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姓男孩取名（青春期的儿子从依赖我到疏远我）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6期，原文标题《陪孩子，涉过青春期激流》，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刘咏秋

我的电脑前，有一张儿子尚带“婴儿肥”的放大照片：他仰脸对着镜头，眼里满是恳求。那时先生和我都在斯里兰卡驻外，儿子12岁多的样子，我们和几个朋友相约去尼岗坡度周末，跟大队人马走在前面的儿子转身跑回来，对我说：“妈妈，裤子又松了，帮我收一下。”我当时因拿着相机拍照落在后面，顺手对着儿子按下快门，留下了一个“决定性瞬间”。

（插图老牛）

这是儿子成长的一个分水岭。那条沙滩裤的裤腰上有可调节松紧的小装置，但不是很管用，需不时帮他拉紧。仅几个月后，当我看到他裤腰又松了，试图给他调节时，儿子动作很大地避开，同时用英语朝我大叫：“别碰我！”

尽管瞬间很受伤，我还是赶紧把手缩回；尽管情感上难以割舍，从那时开始，我不得不每天在心理上做大幅调整，以面对一个进入叛逆阶段的青春期儿子。

接受男孩对妈妈的断舍离

英语里，对应“青少年”的词语，有一个比较形象，即“teenage”。这个词，由teen和age合成，可以理解为带teen的年纪——青葱岁月。英语里，从13到19，词尾都是teen，而这7年，恰是孩子第二生长高峰期，这一生长高峰包括两个方面：生理的和心理的，即孩子这一时期在生理和心理上飞速发展，为进入成年做好准备。我则开玩笑地称之为“半兽人”时期。

得承认做青少年孩子的父母相当不易。儿子自小淘气，特立独行，我曾经自恃高校10年教龄压身，跟儿子建立起了相互信任、沟通无碍的亲情关系，并能够有效化解儿子跟学校老师不时会出现的紧张关系。但现在这种平衡打破了。儿子对我基本是黑脸加白眼，不管说什么、以什么方式说，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呛回来。眼前的儿子，让我感觉越来越陌生。

儿子这一阶段对我的疏远，生硬而决绝。他不再跟我牵手。先生很早之前跟我说过一句外国谚语，此时仿佛成了预防针：珍惜每一刻跟孩子牵手的机会，因为很快他就不需要牵你的手了。他拒绝跟我距离太近，尤其是外出有别人的时候，稍微近一点他会立即跑开。若我像过去一样跟得近一些，他立即生气，发出警告：别老跟着我！

刚开始我难免委屈，甚至有极深的挫败感：我做错了什么，会让他这么嫌弃我？而且越想做出努力修复这种裂痕，情况越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变得更为糟糕。

奇怪的是，儿子跟爸爸的关系前所未有地亲密起来。跟过去不同，他更愿意和爸爸讨论问题，我被“去中心化”了。直到有一天，儿子悄悄向爸爸展示他身体发育的秘密，先生告诉我之后，我恍然明白儿子跟我产生“鸿沟”的原因了：这是他性别认知成长的自然结果——我不仅仅是妈妈的角色，也是他生活中可以进行对比的异性，他需要在这一识别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自己，重新定位。简言之，他要破茧，要成长。自此，我坦然接受了儿子跟我划出来的“三八线”，有时惯性使然难免越界，被呛得含泪，也能笑自心出了。

淡定对付一系列青春期症状

青春期是有一些典型“症状”的。首先出现的是不剪头发。儿子自出生就头发不多，故打小就一平头。进入青春期，头发密集生长，变得又黑又厚又亮。斯里兰卡属热带气候，终年如夏，但他却从此拒上理发店，让我替他热得慌。我只能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故事来宽解自己：堂堂首相也曾长发飘飘，以至于他父亲到牛津大学，险些认不出自己的儿子。所以，我对儿子的头发采取不置一喙的策略。甚至他自己修剪，弄成一个特别有违我审美观的“蘑菇头”，我也视而不见。

第二个症状是他经常超过三天不洗澡。开始我们很困惑，从小给他养成的卫生习惯呢？怎么现在变得这么邋遢？后来先生看了一篇对青春期研究的文章，证实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源于这一时期的孩子对汗臭一类的味道不敏感，我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并以加快给他换洗床单被罩来应对，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持续一段时间后，有一次不知怎么触及这一话题，先生慢悠悠地说：“一天不洗澡，你自己知道；两天不洗澡，妈妈知道；三天不洗澡，全世界都知道了。”儿子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此后却大有收敛，极少超过两天不洗澡了。

第三个症状是文身的冲动。尤其我们一家后来搬到了希腊，那里文身的男女老幼比比皆是，引发儿子一次次跟我们讨论文身问题。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是我儿子的偶像，于是我给他讲了奥巴马对待女儿文身要求的故事。据报道，当女儿就文身问题征求爸爸意见时，奥巴马答：你们文，我也文；你们文哪个部位，我文哪个部位；你们文什么图案，我就文同样的图案。女儿们遂打消了这一念头。

不久后儿子又提起这一话题。我告诉他，原则上我不反对文身，关键是，文身图案肯定会过时。将来要不喜欢，可以抹去吗？抹去会对皮肤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吗？想好再说吧。儿子以后再不提文身了。

第四个症状是突然变得“笨手笨脚”。进入青春期后，你会发现，好不容易大小动作协调的孩子，又开始频繁摔跤、打翻牛奶、打碎杯盘碗盏等。幸运的是，这一时期，我们阅读了一本名为《怎样从青春期孩子手里幸存下来》的父母手册。书里解释，这一时期的小孩，往往会在一个月里蹿高一两厘米，四肢也在野蛮生长，但大脑往往跟不上身体的变化，会在距离、空间等判断上出现误差，磕磕绊绊成为常态。我们尽量做到不让孩子自责，因为此类“低级错误”出现时，孩子比我们还要沮丧；另一方面，则是叮嘱他放缓动作，收拾好残局就行了。

理智处理厌学情绪

相对而言，“青春期症状”是显性的，比较容易对付。而另一些属于青春期“大事”，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孩子三观的形成，则不仅应引起父母重视，而且更应讲求对应的技巧。

进入青春期的儿子，给我们制造的第一个危机，就是拒绝上学。

国外有句谚语：“孩子走着上学，跑着回家。”生动描述了孩子们对家庭与学校的不同态度。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在求学阶段，总会因各种原因产生或多或少的厌学情绪。对学校规章制度从来难以遵守的儿子尤甚。几乎每一周，总会有至少一天，早上一睁眼就对我说，今天不想上学。但使用各种方法之后最终还是会去学校，从老师及同学方面获得的反馈，则是儿子在学校里其实很开心，故一直无大碍。

这一次不同。问题从初一开始。引发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儿子就读的科伦坡国际学校的校长桑德拉，一位德高望重的英国人，决定离开兰卡去马拉维开办国际学校。而校董会借此改变了外籍教师聘用政策，虽然继任的校长还是英国人，但大批外籍教师却辞职了，导致教师中本地老师数目占比大幅上升。在国际学校任教的本土老师，优秀的不在少数，但占比太高，原来的教学风气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具体到儿子班上，最主要的学科几乎都换成了斯里兰卡老师。其他还好，让儿子最为失望的是数学老师。他的风格是满堂灌，在结束授课之前，拒绝学生提问；留给学生提问的时间本来不多，还常因学生的“不当”提问而大发脾气，学生们很不适应。儿子更是，几乎从第一堂课回来就开始抱怨这个数学老师。

我们首先寻求的方式还是跟老师沟通。大多数情况下，儿子跟老师的对立都会因此化解，一般是老师告诉我们儿子在课堂上最主要的行为问题，我则告诉老师我们在家里跟儿子的相处方式，然后共同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我们跟数学老师沟通的结果并不理想。他一方面大倒苦水，陈述自己压力大；另一方面则指责儿子不遵守课堂纪律，给其他学生做了不好的示范，我们的对话几乎进行不下去。

国际学校的学年分为三个学期。到第二学期快结束，儿子就表示第三学期坚决不去上学。期末成绩出来后，儿子各科都下滑，数学更是一落千丈，从班上前几名到了差不多最后几名。我真正忧虑起来，担心儿子就此对数学失去兴趣，那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以儿子的水平和智力，甩下三个月学校的功课，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

跟先生反复磋商后，我们决定承受这一风险，尊重儿子的意愿，第三学期不去上学。我们已动了给他转学的念头；那一段，也恰好是我们在工作上将转往希腊任职的时期。三个月后，我们转往希腊，到了9月份，儿子顺利进入希腊的坎普国际学校，成绩衔接没问题，自那以后直到高中毕业，再也没有提过不去学校的事了。

寻根之旅端正身份认同

儿子就读的国际学校，无论在斯里兰卡还是在希腊，同学家庭非富即贵，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少而又少。到了希腊后，儿子开始在家庭、社会、身份、族群等认知方面有了意识，不断追问我们家庭的定位。我和先生从一开始，就坦承我们属于工薪阶层。随着儿子对各种阶层的了解，我们的讨论也逐渐朝深层次发展。有一次当我们再次陈述我们属工薪阶层后，儿子追问了一句：连中产阶级都不是吗？

联系到近期我们的各种讨论，我立即感受到儿子对自己身份的焦虑。我觉得是带他进行“寻根”的时候了。先生老家在保定清苑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北京比较近，儿子出生后，我们每年都会带他回去看望爷爷奶奶，因此对父系一支并不陌生。爷爷奶奶家附近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是日军的一大据点，爷爷7岁的时候就曾经被迫去给鬼子修炮楼；而先生读高中的冉庄，就是打地道战的地方——这类历史与故事，儿子耳熟能详。这次我计划带他去的，是追寻我这一边的血缘关系，即带他回贵州我的老家。

当然儿子也是去过贵州的。但那时候他还小，我们仅去了贵阳、毕节等市镇，而没有去外公的出生地，那是位于威宁县内云贵交界大山深处的一个偏远山村。

我哥哥特意安排了家族里一位学历史的堂弟，也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与我们同行。堂弟一路带我们去参观位于威宁近郊的刘氏宗族坟山，欣赏因出了文、武举人而立的牌楼等，同时给我们讲解他几十年研究的刘氏家族历史。

我父母都是回族，母亲家族里有好几个阿訇。具体到我父亲家，曾曾祖父却姓保，本非回族，为刘氏宗族收养。这过去我是知道的。据说当时乃战乱时期，大家为躲避抓壮丁，藏进深山老林，刘氏宗族排行老三的祖人此间不幸亡故，恰好被这个孤身一人的保姓祖人看见，出于怜悯之心，就地将刘氏三老祖掩埋，并且点火烧了周围的草，以作记号。待兵乱过去，男丁们纷纷回家，却不见刘家老三，一打听，保氏便讲述了他掩埋刘氏的事，并带着刘家人找到遗体，重新安葬。当时，刘家已是人丁兴旺的大宗族，保氏却从外地避乱而来，无家无室，靠打零工为生。新逝的刘氏三老祖恰好无后，其遗孀决定收养保氏做义子，自此改姓刘。

过去都道保氏是汉族，我堂弟却说，保氏是从内蒙古逃过来的，不仅是蒙古族，经查证，还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几代孙。

听到此处，我跟儿子一起掉下巴，这故事的后半段，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辗转到了老家，跟我几十年前记忆中的情景没有多大改变。老家所在的村落，其实主要是我爷爷这一脉的堂兄堂弟，以及我父亲的兄弟们，与其他人家尚有一定距离。因我们的到来，老家宰了牛，跟过节一样热闹。

儿子看牛撵鸡听故事，跟同龄的亲戚们追逐打闹，玩得很开心，直到他由我先生领着去上了一次厕所。地道的、农村的厕所，儿子在爷爷奶奶家见识过，虽然简陋，没有冲水，但好歹蹲位与粪坑分开，周围有草木灰和煤灰，随时遮埋，维持着最低水准的卫生和体面。但我老家的厕所，是粪坑上搭几块木板，赖粪便生存的蛆虫密密麻麻蠕动，历历可见。尽管学过生物课，了解各种食物链的原理，但真切的情景还是把儿子惊到了。如厕回来，儿子脸色发白，跑到我身边，耳语着告诉我他之所见。

我拍拍他的手以示安慰，并转述我刚从外婆那里听到的另一个故事。外公外婆结婚后，外婆第一次跟外公从他们工作的学校回老家，外公告诉外婆需要带被子，但那时候交通不便，走路需几天，外婆嫌麻烦没带，心想再穷也不会没有被子盖吧？然而到了老家后，真没有被子，用作床单被子的，乃是燕麦草！

回北京的路上，儿子跟我讨论老家的所见所闻。他问我：咱们算是皇族吗？我笑了，告诉他姑妄听之。别说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即使有，成吉思汗嫔妃无数，真正的史料未必是值得骄傲的历史。

我告诉他，我带你回老家，是要你知道你父母是从什么地方出去的，你家族的血缘在哪里。无论将来你走多远，都需要记住自己根在何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永远是少数，作为普通家庭的孩子，你已相当幸运，不仅从小能用抽水马桶，更重要的是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出身只是一个方面，我说，最重要的是掌握知识。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针对群体而言；对个人，知识才是改变命运的根本。儿子不无触动，连连点头。

以“思无邪”的态度对待感情萌动

第二生长高峰期里，有一项重要内容，总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或者扭曲，那就是性的发育成熟。而伴随性成熟过程的，便是对异性产生兴趣，出现春心萌动。这是自然进程，父母任何形式的横加干涉都是反自然的，往往费力不讨好。

对儿子的性教育，我一直秉承公开、科学、就事论事的态度。大概儿子9岁时，我们回国休假，一家子在超市采购，先生拿避孕套时被眼尖的儿子看到。“爸爸，你怎么还做这件事！”我家儿子从来口无遮拦。有意思的是，生性腼腆的先生居然面红而语结。我赶紧救场。“不做这事，怎么会有你？”我反问儿子。

“不是，”儿子争辩，“我以为有我之后，你们就不再做这事了！”我忍不住笑了：“要是那样，怎么还会发明避孕套呢？”儿子说：“哎，真是啊。”遂不再追究。他那种思无邪的样子，跟询问汽车、蜗牛没有区别，从而又一次让我明白，跟孩子谈论性的话题时，态度欠端正的往往是成年人一方。

儿子进入青春期后，我有意识地加强了这方面的教育，但绝不刻意，避免适得其反。到希腊不久，世界艾滋病日当天，我和先生受邀参加了一个“红丝带”活动。该活动在一家书店里举行，参加者除了记者，还有专家、医护人员、志愿者及未透露身份的患者，大家畅所欲言，气氛良好，我们很受教益。

回到家，儿子放学后，我们照例互相询问彼此的情况，我告诉儿子这个别致的活动，并把活动上得来的宣传手册和包装别致的避孕套当作礼物送给他。儿子说他们学校当天也举行了相应活动，不过规模不大，只请校外人士做了一个讲座。说完就把我给他的东西带回自己房间研究去了。第二天早餐时，还就资料简单跟我们讨论了一下，但把避孕套还了回来，说，我暂时用不着，给爸爸吧。

这一时期，儿子有了社交需求，每逢周末，会跟同学或朋友相约，或到商业街区逛、吃，或到某个同学或朋友家聚会。我们首先告诉他，男孩同样需要防色狼，然后给他定一些安全规则，诸如手机要始终开着，同时向我们提供一两个其他人的手机号码，确保不会失联；外出尽量结伴而行；以及，不管多晚多辛苦，我一定等着，在他们散场时把他接回来。

以此为契机，我还给他定了一些对待女孩的规则，比如时时关注一起外出的女孩，避免她们落单，出现意外；要是夜里女孩归家无人来接，一定要约几个男伴一起送她回去，或者直接通知我，我开车协助他们，等等。总之，就是安利儿子：第一，懂得尊重、保护、体贴女性的男孩，才会真正赢得女孩的信任与喜爱；第二，遇到紧急情况，父母是最能提供帮助和支援的大后方，一定要毫不犹豫向父母求助。所幸儿子在各种聚会中并没有出现紧急情况，但跟我们的信任关系却越来越牢固。

儿子有喜欢女孩的趋向了，当然是懵懵懂懂的那一种。对方是他的同班同学，名叫费，一个学霸女生，各方面都优秀，令儿子佩服不已。同时喜欢费的还有儿子的铁哥们阿历克斯。三个人都加入了模拟联合国辩论队，代表坎普学校跟其他国际学校进行辩论赛，费是他们几个人中无可争议的第一辩手。最后是要在几个优秀辩论队中选拔优胜者，重新组队代表希腊到英国参加国际高中生辩论赛。

那次我和先生一起送儿子去参赛。儿子开始同意我们观看他的辩论赛，到了赛场却又反悔，我们就跟同样被女儿拒绝的费妈妈在校园里闲聊。费妈妈其实也知道我家儿子和阿历克斯都喜欢费，但也跟我们一样，完全持观望态度。

儿子和阿历克斯很快被淘汰，费却过关斩将，进入决赛。大家都等着，替费加油，期待她能最后胜出。不幸的是，费在最后被刷下，无缘代表希腊参赛。我们觉得已经很好了，但个性要强的姑娘哭着冲出了赛场。儿子和阿历克斯立即迎上去，陪着费在校园里乱走，安慰她、鼓励她，给她递纸巾擦眼泪……我们和费妈妈远远望着，两个男孩笨拙、真诚、手忙脚乱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

后来，费因为父母工作返回加拿大，离开了希腊。不久，阿历克斯去了黎巴嫩，接手他们的家族生意。这个有趣的铁三角关系自然解除。以后儿子还经历过类似的感情萌动，我们都采取同样的态度，顺其自然，结果也都无疾而终。

令人提心吊胆的青春期很快过去。儿子过了18岁，高中毕业了。在等待大学录取期间，一次我们去附近的奥特莱斯闲逛，在那里的餐厅吃午饭。点餐后，先生到楼上卫生间洗手，我告诉儿子，你也去吧，我看包。儿子应承着，站起来，想了想又坐下，说，我还是陪着你吧，等爸爸下来我再去洗。我顿时眼眶发热，忍不住说：儿子，谢谢，你真的长大了。

是的，他长大了，长成一个懂得负责任的年轻人，虽然距离teen岁月的结束还有一年，我们却完全可以放心、放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