宁都起义使得当时的中央红军实力暴涨，从原来的4万多人发展至6万多人。

根据中央的决定，宁都起义的1.7万人被直接编为一个军团，即红五军团，归红一方面军建制。

红五军团建成以后，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赵博生任参谋长兼14军军长，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黄中岳任15军军长。其实从起义后的这项任命来看，也不难看出季振同、黄中岳在起义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为了将这支部队彻底改造，中央当时也派出了百余人的干部团队，对起义部队进行疏导教育。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并成立士兵委员会，当时毛主席、朱老总等领导人还多次找季振同、董振堂等红五军团干部个别讲话，鼓励他们放下包袱、积极工作。

不过，从改造起义部队本身来讲，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的，我军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其实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阶段。

不同于在解放战争末期，当时的红军相比于国民党军还处于劣势，因此如何安抚军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二

萧劲光在建国后专门写了一篇《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就谈到了对宁都起义部队改造的问题。

尽管宁都起义大获成功，但是不少参加起义的军官对苏区情况其实缺乏了解，他们基本上是属于被裹挟参加起义，后来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又不习惯我军的宣传改造政策，以至于闹出很多问题。

当时，红五军团3个军先后都出现过军官要离队的情况，因为部分基层干部扩大打击面，发动士兵控诉军官，许多军官都抵制改造，当时在15军，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恶劣的事件，政委左权被殴打。

那时红五军团上下谣言四起，道路纷传：

“季、黄已被扣留，中央已批准4军来缴15军的枪。”

考虑到事态比较紧急，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萧劲光特意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做了汇报，并同时向中革军委报告。

那时，中央对如何改造起义部队也无经验，甚至有的领导还主张用武力解决15军不稳定的问题，关键时候，是毛主席明确表态，反对这种解决方式。

“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

毛主席那时指示萧劲光，立即回到部队，并组织红五军团开会，会上传达他的话：

“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

萧劲光一听毛主席这句话，情不自禁的拍了桌子：

“好，拥护，我们坚决要求革命。”

从这一方面来看，毛主席确实有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的话向红五军团传达后，动乱的局势立马便稳定下来。

当然，从某种程度而言，季振同所起到的作用又更大一些。

在针对起义部队改造这方面，对于下面的战士而言影响并不大，真正影响的是上层军官，毫无疑问，身为总指挥的季振同更是深受影响。

从解放战争末期起义部队改造情况来看，多数起义军官虽然思想进步，也愿意接受改造，但作为旧军队出身的将领，身上自然也有很多习惯难以改变，比如苛责下属等等，更重要的是，季振同尽管追求进步，那时对于我党我军的政策，也处于一个模糊的理解阶段。

萧劲光记得很清楚，他刚到红五军团任政委时，季振同作为总指挥，一方面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而另外一方面则有一些戒备。

并不是说季振同排斥萧劲光，而是季振同担心自己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组织上对自己印象不好，因此在工作上十分谨慎，几乎可以用畏首畏尾来形容，按照萧劲光的描述就是：

“生怕被别人抓住小辫子。”

季振同起义之初，国民党当局派来策反的人员特别多，甚至不少还有书信递来，季振同把信全部都交了上去，无疑也是在向组织上说明他的态度。

萧劲光很能理解季振同的不易，平常工作时总是对季振同格外尊重，有事儿也会同他商量，下部队工作期间，萧劲光也很注意维护季振同在部队的威信。

到后来，季振同同萧劲光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红五军团经常排演一些节目，季振同、萧劲光经常受邀登台表演，两人一个表演军阀，一个表演帝国主义分子，两人都演的惟妙惟肖，事后两人互相开玩笑，季振同称萧劲光是“帝国主义”，萧劲光称季振同是“军阀”。

大家也都知道，两人是关系好，彼此开开玩笑，谁也没有太在意。

不久之后，季振同、董振堂提出了入党申请，董振堂是在萧劲光、赵博生介绍下入党，而季振同则是由朱老总、周恩来介绍入党，可见季振同当时作为红军三大主力军团之一的总指挥，是颇受重视的。

1932年1月10日，当时中央受“左”倾错误影响，盲目做出了攻打赣州的决定，彭老总率领红三军团开赴赣州，结果因为赣州城高墙厚，红军缺乏重武器，战斗陷入僵局，为了攻城，红三军团伤亡达3000余人。

在我军攻城之际， 当时敌人调动兵力包围了红三军团一个师，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是毛主席力主启用刚起义不久的红五军团参战。

季振同、萧劲光率领红五军团直抵赣州，将红三军团从苦海里拉出来，据曾参加赣州战役的黄维在解放后回忆：当时如果不是红五军团增援，他就有把握直接吃掉红三军团。

毫无意外的是，如果季振同能够活到解放后，被授予军衔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可终究后来还是出了意外。

三

之前我们聊起过，季振同自从起义以后，国民党当局派来策反的数不胜数，甚至还有书信，季振同都把这些信交给了萧劲光。

不过，当时党内受“左”倾错误影响，季振同的这一举动虽然无私，却仍然受到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怀疑、监控。

赣州战役不久后，中央苏区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要见季振同。

冯玉祥的高参胡景陶、刘冀带着冯的亲笔信找到季振同，但季振同当时并未出面接待，而是向中央进行了请示，经中央批准同意以后，才与之见面。

话又说回来，胡景陶其实也不是陌生人，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入党，只是后来同党失联，因为原来在74旅当过参谋长，和季振同熟识，因此才被派来联络，考虑冯玉祥已经下台，此次见面纯属是老友之间来往，并没有起兵的打算。

然而不久之后，中央的一个决定让季振同、黄中岳产生了困惑。

1932年3月12日，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下辖三个军团重新混编，仍然为三个军团，季振同事后惊讶的发现，原来红一、红三军团几乎没什么变化，但原隶属于红五军团的三个军，却被分开到三个军团。

其中，黄中岳率领的红15军被编入一军团林彪麾下，14军被编入红三军团，尽管红五军团当时也被分配了红三军，但季振同心里难免有个疙瘩，那时黄中岳也从心里上感觉不适，他是从旧军队中走来的红军将领，对老部队有特殊感情，不愿意离开红五军团。

同时，在师一级干部的配置上，季振同与中革军委的许多意见也不一致。

也许是感觉受到了排挤，不久之后，季振同便提出离开红五军团到苏联去学习。

从季振同本心而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毕竟当时中央红军从上到下都对苏联有着盲目崇拜，都视去苏联留学为荣，季振同无疑也想通过这个举动，表明他对党组织的忠诚。

然而，当时的中央受“左”倾错误影响，对季振同的动机表示怀疑。

图|赵博生

萧劲光在回忆录里写的很清楚，当他得知季振同想要离开红五军团到苏联去时，立即出面劝阻，并诚恳的挽留他，但并没有改变季振同的想法。

季振同那时对萧劲光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是大少爷出身，不懂军事，红军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我没有指挥能力，又吃不了苦，而且还戴着旧军阀的帽子，希望能去苏联学习军事。”

其实从这句话也不难看出，当时季振同所面临的压力，甚至于在当时，季振同还明确表示：

“请你放心，我不会再回到蒋介石那里去，我已经带着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总指挥，还是一名党员，回去以后肯定是要杀头，我不会把头送给他们杀，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到苏联去学习军事。”

据萧劲光回忆，季振同自从起义参加革命以后，并没有表现出后悔的情绪，他要求去苏联学习，本质上也是本着努力进步的想法去的。

据参加宁都起义的韩振纪回忆：

“董振堂听说季振同想要去苏联以后，立即带着我到季振同的住处，打算劝说他，我们到的时候，季不在，只见桌子上摆着马列书记，旁边一个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写着心得体会。”

季振同再三向董振堂表示，自己就是要到苏联去学习，以便回来能更好的干革命。

那时，中央对季振同的要求考虑再三，最终也同意了他的请求。

季振同离开部队时，就只带了一个警卫，诸如文件、图表、书籍等等统统没带，就连手枪以及跟随自己多年的青鬃马也没有带。

就在季振同离开部队以后，红五军团在董振堂指挥下参加了漳州战役，当时黄中岳指挥红15军受红一军团指挥，打的很出彩，也消弭了不少对他们抱有怀疑的人。

可不久之后，一场重大的变故直接导致了后来悲剧。

1932年5月7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抓捕了一个叫刘佐华的人，经过一番审讯后，政治保卫局认定刘佐华是“冯方派来的反革命代表”，顺藤摸瓜之下，政治保卫局在漳州抓了红15军军长黄中岳。

因为红军本身条件艰苦，部队改编之前，季振同、黄中岳为了解决部队寄养问题，曾在漳州、汀州等地开展业务，并委托红五军团经理处科长李聘卿任经理，在漳州办理业务时常住在同心旅社，红五军团也有不少人来往此地，办理业务。

不凑巧的是，刘佐华被抓时，李聘卿与红15军参谋长萧世俊人就在漳州的同兴旅社。

两人被捕以后，政治保卫局不知道为何，一致认定萧世俊就是派来同刘佐华联系的那个人，甚至在证据都不是很充分的前提下，在控诉书中却被说成是“人证物证具在”。

一同牵连被捕的还有“红校”总教官朱冠甫（曾任5军团参谋长）、总教官张少宜（曾任15军副军长），15军经理部副部长高达夫、红军学校管理员蔡佩玉，他们几人在事发时都不在漳州，而是在瑞金。

图|宁都起义旧址

就连已经获得中央同意，准备出发前往苏联的季振同，也在汀州泰和祥货栈被捕（红五军团开的货栈）。

尽管几人被捕都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但政治保卫局却认定他们之间有牵连。

当时，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都被定性为是反革命，被送上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审讯。

1932年8月3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宣布判决：

“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案件结果上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主席、项英坚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季振同、黄中岳都是宁都起义来的话红军将领，绝对不至于叛变，在他们坚持下，季振同、黄中岳被改判为监禁十年。

本来案件就此落下帷幕，季振同仍然有机会诉说冤屈。

可到了1934年8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即将踏上长征时，季振同、黄中岳被错杀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牺牲时季振同年仅33岁。

图季振同女儿季平龄（左）

事实上，毛主席就不止一次的说过，季振同、黄中岳是冤枉的，1972年，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明确表示：

“宁都起义，当然是我党做了工作，但季振同、黄中岳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说他二人不安心，想把队伍拖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也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搞死了！这件事，我也有责任的。”

1982年，中央组织部对此案进行了复审，对季振同、黄中岳予以公正评价，并予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