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观察天象意义非凡，而认识北斗星更是重中之重。《鹖冠子·环流篇》说得最为明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先民可以通过北斗群星辨别东南西北，起到导航的作用，还可以根据斗柄指向识别春夏秋冬，从而指导农耕种植，而辨别东南西北与春夏秋冬，对上古先民而言极为关键。

然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如此重要的北斗群星数量却一直说不清，文献普遍记载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但先秦文献中有称“北斗九星，七见（现）二隐”，那么北斗星到底是九颗还是七颗？在“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双槐树遗址中发现证据。

01、五千年前遗址中的奇怪陶罐

距今5300年时，南方浙江有良渚古国，中原地区也有一个极为辉煌的上古王国。位于河南郑州巩义市河洛镇，黄河之南，伊洛河之东，可谓“居天下之中”的双槐树遗址，是一座117万平米的超大型古城，被专家学者称之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甚至部分学者认为“或颠覆中原中心地位为夏代开始”的结论。

在“河洛古国”的中心居住区，一共发现四排大型房址，其中最大的一个房址面积达220平方米。在这座最大的房子前面的门廊里，考古专家发现了九个奇怪的陶罐，其中七个大、两个小。在九个陶罐的上方，摆放着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的麋鹿骨架。上古先民在门廊之内摆放的这九个陶罐究竟有何意义？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从麋鹿与九个陶罐构成的图形上发现了秘密，原来这就是先秦史书上记载的“北斗九星”：“房屋的主人每天就像骑在麋鹿身上，向诸部落氏族宣示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

上古先民眼里，麋鹿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因为多数鹿类在夏天脱角，而麋鹿在冬至脱角，因此麋鹿在古代是一种非常吉祥的动物。在距今6500年左右的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由蚌壳堆塑的龙虎图中，虎背上就有一头鹿。麋鹿在上古先民眼里到底有何意义，是一个待解的谜团，但麋鹿出现在九个陶罐的上方，正好位于北极星的位置，这就显得极不寻常。

无独有偶，在距离双槐树遗址百余公里之处，之前考古专家发现荥阳青台遗址，距今5000年以上，属于相近时代的遗址，其中一处约为4000平方米的类似于祭祀的广场上，也发现了九个陶罐（见下图），其中七个大、两个小。与双槐树遗址略微不同的是，青台遗址中的北斗九星图上方没有出现麋鹿。

后来，经国内权威科研单位30多位天文学家、天文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论证，确认青台遗址发现的九个陶罐是北斗九星，是一处上古天文遗迹，其中七个较大的陶罐组成北斗七星，再加上两个小陶罐组成北斗九星，双槐树遗址中的九个陶罐也是北斗九星图。

青台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到底是何关系，如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北斗九星图的出现，不仅证实了先秦史书记载的“北斗九星”，而且说明至少早在530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熟练的观测“北斗”天象，利用“斗柄授时”指导农业生产等。

02：北斗九星变七星的科学推测

根据文献记载，北斗九星是由北斗七星和左辅、右弼构成，分别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与左辅、右弼。《黄老经》记载：“第八洞明星（左辅），则辅星之魂精阳明也；第九隐元星（右弼），则弼星之魂空灵也。”

然而，秦朝之后的文献中，几乎记载的都是北斗七星，《甘石星经》中说：“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皇帝坐着北斗七星视察四方，定四时，分寒暑。至今，谈及北斗星，北斗七星是基本的常识，没人会说北斗九星。

那么，北斗九星为何化为北斗七星？古代相传，左辅、右弼捉摸不定，凡是见到左辅、右弼的人，都是命中富贵，往往都是非常之人，这无疑是一种迷信的说法。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中，曾经指出中国上古有北斗九星之说，由于岁差的原因，使得八九这二星（辅星、弼星）退出恒星圈，这是“北斗九星”改为“七星”的原因。如今，科学一些的解释是，这两颗星比较暗淡，肉眼难以看到，于是才有七现二隐的说法。因此，古人不是否定北斗九星，只是几乎见不到左辅、右弼（七见二隐），于是九星化为七星。

不过，问题又来了，既然左辅、右弼暗淡无光难以看见，为何双槐树先民能够布下北斗九星图，总不至于古人视力堪比如今的天文望远镜吧。学者推测，这可能与五千多年前的超新星爆发有关，其中一颗如今已看不到的星，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河图》中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古人将超新星命名为景星，黄帝时期可能出现了景星，爆发出闪亮的光芒，与北斗群星一样光芒闪耀，于是上古先民误以为是北斗群星中的一个，由于超新星爆发很快就结束，于是后世就无法观测到了。或许，这一颗景星的彻底难以看见，在当时还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03：先民对北斗群星探索的历史

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现，不仅表明53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仰韶文化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而且还表明了当时古人对北斗群星认知已经比较成熟。对北斗的崇拜不是一时形成的，对北斗的认知也不会一蹴而就，而必然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积累。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河南濮阳西水坡，考古专家发现距今6500余年的仰韶文化遗址——濮阳西水坡遗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蚌壳堆塑的龙虎图案，“真龙”出世打破了黄帝合符造龙的传说，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体型最大、形态最逼真的龙形象，被专家誉为“中华第一龙”。关于龙虎图像，学者冯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即西水坡遗址中的龙虎图像与春秋战国时曾侯乙墓箱盖青龙白虎星图的含义完全相同，而两者竟然相距了 4000年左右，可见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绝非虚言。

除了龙虎图案之外，西水坡遗址中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还有中国最早的“北斗”（见下图）：墓主脚下的蚌塑三角方向是正北，是斗魁（斗勺），横置的两根腿骨就是斗杓（斗柄）蚌塑三角与两根腿骨合摆的图像，就是天上的北斗。

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四象（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考古学者夏鼐推算只有2800余年历史，但确定了西水坡遗址中的北斗之后，遗址中的龙虎就不是单纯的图像，而是代表古代天文学上的青龙、白虎。因此，与其说上图是墓葬图，不如说是一幅天文图，代表墓主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

也就是说，濮阳天文图不但是中国最早的天文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图，将中国的天文学四象概念起源推到距今6500年前。

更为重要的是，以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较为成熟的天文图来看，这绝非中国人对北斗群星认知的开始，在此之前必然还有深厚的积累，至于更早的源头，还需要进一步考古发现。

其实，上古历史研究中一直有个困惑：在一万多年前，中国人已经种植水稻、粟（小米），八九千年前已经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但想要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前提是至少需要掌握粗糙的历法，以确定播种时间，那么上古先民以什么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或许，在农耕发展的同时，上古先民就已经积累了星象知识，最终摸索出了北斗的一些奥秘，实现“斗柄授时”，从而支撑大规模的农业活动。也就是说，先民发现“斗柄授时”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大规模农业活动之前，上古先民对北斗的认知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也远超6500年。

通过考古发现的北斗遗存，可见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绝非什么外来文化，6500年前的古人发现“天上的星星参北斗”，5300年前的古人根据当时星象摆出“北斗九星”号令天下，2000年前的古人将北斗七星各种神话，今天虽然不用依靠看北斗群星指路，但今人却会一边高唱“天上的星星参北斗”，一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在北斗群星认知上，古今一脉相承，历史与今天交织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