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因灭辽而走向联合的宋金双方关系破裂，走向战争。然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金军就突破燕京、河北，兵临汴京城下，迫使北宋割地求和。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军又两路进逼汴京，并灭亡北宋。我们不禁要问：何以金国短短一年时间就能够灭亡北宋？是宋朝的武将素质低下？抑或宋朝的军政不修。

王宗濋与宋金战争

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丙辰，汴京陷落，北宋灭亡。此后，宋高宗在追究汴京失守责任的诏书中特意提到：

靖康变故，仕于中都者，曾无伏节死难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众也……夫节义正所以责学士大夫也，至于武臣卒伍，理当阔略，以责后效。惟王宗濋首引卫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责。其余姑务含容，一切不问。

文臣崇尚忠孝节义观念，被朝廷责罚贬黜在所难免，而对于“理当阔略”的武将就表现得网开一面。然而，仍然有一人被严重处罚，此人即是王宗濋。

那么，王宗濋是否应该承担都城失守的责任呢？王宗濋在第二次汴京保卫战中的职位是殿前副都指挥使、守御使司副使。

根据史料记载，此时汴京的守御军队“惟卫士、上四军、中军、效勇及京东西路弓手七万人”。

而王宗濋统帅的三衙军队“自国初以来，殿前、侍卫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余万人。高俅得用，军政遂弛。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

显而易见，三衙军队在汴京守城部队中占比达到 42%，而且其他军队多以效勇、弓手为主，战斗力不强。

故此，王宗濋统帅的三衙军队为守城主力。同时，守御司长官为孙傅，其人的履历主要在言路，对军事所知不多。

因而，以守御副使之职“益固城守”的王宗濋，实际上是汴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对于汴京失守，实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具体有哪些方面的责任，让王宗濋在宋室南渡之后仍然难逃制裁呢？首先，王宗濋援引郭京，行“六甲之术”。众所周知，金兵第二次南来，围困汴京，在这危急关头，北宋政府居然不信军队信鬼神：

“已而得郭京于殿前……京自云有妙术，掷豆为兵，且能隐形，庙堂诸公以为神人，一京翕然共仰重。”

本来以逸待劳的满朝文武足以坚守待变，结果因郭京“今用六甲正兵，得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可以破敌”的蛊惑而主动开门迎敌，最终落得兵败人亡、国破家残的下场。

而此事的起源，正是殿帅王宗濋“信其术，荐之”，从而为钦宗、群臣尊信郭京能够破敌提供条件，并进而导致了汴京的陷落。

其次，王宗濋对军队的许诺出尔反尔，导致他在军队中威信全无。原本齐心协力之下，在实力上处于劣势的宋军，尚可凭借坚城一战。

然而，王宗濋的出尔反尔，使宋军士气大受打击，将士离心离德，再加上郭京开城迎战，从而导致汴京很快陷落。

既然王宗濋并非殿帅的合适人选，何以仍然被委以重任呢？这就要从徽宗中后期的皇位继承之争说起。

政和五年（1115）二月，徽宗按照储君制度，将嫡长子赵桓立为皇太子。然而，徽宗并不喜欢这位皇太子，倒是对第三子赵楷颇为喜爱，“道君尝喜嘉王”即是明证。

而徽宗更是破例让赵楷担任实职，“嘉王楷差提举皇城司，整肃随驾禁卫所兼提举内东门、崇政殿等门”，依据宋朝典章制度，“宗室不领职事”，更何况是担任被誉为“耳目之司”的提举皇城司。

徽宗对赵楷的钟爱，大臣们自然看在眼里，以为必有废立太子之事。故而，他们纷纷与赵楷结交，以求定储之功。

如童贯“数摇东宫，力主郓邸，与蔡攸俱奉诏，结郓邸为兄弟”；六贼之一，宦官杨戬也“谋撼东宫”。

此外，宰相王黼见“郓王楷有宠，遂有夺适之意”。而皇太子赵桓一方却显得势单力薄，所谓“政和间，东宫颇不安，其后日益甚”道出了赵桓皇太子之位的危急局面。

所幸赵桓“自以地逼而望崇，每怀兢畏，讲读之暇，唯以髹器贮鱼而观之。他事一不关怀，人莫能测也”。

谨小慎微的性格使他留给政敌较少的把柄，这是使他太子之位尚能保持的重要原因。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兵南下，徽宗被迫退位，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

即位之始，钦宗就做了两件事情，其一，罢免赵楷的提举皇城司职位；其二，以王宗濋同管殿前司公事。这使得钦宗掌握了汴京的实际控制权。

至于将罢免赵楷与任命王宗濋为殿帅放在首要位置，完全是因为王宗濋为钦宗亲信之人。

事实上，王宗濋为钦宗母亲王皇后之兄弟。在王宗濋的任命诏书中提及“褒申伯之元舅，欲同懿亲”，也间接的表达了钦宗“欲宠异母党”的想法。

而这一切行动的背后，除了利用亲信之人以控制政权之外，还在于钦宗信任之人委实不多。上文也曾提及，政、宣时期，朝廷的重要臣僚均倒向赵楷，自己亲信之人并不多。

然而，这些人的总体素质并不能填补政权更替之后留下的权力空白。

若是和平时期，提拔这些潜邸臣僚尚能接受，但是钦宗面临的是异族入侵，首都危机的局势，任用这些人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正如宋人所说：“外戚素非将领，又无勋劳，只缘恩泽，遂为将帅，岂得将士心服哉？”而作为外戚与从龙功臣的王宗濋，正是这样一个有害军政、不利于三衙诸军战斗力保持和提高的代表。

西军将帅与宋金战争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内禅，皇太子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有趣的是，徽宗禅位并非出于自愿，而是“金人败盟，分兵两道入寇”局势下的被迫之举。

故此，钦宗上台之后的首要任务，即是如何应对即将兵临城下的金兵，以保存赵宋基业不堕。

实际上，钦宗即位当日就颁布了两道诏命，一道是提拔帮助自己上位的吴敏为知枢密院事，另一道即任命致仕的种师道“充河北、河东路制置使兼都统制”，委以统率西北军队保卫都城的权力。

靖康元年（1126）正月七日，由斡离不率领的东路金兵抵达汴京城下。此时，在应对金兵南来的策略方面，朝堂大致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与金议和，答应金人以黄河为界，割太原、中山与河间给金国的条件以换取金兵撤军。

另一派则主张等待勤王军到来，然后以大军与金军正面对峙，以偏师扼其退路，进而全歼金兵。

主战派以李纲、沈琯、吴敏为代表。吴敏，字元中，真州人（今江苏仪征）。

《宋史》说他深得蔡京、蔡攸的喜爱，而真正让他仕途青云直上的是，宣和末上书劝谏徽宗禅位于钦宗，即所谓“吴敏以给事中伏閤请对，首建内禅之策，以坚外御之心”。

正是缘此，钦宗即位当日就把他拔擢为执政，此后对他也宠信有加，并于数月后升为少宰。

而李纲之所以能够成为活跃于两宋之交的政治人物，也得益于吴敏的举荐，至于吴敏举荐他的原因，则在于“纲尝语敏以上宜传位，如唐天宝故事”。

此外，沈琯为燕山府路提举常平，金军攻破燕京后被拘执，随斡离不南下时逃回汴京，对金军虚实颇为了解，他多次陈说：“贼骑不过五万，能战者止万余人……其过河者只有大半，可以邀击。”

有史料记载“李纲建议，沈琯有以启之也”，表明了沈琯在主战派的地位。主和派人员构成复杂，宰执中有李邦彦、耿南仲、李棁以及王孝迪等人，其他朝臣如郑望之、李邺等等，不一而足。由于人员较多，仅仅考察几位最具代表人物。

太宰李邦彦被宋人称为“浪子宰相”，以讥讽他善于阿谀奉承，对政事无所建明。从钦宗即位后罢免白时中，任用李邦彦为太宰来看，其在宣和时期应该是支持并维护钦宗的人。

耿南仲为东宫旧人，钦宗甫一即位就任命他为签书枢密院事，“在东宫十年”、“皇太子素亲耿南仲”道出了他在钦宗心中的地位。至于李邦彦的姻亲王孝迪、给事中李邺因惧怕金兵，更是被时人嘲讽为“四尽中书”、“六如给事”。

正当朝堂主和派占据上风，议和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时，勤王军却陆续赶到。靖康元年（1026）正月二十日，种师道、姚平仲统率泾原、秦凤路军队来到汴京。

西军的到来，无疑为汴京军民打了一针强心剂，所谓“京城人知勤王兵至，欢踊气增十倍”。钦宗知道种师道率兵赶到后，也“命开安上门，遣尚书右丞李纲迎劳”，给予了他崇高的礼遇，仿佛他就是汴京城的救世主。

此外，对于是否应该割地与金，种师道也并不赞同，他认为割地区域包括了保州，而“保州乃宣祖陵寝，所在不宜割与”。若是赵宋连祖宗陵寝之地都被迫割让，无疑是极不光彩的事情。

种种迹象均表明，种师道与主战派的意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自然引起了此时大行其道的主和派的不满。早在他进入汴京之前，宰相李邦彦就降勅付师道，提醒他“金人和议已定，敢言战者族”。

此后，在钦宗知道种师道态度之后，命令他与李邦彦在政事堂共议和战之事。借助钦宗的宠信与主战派的拥护，种师道在政事堂对不懂军事的李邦彦一通冷嘲热讽，并指出汴京可守，不需议和的三大有利条件。

其一，京城坚高，备御有余；其二，京师数百万众，皆兵也；其三，金军人数不足以围困京城。

于主战派来言，种师道等人的到来无疑增加了他们对金策略的影响力。此前，主战派虽然在金兵抵达汴京之前，成功阻止钦宗西幸长安的意图。

但随后禁军兵败黄河，且勤王军未到前，主战派只能眼睁睁看着李邦彦等主和派与金人订立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

此时，种师道等勤王兵的到来，不仅使得京城“人情赖之以少安”，而且让金国使节“其礼稍屈”、金军“敛游骑，不敢剽掠”。

种师道等勤王军的到来，使主战派逐渐占据上风，并激发了都城的求战情绪。靖康元年（1026）二月一日，姚平仲趁夜率宣抚司军队偷袭金军大营，结果被金军识破而大败，李纲统率的行营司援军也失败回城。

此战之后，在主和派怂恿下，钦宗放弃与金交战的想法，转而加速与金议和的进程，并罢免李纲与种师道。

事实上，姚平仲劫营，事发仓促，梳理其来龙去脉，我们可以借以观察汴京保卫战中主战派、主和派以及钦宗三方势力之间的纠葛。

首先，对于钦宗来说，他一开始并没有拿定主意，而是依违于和战之间，做两手准备。故此，和议虽然即将达成，但对种师道等勤王军的到来也表示了足够的热情。

然而，金军的进一步行为似乎刺激了钦宗的神经，“闻金人虏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坟墓殡发掘殆尽……于是始有用兵之谋”。

再加上此时勤王兵云集京师，使得钦宗产生盲目乐观情绪。

其次，对于李纲等主战派来说，主和派的和议之举不过是“奸人借宗庙社稷之重，以劝人主而为全身之计，或张大金人之势以胁朝廷而成其讲和之功”的行为，而且他们探查到“金人见造浮桥，驰驿班师，若迁延失机，濬州桥既成，粘罕之兵继至，将有噬脐之悔矣”，进而提出“兵贵速拙，不贵巧迟”，表明了速战的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李纲要求将各路勤王兵归亲征行营司指挥受挫后，他对宋钦宗的态度有所变化，未敢再坚持己见，直谏天子的急战之误。

再次，对于姚平仲来说，他需要一场胜利，尤其是独自率军取得的胜利来证明自己。自神宗朝开始的大规模拓边活动，其成就之一就是在西北三路产生了诸多将门，而种氏、姚氏皆为其中的翘楚。

史称种、姚“素为山西巨室，两家子弟各不相下”，姚平仲“恐功独归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战为言，欲夜劫斡离不营”，这正好契合钦宗、主战派想要速战的心意。于是，钦宗“令城下兵缓急听平仲节度”，从而剥夺了种师道统率宣抚司军队的权力。

最后，对于种师道来说，他从金兵已食黑豆的情形推测金军后勤开始出现短缺，认为：“今当逼贼营劄六七大寨，以守把抄掠路，不过五七日间，彼自沮折矣！”，间接表达了反对速战的想法。

面对钦宗“日遣使趣师道战”的局面，他上奏“过春分乃可击”，而其实际目的是“欲俟其弟秦凤经略使师中至”，从而达到功名皆归于种氏。

总之，金兵南下之际，朝堂围绕对金战略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一开始，主和派占据优势，和议也顺利达成，而种师道等勤王军的到来，却加剧了主战与主和之争。

在种师道等西军将帅的支持下，主战派声势大显，钦宗改变态度，进而主导了劫营事件。然而，对于劫营与否，主战派内部却产生分化，种、姚两大西军将门于此产生龃龉，再加上情报泄露以及金军战力强大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劫营失败，进而使得主战派气焰大挫，宋金达成和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