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的一天下午，在北京西北角的一座寺庙中，一位自称是“了明禅师”老人前来求佛取经。

寺庙里的和尚见了明禅师一副敦厚长者模样，便提出了留他在寺庙内多住一段时间的邀请，了明禅师随即露出邪魅一笑。

寺庙的和尚不知道的是，“了明禅师”原名为雷恒成，是清朝皇族的远亲，此番来寺庙中不是为了求佛，而是为了避祸。

七年后，雷恒成被公安局专案小组抓获，经查实，雷恒成是民族的大汉奸，也是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之一……

一、惨案浮现、追缉凶手

1949年2月，三大战役结束后，党中央做出决定了迁往北平的决定，叶剑英和彭真两人带领部队提前进入北平，接管北平的公安局，并布置相关的保卫工作。

在叶剑英的安排下，保卫干部中的朱文刚被任命为第七公安分局的局长，朱文刚上任的第一份工作，便是接管国民党的功德林监狱。

朱文刚率领部下清点了功德林监狱中的所有物品，一口绞刑架进入了他的视野，看着阴森的绞刑架，朱文刚产生了诸多疑问。

经过对留守警察的一番询问，朱文刚才得知这个绞刑架还隐藏着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它曾绞杀过共产革命先驱李大钊。

朱文刚不敢耽误，赶紧向上级汇报情况，彭真接到朱文刚的汇报后，当即将这个罪恶的绞刑架列为北京博物馆0001号文物。

绞刑架被收录到博物馆之后，彭真对北平公安局做出重要指示，虽然这件案子已经过去了22年，但是，一定要抓到当初杀害李大钊的凶手。

对此，北平市公安局随即开始立案侦查，并成立专案小组，在详细鉴定了李大钊被杀案之后，公安局确定了杀害李大钊的五位凶手，分别是陈兴亚、吴郁文、雷恒成、蒲志忠和王振南。

1950年12月，因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内还存在许多土匪、特务和反动势力，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决定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并鼓励群众以检举和揭发的形式参与。

李大钊被杀案的凶手被公布后不久，上海公安局便收到了检举陈兴亚的来信，陈兴亚随即被抓获，在完成犯人交接的工作之后，陈兴亚被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

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派出所，专案小组成员详细地审问了陈兴亚，李大钊被杀案第一位伏法的凶手的背景跃然于纸上。

陈兴亚是辽宁海城人，23岁时进入日本振武学校求学，回国后在北洋军队中供职，1920年，陈兴亚投靠了张作霖的奉系军队，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陈兴亚回到东北，并担任宪兵司令一职。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陈兴亚跟随张作霖进驻北平，42岁的陈兴亚受到上级赏识，成为京师警察的总监。

李大钊被害时，陈兴亚亲自指挥军警抓捕李大钊，因为“功劳”卓著，陈兴亚被国民党方面晋升为中将。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陈兴亚辞去了宪兵司令的工作，闲居在北平，北平和平解放之际，陈兴亚闻风而逃，在上海定居下来，虽然他是隐姓埋名的，却仍没有逃过群众的双眼。

陈兴亚落网之后，杀害李大钊的主谋吴郁文也开始浮出水面，1951年6月，一位曾是国民党中统的特务向北京公安局递交了一封检举信，在信中，这位特务写到：

“杀害李大钊同志的主谋，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侦缉处长吴郁文，已经化名为博哉，现在正住在北京后门的鼓楼湾……”

公安局将抓捕吴郁文的任务交给了温振海，按照检举信上内容，温振海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鼓楼湾。

然而，温振海并没有找到有叫博哉的人，此地也不是所谓的“鼓楼湾”，正在温振海疑惑之际，一栋鼓楼进入了他的视野，温振海明白，鼓楼在以前可是身份的象征。

温振海走进鼓楼内的四合院，在四合院的北屋，他在昏暗的屋内看到了一位老人，只见那人犀利的目光令温振海内心发毛。

从四合院出来后，温振海看到一群居民正在闲聊，他灵机一动，放下了自行车，与这群居民搭起话来。

温振海从居民的口中得知，这位目光犀利的老人曾是军阀张作霖手下的大官，全国解放后，因为腿上有毛病，他只能呆在四合院内。

此时，温振海心中已经有了盘算，他立即返回公安局，将情况汇报了上去，公安局详细对比了吴郁文的信息，发现此人却系吴郁文无疑，李大钊被杀案的主谋就此落网。

二、民众揭发、化装试探

就在公安局查证吴郁文资料期间，又一封检举信被送到了公安局，这封信正是检举“了明禅师”的，雷恒成以为在寺庙可以避祸，但正是这次寺庙求佛之行暴露了他的行踪。

一位北京当地的居民发现了雷恒成，于是，便写下了这封检举信：

“几年前，在北京西北处的一所寺庙中，所谓的‘了明禅师’，就是大汉奸，当年，就是他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人士，李大钊同志入狱的时候，他还没收了李大钊同志的蓝色勃朗宁手枪……”

为了查清雷恒成的情况，公安局对吴郁文进行了审问，原本雷恒成是信息最模糊的犯人，现在也有了眉目。

雷恒成与清朝皇族有血缘关系，曾赶赴日本留学，主修的是警察专业，回国后，又被安排在京师的警察厅，抗日战争爆发后，雷恒成卖国求荣，做了日本人的走狗。

此时，北京公安局和专案小组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一定要抓到雷恒成，这不仅是为了告慰李大钊同志，也是为了告慰所有被日本人屠杀的中国同胞。

而在检举信的最后，检举人还提到，雷恒成现在正在上海，以占卜为生，其长相很有特点，瘦脸，留着一把山羊胡，镶着一口大金牙。

除此之外，雷恒成有一块金手表，常年戴在身上，金表上面有清朝皇帝的画像，因为是“御赐”之物，雷恒成从不让这块手表离身。

上海市公安局分局的局长马益接到北京转来的举报信之后，随即郑重指示辖区内的所有公安人员：“三天之内，一定要侦破此案！”

在公安局内部的安排下，追缉雷恒成的任务落在了鲁全发等人的肩上，鲁全发等人随即对辖区的居民进行了查访，最终，在马立斯公寓打听到了“了明法师”的下落。

为了锁定疑犯，鲁全发连忙返回派出所，核实这位“了明法师”的信息，除了名字不一样之外，基本所有的信息都对上了号。

鲁全发看着户口登记册上的“赵志安”，诸多疑问涌上心头，此人是不是雷恒成？是不是有一口黄牙和金手表？要怎么才能进一步确定此人的身份呢？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鲁全发脑海里萦绕，化装成来上海找工作的乡下人，去“了明法师”处卜个前途。

说做就做，鲁全发来到了公安局的化装室，他穿上一件长衫，挑选一顶黑帽，蹬上皮鞋，俨然一副乡巴佬的模样。

鲁全发来到“了明法师”住处，敲开了大门，一个明显裹过脚的老太打开了门，看着这位“乡巴佬”，老太直接问道：“请问找谁呀？”

鲁全发脱下帽子，微笑着回答说：“我想来找‘了明法师’卜一卦。”

老太也露出笑容，“快进来，快进来！”老太热情地邀请着。

说着，老太对着屋内大声喊道：“老头子呀，有客人来找你了！”

刚一进屋，鲁全发就看见一个精瘦的老头，特征与检举信上毫无二致，而且还多了一份阴冷的眼神。

鲁全发开门见山，“老先生，你好，我是从乡下来的，想请你看个八字。”

老头晃了晃头，用一口京腔问道：“年轻人，你把生辰和属相报来吧！”

鲁全发早有准备，他恭敬地回答说：“我叫李雪畴，木子李的李字，下大雪的雪字，范畴的畴字。”

老头没有听出“李雪仇”的谐音，他狡黠地追问道：“年轻人啊，是不是来上海奔前程的？”

鲁全发看着老头的山羊胡，心想，此人果然狡猾，我这身打扮来上海，无非找工作的外来人。

老头闭眼晃了晃头，随后振振有词地对鲁全发说：“年轻人，你的命是很好的，人有双运，一是官运，一是财运，你不仅能找到好工作，还有当官的苗头呢！”

鲁全发微笑应和着老头，在与老头进一步接触后，鲁全发基本已经确认老头的身份，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举荐信中的金手表，看着老头脖子上黄澄澄的链子，鲁全发开始在心里盘算起来。

三、凶手落网、刑前要求

鲁全发眼珠一转，他颇为焦急地对老头说：“老先生，现在什么时间点了？我还要去新闸桥招工的地方碰碰运气呢？”

老头没有任何防备，顺手从怀中摸出手表，鲁全发定眼一看，手表上皇帝的画像赫然刻在上面。

鲁全发心中已经确定了答案，“没错，此人正是凶犯雷恒成，跑不了！”

一番简单的寒暄后，鲁全发边找借口起身离开。

出了大门，鲁全发径直赶回派出所，向上级报告了雷恒成的情况，公安局领导立即做出安排，鲁全发带着两人返回了雷恒成的住处。

三人冲进屋内，看着悠哉的雷恒成，三人没有多作解释，直接亮出逮捕令，见此情形，雷恒成已经明白了一切，只能任由鲁全发带上手铐。

当天晚上，鲁全发又带着军委会的干部搜捕了雷恒成家，在一口大箱子中，找到了他劣迹斑斑的身份证明，警察学校的毕业书，日伪军的任命状、徽章和军刀都被翻了出来。

对于被捕的雷恒成，上海华东分局的局长马益决定亲自审问，可是，雷恒成一句话也不多说，公安局只好先做思想教育。

雷恒成享受到了生活的优待后，思想也做出了改变，10月的一天早晨，雷恒成吃过早饭后，主动找到了专案人员，决定坦白一切。

雷恒成说：“我是已经快入土的人，本来打算将这些事情带到棺材中的，你们的优待令我十分感动，我决定向你们讲明所有事。”

专案人员随即将雷恒成带到了审讯室，雷恒成缓缓地讲述了抓捕并杀害李大钊的过程……

雷恒成坦白说：“我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头号人物，我是奉命进行抓捕的，在抓捕他时，我从他身上找到了一支蓝色的勃朗宁手枪，我收归己用了！”

实际上，除了李大钊之外，雷恒成还参与了多起抓捕共产党人的事件，共产党北方局的张铨林等60位共产党人被捕，也是雷恒成的“杰作”。

东北军投靠国民党后，雷恒成还参与破坏了满洲的中共组织，并亲自抓捕了赵尚志，雷恒成对赵尚志动用了各种刑罚，可赵尚志非但不为所动，还大骂雷恒成，最终，雷恒成杀害了赵尚志。

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雷恒成甘愿充当汉奸，为日本人效命，在日伪军期间，雷恒成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方面曾决定对雷恒成处以死刑，可在执行前，雷恒成秘密逃脱，在化名为“了明法师”后，他先是前往台湾，风头过后又来到上海。

天网恢恢，罪大恶极的雷恒成终究没有逃过人民的审判，在确定他就是杀害李大钊的凶犯后，公安局决定对雷恒成处以死刑。

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被押赴刑场，在行刑前，雷恒成对执行的人员摇尾乞怜，他哭着说：“我深知我罪恶滔天，我没有任何怨言，我最后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你们不要打我的脑袋！”

面对雷恒成的请求，上级领导们决定从人道主义出发，满足他的这项特殊请求，并知会了行刑人员。

“砰”！一声正义的枪响过后，这位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倒在了血泊中，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

在抓捕雷恒成的过程中，北京公安局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

李大钊被杀案的另一位凶犯蒲志忠也被带进了公安局，带他来的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亲孙女，在孙女的劝诫下，担心被揭发的蒲志忠选择了自首。

1955年12月，李大钊被杀案的最后一位凶犯王振南也被逮捕，狡猾的王振南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试图掩埋自己罪恶的历史，但是，在铁证面前，王振南也只能乖乖地伏法。

至此，李大钊被杀一案彻底告破，革命先驱虽然英勇就义，但是，他留下的革命事迹，却如同星星之火一样，点燃了中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