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7月25日，正是新文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间节点，还是个青年书生的毛泽东就曾预言二十年内，中日之间必有一场大战。

而1931年的9月18日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企图侵略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局部抗战的起点。

十四年抗战是一部用血与铁铸就的抗争史，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揭幕战。

当时年仅24岁的毛泽东就能预见到这一切，靠的不是所谓“风水玄学，神机妙算”，而是凭着超越常人的远见卓识、以独到的方法论切入要害，方可做到对未来形势的走向有所预知。

他曾预见：游击战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的“预言抗战”可不仅仅是预测其发生在二十年内，在抗战打响后，他曾做出过四个方面的伟大预见。

正是这“四个预见”对抗战进程乃至中国的命运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要说的就是毛泽东对于游击战的精准认识，早在抗战初期他就预见到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并在十四年抗战中将这一战略发挥得淋漓尽致。

游击战是一种战法，严格来说只是战术形式的一种，但毛泽东并没有忽略它的价值，而是开创性地提出要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的层次。

1937年8月，毛泽东致电正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抗战方针的秦邦宪、周恩来等人，提出红军在抗战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

他认为集中作战和阵地战都不适合红军整体的作战能力和作战风格。

毛泽东在这一时间节点预见到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是极其富有开创性的。

因为游击战多用于辅助阵地战、集中作战进行，传统的战略体系中从不会把游击战当做核心。

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下，以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推导出了这一“预言”。

因为红军的整体兵力和装备都不及国民党的正规军，如果套用正规军的集团作战方针，极其不利于发挥。

正面战场上几乎没有取巧可言，计谋和战术都只能一定程度地缩减敌我实力差距，无法成为决定性因素。

若是让当时的红军强行使用集团战法，恐怕没几次战役就会折损到无以为继的地步。

与此同时，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游击战必须保证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国民党不得干涉。

“……各司其职，正面战场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由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毛泽东在致电周恩来后三天，提出了这一战略构想。

次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于 “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作了充分、详实、有力的分析与论证。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之正确。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极大地削弱了侵华日军的战争节奏。

补给线频频被切断、兵力调度途中经常被偷袭损失惨重、侵占的土地上总有无数红军在暗中活动……游击战的价值被充分发挥，日军难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站稳脚跟、舒舒服服地喘息休整片刻，这对于日军战力的削弱有目共睹。

他曾预见：抗日根据地与人民的力量

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是毛泽东的另一伟大预见，而这也是与游击战战略紧密相连的。

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能顺利、长久进行下去的必要条件。

在敌后开辟大量的抗日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为目标，并动员群众的力量，是毛泽东早在抗战初期就提出的主张。

当时毛泽东在正式提出将游击战作为核心战略来对待之前，就已经对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之间的关联作了周全详尽的论证。

游击战的战法对于后勤补给的要求较高，红军战士需要尽可能方便地调度周转，而掩护和补给休整更是重中之重。

这一切必须依托于“战争基地”来进行，而这就是抗日根据地的初步构想。

毛泽东的想法相当大胆，他认为要在敌后开辟和维持抗日根据地，发动当地的人民群众，让日本侵略者“站不住脚跟、狠狠地摔跤”。

因此，抗日根据地并非是独属于红军的“军事要塞”，而是军民一体的共同战线。

在根据地中要建立并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召集并鼓励人民群众参加集体会议，增加凝聚力的同时着力推广红色信仰、扩大红军队伍。

人民群众是历史进程的根基，毛泽东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三问中对于抗日根据地与人民的力量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阐述。

此外，毛泽东还预测抗日根据地不仅能在陕甘宁地区站住脚跟，晋察冀地区同样可以建立并发展根据地。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游击战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

日军攻占的地区总是有红军的身影，对敌后的补给线和防御工事造成了持续、明显的破坏。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后，晋东北、察南、冀西三个游击战区得以创立。

同年11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此后一直到抗战结束，这些根据地的存在极为有效地对其整体作战能力造成削弱。

前方与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厮杀，后方又受到红军战士与人民群众的不断攻击，日军难有安生的日子，无论前方还是后方都得提心吊胆。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扎根的大量抗日根据地可谓是日寇的“心腹大患”。

毛泽东的精确“预言”建立在他对国情、对敌我军情的洞悉上，更基于他的人民史观，基于他对人民群众力量的洞明与信任。

他曾预见：抗日战争必是持久战

毛泽东对于抗日战争的见解鞭辟入里，他很早就提出了抗战是一场持久战，驳斥了当时盛行的“速战论”和“亡国论”，为中国抗战的思想方向扫清了阴霾，具有极高的含金量。

早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剖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来势汹汹，且军事实力较强；我国的革命力量分布不平衡，急战难取胜果。

想要赢下这场失衡的战争，就必须放弃“速战速决”这类不切实际的想法，也不能据此衍生出相关战略。

同时更要批判“亡国论”，未战先怯无异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绝不可如此。

与此同时，持久战的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人民是抗战的根本，要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持久的、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二，要持续将歼灭战与消耗战并重，尤其要发挥游击战的战略价值，在敌后创造局部的我强敌弱环境，将日军蚕食歼灭。

三，要有长期持久作战的正确战略，根据现实形势不断调整战略方向。

持久战思想在当时无异于一座灯塔，照亮了重重阴霾，将“战胜日寇，保家卫国”的希望之光播撒进四万万中国人心中。

1938年4月底，《大公报》关于徐州会战发表社评，认为此战不失为是准决战。

这一论调有着急功近利的倾向，对于持久作战的大方向不利。

毛泽东当即表示发对，并在同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论持久战》。

演讲中，他否定了“速胜论”、“亡国论”等论调，并提出了上述分为三个部分的持久战见解。

他对于当时的中日军队情况、双方国情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由此拨云见日地指出：抗日战争必然是一场持久战、持久战的三大方向，以及抗战必将取得胜利。

《论持久战》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轰动。

不仅是党内极为认同、人民深受鼓舞，就连国民党的很多将领都对此表示支持。

日军将领梅津美治郎在读完经过翻译的《论持久战》后深感惶恐，他认为毛泽东所言切中要害；一旦全国性落实，即便日军一开始势如破竹，但恐怕到战争中后期将越发地难以为继。

战争进程正如毛泽东所料，在持久战下，日本帝国主义逐渐从气焰嚣张到战略保守，而我方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最后日军一举溃败，我方乘胜追击、将日寇完全驱逐出中国的国土。

他曾预见：抗战胜利将带来民族解放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毛泽东在抗战中期就已预见了这一点，他认为随着国共之间暂时放下前嫌、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浴血奋战，随着人民力量的觉醒，我们首次实现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意义极为重大，我们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原本一盘散沙的国内局面凝聚成了一股绳、一条心。

自鸦片战争以来，这片历史悠久的大地饱受列强的欺辱和蹂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但这一切都随着抗战胜利而迎来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被殖民、被侵略的历史彻底终结，我们从列强组成的阴霾中直起了腰、拨开头顶盘桓不绝的乌云与雷暴！

与此同时，抗战胜利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许多西方大国的战略家、参谋都认为中国抵挡不住日本的疯狂进攻，战争持续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全境沦陷，并据此推断提前做好了应对日军的措施。

然而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以血与魂铸就了钢铁般的防线，将日本帝国主义死死拦截住。

倘若抗战失败了，虎狼一般的日军将会直扑东亚太平洋战场，世界大战的局势将难以收拾。

中华民族的伟大牺牲也让国际上对中国的看法彻底改观。

“这头沉睡百年的东方雄狮终于苏醒了。”——这是西方在战后对中国的一致看法。

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精神觉醒、国际地位提高，抗战胜利带来的三大影响最终都导向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我们终于撕碎了加诸己身的桎梏，重新挺直了脊梁骨！

预言并非“神算”，而是前瞻视野与科学方法论相结合

很多人都对毛泽东的“预见”有着一层不合适的滤镜加持：认为他有着“气运加身”，所见所为皆是“天意”。

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破除带有迷信色彩的看法，要用严谨科学的方式去分析毛泽东之远见卓识背后的原理和方法论。

1.毛泽东的科学预见，建立在实事求是地观察与分析的基础上。

有些领导者会犯主观臆断性的错误，脱离事实、以自己的思想为中心来做出判断；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显然是基于事实、基于现实情况而做出的客观理性的趋势分析。

他对于中日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中国当时的国情等观察细致入微，并以此为基础发掘矛盾、提出问题，再最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 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只有奉行唯物的、辩证的指导思想，才能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时，冷静客观地抽丝剥茧、梳理出它的核心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可言的，只是有些浅显易见、有些深藏不露。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就像是一柄柳叶刀，精准地对复杂事物或现象进行解剖和深挖，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住其内在发展规律。

3. 毛泽东的科学预见，目的在于发挥能动性、改造世界。

预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毛泽东曾说所谓领导，就应该是在“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时、在事物还未发展到大量的普遍的阶段之时、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朝阳将升”之时，就敏锐地看见、把握住，并以前瞻性的视角为工具、能动地改造世界。

这一点需要建立在第二点中“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上，只有把握了规律，才能遵循规律、适应规律、利用规律去办事，改变世界。

毛泽东之预言，是前瞻性视野与科学方法论的结合；它并不神秘，也不特殊，而是一种普适性的、科学理性的办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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