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4日(他盗墓30年)
公安部将此系列案件列为2015年一号督办大案。
专案组成立的这天,正好是第一号主犯姚玉忠的生日。
警方抓获姚玉忠,是在凌晨3点,恰逢姚玉忠出生的时辰。
姚玉忠博览群书,在确定古墓葬、遗址位置方面经验丰富,可以不用罗盘仪,直接根据山脉河流走势和日月星辰位置,即可大体定位。
他到底是何许人?又是如何盗取了如此之多的珍贵文物呢?
在内蒙古赤峰的古玩文物市场,人们都叫他“祖师爷”,文物品鉴说一不二;
在河北围场的赌场,人们叫他“关外盗墓第一高手”,经常随手掏出一件文物抵押;
在老家,村里人管他叫“老败家”,因为他嗜赌如命却又十赌九输。
2014年底,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建控地带外周边现大批盗墓痕迹,多处古墓葬群、古文化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珍贵文物被盗。
公安部高度重视,将此案件立为部督案件,公安部、辽宁省公安厅、朝阳市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对11.26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展开侦查。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在此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
“祖师爷”的由来
从盗墓到被判刑,姚玉忠的一生颇具传说色彩。
被捕后的第三天,在去指认犯罪现场的路上,姚玉忠曾想要跳崖自杀,民警眼疾手快,把他拉了回来。
此后,无论警察怎么问,他都只回答:“你问啥玩意儿?我不知道!”
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
1962年,姚玉忠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五化镇新房村,这里是五千多年前红山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在姚玉忠所在的村庄,有时候下场暴雨,第二天上山就能捡到陶片、石器,运气好的还能捡到完整的玉器。耕地里挖出的文物常常被随处丢弃。
这与红山文化墓葬自身的特点有很大关联,红山时期的墓葬形式主要就是“积石冢”,也就是用很多石块垒砌起来一座石棺墓,然后再埋在山梁或者山丘的顶部。
红山时期的墓葬一般埋藏不深,几千年下来,经过风化、开垦、水土流失等地质变化,一小部分积石冢很容易被发现,而冢里的陶器、玉器等随葬品也散落于民间。
落网后,姚玉忠曾在供述中提到:“如果在一处山脉上,左有青龙,右有白虎,上有靠,下有照,就是一个典型的风水宝地,也是适合埋葬的地方。”
一般人根本找不出来这样的墓葬地点,但姚玉忠到山上一看就能找出来,这也得益于他出生地特殊的地缘文化。
幼年的姚玉忠已经很聪明。家中兄弟7个,他排行老三。
据姚玉忠的亲弟弟姚玉飞回忆:三哥从小就聪明、机灵,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看过很多“风水”、“易经”之类的书籍,天文、地理样样精通。
村里人则管叫姚玉忠叫“姚老三”,他是兄弟中唯一一个能将父亲的看风水和墓葬的绝活学到手的人。
除了看书、学习,姚玉忠还爱“实地考察”。赤峰、北京、深圳等地的古玩市场以及赤峰市博物馆、牛河梁遗址公园都是姚玉忠“重点考察”的场所。
“实地考察”的目的是结合书本知识,研究墓葬的形式特点,以提高自己文物的发现和鉴别能力。
日常生活中,姚玉忠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衣着整洁考究,常穿中山装或者长褂示人,学者风范十足。
姚玉忠16岁起接触盗墓这个行当,开始研究流传于民间的红山文化,在内蒙古赤峰市零零碎碎盗墓,已有30多年。
在多年的盗墓生涯中,姚玉忠养成了一个爱爬山的习惯,没事儿就到建平县和凌源市的一些山上转悠,有时在山上一待就是一天。
在盗墓圈内,管这叫“踩点儿”、“点穴”。
二号团伙头目冯杰交代:“老姚懂得在山上哪能能找到’活土’,他能根据星象、地形和地图,准确地找到古墓葬的位置。我们很多次都请他来帮忙踩点儿,经他踩点儿,我们每次都能成功挖到东西。”
擅长看“星象”,用特制的工具盗墓
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有座山,山体为暗红色花岗岩,叫红山。
1935年,考古人员在此山首次发现新时期时代北方遗址,命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热兴起后,从西安、洛阳等地也来过一些盗墓者,但最后都没有盗掘成功。
不是盗墓者的水平不行,而是他们不了解红山文化,不懂积石冢的墓葬形式。
红山文化还属于新石器时代,那时金属工具还没有出现,墓葬里只有陶器和玉器,并无金银、青铜等金属文物,所以,现代化的金属探测仪就探不出来。
一般的盗墓贼,到山上后,连积石冢的位置都找不到,但姚玉忠不光能准确定位,还能够成功挖到“东西”,而且完全不依赖任何高科技的工具,这种“神乎其神”的伎俩一度受到盗墓圈内多名成员的膜拜和仰慕。
姚玉忠不但“吃透”了积石冢的墓葬特点,关键是,盗墓年头长、经验丰富。
擅长看“星象”、“风水”,是他能够多次盗掘成功的一大“法宝”。
考古发现,牛河梁地区的16个红山文化遗址,惊人地呈现出了北斗七星的排列布局,古人按照风水学来选定墓址。
几千年来,红山遗址外部的环境和地质也许在变化,但星象不会变化,姚玉忠就是根据看星象、风水来确定墓葬的大致区域,再根据民间的信息和资料来判断墓葬的大体位置,最后再用特制的工具“扎子”探土、探积石冢。
姚玉忠的盗墓工具“扎子”简单而又特殊,由多段钢筋拼接而成,携带和组装都很方便,性能比传统的盗墓工具“洛阳铲”要高级很多。扎进土里拔出后,姚玉忠通过观察扎头土层的颜色变化,来判断地下是否为“活土”,进而推测出地下是否有墓葬。
专案组民警介绍,这10个团伙中,除了有姚玉忠等这样利用传统风水知识寻找盗挖遗址地点的,还有一些人已经开始使用高科技设备进行盗掘。例如7号团伙中的核心成员李某,原本在黑龙江五常做探测仪生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盗墓团伙成员,便开始进入“盗墓圈”。许多盗墓团伙都从李某这里买设备,每台设备售价18000元左右。
姚玉忠通常是白天“踩点”后,用“扎子”扎出一个“墓型”,然后晚上开挖,每次盗墓好比一次“微创手术”,成功率很高。
虽然经验丰富、技法高超,但多名团伙成员落网后也反映“老姚人品不咋地道”、“比较贪、比较独”,比如每次去“踩点”,从来都是独自一人,不许别人跟随,私下闲聊也绝口不提“踩点”的窍门,连对亲弟弟姚玉飞都所言甚少,最后导致姚玉飞投奔了冯杰团伙。
每次作案,姚玉忠很少亲自动手,都是指挥别人干体力活。而挖到一定的程度后,在文物快要出土时,姚玉忠就会把所有的人都支开,让他们在一旁喝水、抽烟休息,自己独自下坑,拿小刀细细地刮掉最后一层土后,把文物揣进兜里。
很多团伙成员跟着姚玉忠盗掘,到最后连挖出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销了赃后,姚玉忠“给多少钱就是多少”。
同案犯董财供述:“我参与盗掘过三个地方,在朝阳市农村公路边上的一个山顶上,地点都是姚玉忠找的,每次都是姚玉忠指挥在哪里挖、怎么挖,我们负责轮流挖,还有专人放风。”
在有一次盗掘后,因团伙成员反复问起出土文物都有啥以及值多少钱,姚玉忠“很不高兴”,当场拿出一对玉镯子和一个玉圈砸碎,扔进了苞米地,并威胁说“以后爱干不干”。
姚玉忠的做法逐渐引起了他人的不满,一些骨干成员纷纷“另立山头”、“独立成伙”,系列案件之所以后来出现多个盗掘团伙,也正是发端于此。
多个团伙的盗墓时间一般在半夜进行,一则是有“黑夜”作掩护,不容易被发现;二来盗墓行当有“说法”,墓穴里的东西阴气较重,出土时不能见光。
作案的时节一般选择在夏、秋两季,庄稼和树木都起来了,有农作物方便掩护隐蔽。
姚玉忠等人的反侦查意识很强,作完案后,一般都进行回填,甚至挖一些草皮掩埋上面。姚玉忠每次作案前都要看“天气预报”,有一些作案的时机专门选择在下雨前,第一天盗完墓,到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如约而至,把作案现场冲了个干干净净。
姚玉忠的狡猾还体现在对自己的“狠劲”上。有一次民警在山上“蹲点布控”,与盗墓贼碰了个“正着”,追捕过程中,有个盗墓贼从山包上跳了下去。
后来才知道,这个跳崖的人就是姚玉忠——摔断了三根肋骨,却不敢直接去医院,怕引起警方怀疑。
姚玉忠就故意找茬,和一个人打了一架,伪造“打架受伤后”才去的医院。
在盗墓圈,“祖师爷”姚玉忠名声显赫;而在另一个人生圈,姚玉忠输得一塌糊涂。
姚玉忠是一个典型的赌徒,盗墓之余,最大的乐趣便是赌博。
他嗜赌如命却又十赌九输,因而赢得了一个“老败家”的外号。
在追赃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发现,姚玉忠的个人账户里居然只有一分钱,盗掘文物的赃款,全部输在了赌桌上。
公安的特勤人员曾在赌桌上近距离接触过姚玉忠,一个晚上,姚玉忠就输了好几百万。
姚玉忠本人交代,仅在河北某地下赌场,他就欠下过7000多万元的赌债。
有时输急了眼,姚玉忠会拿出刚从古墓里盗出的“东西”直接抵押,为了在赌桌上挽回颜面,姚玉忠赌博时常对外炫耀,自己手头的货就是刚挖来的文物。
为了筹措赌资,2013年5月份,姚玉忠将红山时期的三个马蹄形玉箍和两只玉镯,以120万元卖给了天津某私人博物馆。
2014年年初,姚玉忠着着急用钱,一次又拿出了马蹄形玉箍、玉镯等8件红山时期的珍贵玉器,以30万元的廉价抵押了。
因为输得太多,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姚玉忠甚至黑吃黑,策划了对另一盗墓团伙头目冯杰的绑架和抢劫。
原来,因分赃不均,姚玉忠的亲弟弟姚玉飞投奔了冯杰,这件事让姚玉忠一直耿耿于怀。
姚玉忠也知道冯杰手中有不少“好东西”,2014年10月,他找来了五名社会人员,密谋策划了抢劫冯杰的细节。姚玉忠通过手机将冯杰的个人信息和照片发送给了王某山,带王某山等人对冯杰的住所和老家进了踩点,并提供了抢劫的资金和工具。
王某山等5人在凌源市进行约一周时间的蹲守、寻找后,于2014年10月26日晚,强行将冯杰的手、脚捆绑,并进行威胁、殴打,逼迫冯杰说出藏匿文物的地点,交出了保险柜的钥匙,最终从冯杰的古玩店保险柜里抢走11件文物。
被抢后,因文物本身就“来路不正”,冯杰也不敢报案,找来了两个心腹成员,暗中密查到底是谁抢了自己。
直到落网后,冯杰才知道抢自己文物的不是别人,而是曾经有过密切合作的盗墓伙伴姚玉忠。
和“玉”结下“因果”
案发后,办案组从姚玉忠团伙追缴了国家一级文物64件,其中不乏玉猪龙、马蹄形玉箍、勾云形玉佩等典型代表红山文化的珍贵文物。
在老家,姚玉忠这一代恰逢“玉”字辈,而姚玉忠所盗掘的文物中,很大一部分是红山时期的玉器。
姚玉忠觉得自己和“玉”结下了因果。
从姚玉忠团伙追缴回来的一件玉猪龙,就曾以320万元的高价被卖到了黑市。
这件玉猪龙,来源于一名考古人员的“监守自盗”。
邓茂,姚玉忠团伙的成员之一,原来是辽宁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的技工。
2010年9月的一天,邓茂带着两个农民工对牛河梁遗址5号墓葬进行现场清理。在一个南北向的石棺里,邓茂发现一个人骨的头部下附着一个物件。
邓茂将两个农民工支走后,将物件装在迷彩服上衣兜里。
在当天清理墓葬的过程中,邓茂还清理出了一件绿松石坠和一只玉镯,在将绿松石坠和玉镯上交考古队等级造册后,藏在上衣兜里的物件被邓茂带回家。
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红山时期文物,也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玉龙,有“华夏第一玉龙”美称的玉猪龙。
后来,经过多个“中间人”的联络介绍,这件玉猪龙以320万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天津市的那家私人博物馆。
巧合的是,为了侦办这一系列的盗墓、文物大案,辽宁省公安厅成立了代号为“11·26”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的这天,正好是姚玉忠的生日。
警方抓捕姚玉忠的当天,是在凌晨3点,恰逢姚玉忠出生的时辰。
被抓之后,姚玉忠狡辩说:“为什么我会选择红山文化盗墓?因为我是6000年前那个挖墓人的转世,我转世盗墓,就是想让红山文化重见天日。”
不过,这种“自我神化”的辩解在法律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论是采用何种手法,盗墓团伙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违法犯罪行为,不仅窃取了大量文物,还使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遭到严重破坏。
判决书显示,仅姚玉忠一人参与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就达11次、盗掘古墓葬达16次,其中三处地点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姚玉忠窃取一级文物两件。
多个盗墓团伙的头目,或是姚玉忠的徒弟,或曾经在姚玉忠手下干过,正是姚玉忠等人,一手缔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盗墓案。
2016年4月14日,朝阳市中级法院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抢劫罪,倒卖文物罪数罪并罚姚玉忠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公安机关总计抓获10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7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96人。
追缴国家级珍贵文物数量全国第一:系列案件共追缴文物2053件(套),一级文物247件(套)、二级文物141件(套)、三级文物262件(套),涵盖了中华民族自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时期、汉代、三燕、辽、金、元、明、清等多个时期的出土器物。
姚玉忠不完全盗墓史
2012年夏季的一天,姚玉忠纠集刘民、董财、姚玉飞(另案处理)、董万富等人,至窑沟西梁遗址南坡范围内的凌源市红山街道办事处牛河梁村窑沟西梁南坡地上,进行破坏性盗掘,盗得文物被姚玉忠占有,造成被盗文物无法追回。经鉴定,盗掘地点为红山文化时期积石冢,是受国家保护的古墓葬。
2014年6月份的一天,姚玉忠纠集刘民、董财、王子朋、李振军、董万富等人,至朝阳市龙城区召都巴镇尹杖子村大杖子组半拉山山顶,连续两天进行破坏性盗掘,盗走双联璧一件及其他物品。经鉴定,双联壁为红山文化一级出土文物,盗掘地点为红山文化时期的积石冢,是受国家保护的古墓葬。
2014年10月的一天,姚玉忠团伙的刘民、倪尚林等人,先后两次至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南公营子镇七间房村东坟屯西400米处,进行破坏性盗掘,首次未能盗得任何文物。后刘民、倪尚林、等人再次在该地点盗掘,盗得玉箍一件、玉镯一件、勾云形玉佩一件。经鉴定,这三件器物均为为红山文化新石器时代一级文物。
不过,“祖师爷”也有失手的时候。2013年春季的一天,姚玉忠纠集刘民、董财、倪尚林、姚玉飞,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牛河梁遗址第十五地点范围内的凌源市红山街道办事处牛河梁村哈海沟村民组东北500米山南坡,进行破坏性盗掘,未能盗得文物。
2014年秋季的一天,被告人姚玉忠纠集刘民、董财、王子朋、李振军乘坐姚玉忠、王子朋的车辆,至朝阳市凌源市乌兰白镇哈叭气村十一组一山地内,进行破坏性盗掘,未能盗得文物。
据司法机关查明,姚玉忠团伙22人,先后共盗掘30余次,其中,姚玉忠参与盗掘地点18处,其中3处地点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研价值。
他30年来疯狂盗墓200余座,盗取的文物价值高达5个亿,曾扬言100个考古专家都不如他。
当法院即将对他宣判时,姚玉忠大喊一声:“饶我一命,我能告诉你秦始皇陵的入口!”
姚玉忠被判死缓,不知他把入口告诉谁了?
参考资料:
(1)汪文涛 马永辉 韩振伟《祖师爷”的不完全盗墓史》
(2)王羽:《中国最大盗墓案宣判头号主犯获刑死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