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苦功高打一生肖(乾隆)


前些年,纪晓岚与大贪官和珅斗智斗勇的故事,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上。


事实上,纪晓岚不论是官职还是人品,都没有影视剧中表现得那么完美。


他在和珅的眼中,如同虫子一般,因此并没有能力与权倾朝野的大人一较高下。


有能力有胆识与乾隆年间第一权臣和珅争锋的,非刘墉莫属,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宰相刘罗锅”。



伴君如伴虎,出言必珠玑


早在为政江宁时,百姓们就交口称赞刘墉道:“少时知江宁府,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


与他同朝为官的袁枚,也称赞刘墉是先声夺人,苦志救人。


在他辉煌时曾一人兼职工部与吏部尚书,吏部与兵部尚,六部尚书刘墉独占其二,足以可见乾隆皇帝对他的信赖。


乾隆皇帝驾崩后,刘墉摆脱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命运。


他没有像和珅那般人头落地还遭到百姓唾弃,而是继续被重用,以至于嘉庆皇帝起驾热河,还任命八十多岁的刘墉在京理政。


为人正直的刘墉能受到两任皇帝的青睐,并且善始善终,必然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的。


每次与皇帝对话时,刘墉都会在不违背原则和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让皇帝龙颜大悦。


众所周知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每天都有千奇百怪的问题和想法,不过这可难不倒博学多才的刘墉。


有一回乾隆突发奇想故意问刘墉:“京师九门,每天出多少人又进多少人?”


对于常人而言,面对这样的刁难肯定是哑口无言,毕竟偌大的北京城每天进进出出繁忙异常,即使是在门口值班的岗哨不经过计算也很难得出结果。


刘墉每天都忙着处理政务,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关心城门的进出情况。


这可难不倒大学士刘墉,他稍稍思考片刻便做出回答:“禀皇上,两人。”


乾隆只觉得刘墉在满口胡言的戏耍自己,不等乾隆发问,刘墉不急不慢地解释道:“万岁,我说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种人,男人和女人。”



乾隆是个好面子的人,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要让刘墉哑口无言以获得优越感,自然不能让刘墉在自己面前大出风头。


紧接着乾隆又问:“那我大清国一年生多少人,死多少人?”


这明摆着是乾隆存心要刻意为难臣子,于是刘墉又表现出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说:“生1人,死12人。”


机敏的刘墉连忙做出解释,声称自己是按照属相说的。


好比当年是虎年,那么所有出生的人都是一个属相,都是属虎的,至于死十二个,则是因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等组成的十二生肖,每一年中每个属相都会有人去世。


刘墉的回答确实有点绝,如果说个具体的数字,即使是真的,皇帝也可能认为是虚报或者觉得刘墉在逞能。


而且死的人太多,皇帝会认为是刘墉在讽刺自己无德。


常年陪伴在君王身边确实是比普通人机会更多一些,毕竟自己的功绩都被天子看在眼里。


机遇增多的同时也意味着危险,天家喜怒无常,可能不经意的一句话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回答任何问题都要慎之又慎。



刘墉在朝为官数十载,去世后还能被嘉庆皇帝追封为太子太保,配享入祀贤良祠,谕祭葬尊荣。


除了他的出类拔萃的能力外,其语言艺术也是功不可没。


当然,刘墉并非只会讨好与迎合皇帝,在尊严问题上,他也从来不退步。


刘墉在朝廷上是出了名的怕老婆,同朝官员经常拿此事打趣,就连乾隆皇帝也不例外。


有次乾隆向刘墉发问,称自己听说他非常惧内。


封建时期讲究大男子主义,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刘墉当然不肯跌了面子。


但他也不好与皇帝展开辩驳,于是他换了种说法,“不是臣怕妻子,而是臣的妻子不怕臣。”如果刘墉矢口否认,等于是睁眼说瞎话。


毕竟他怕老婆是无人不知的事实,如果他去大谈特谈夫妻相处之道,那皇帝也不愿意听。


倒不如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既体现了自己的无奈,也表达了对妻子的尊重,在诙谐中将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智驳奸佞,斗法和珅


大家最喜闻乐见的,还是刘墉与清朝第一大贪和珅的那些趣事。


他们二人,一个刚直不阿一心为民着想,另一个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几近盘剥,凑在一起定会迸发出别样的火花。


和珅贪赃枉法,他家里的金银财宝堪比国库,而和珅的家底要么是中饱私囊,要么是搜刮底层官员得来。


但这些钱归根结底还是国家的,钱都去了和珅家,再加上乾隆骄奢淫逸,国库自然会出现空虚。



某一年底,有官员在朝堂上向乾隆汇报国库的情况。


乾隆听见国库银两所剩无几时非常的纳闷,大清良田万顷,仅仅是江南地区每年交来的税赋也足够维持国家运行。


乾隆找来刘墉问他,国库里的钱都流向了哪里。


刘墉回答道:“掉河里了”。


乾隆还以为是都用在了治理黄河水灾上修缮堤坝赈济灾民上,于是打趣道:“怎么不去捞起来呢?”



刘墉说:“河深(和珅)呐。”


身为尚书的刘墉当然知道很多钱都用在了皇室的开销上,但他总不能说:“皇上,您六下江南给花了”。


而和珅平日里就贪污受贿任人唯亲,他和皇帝的关系还不一般,即使有确凿的证据也不能把矛头对准和珅,倒不如用幽默来化解尴尬。


如此一来,刘墉既回答了乾隆的问题,还不会被人抓住任何话柄。


而刘墉讥讽和珅,也不止一次两次。


有一回刘墉用抓鱼来暗讽和珅,没想到被和珅抓着不放,非要闹到乾隆那儿去。


和珅的官职比刘墉高,跟皇帝的关系又比较要好,重要的是他还得了理。


和珅叫嚣道:“刘大人想息事宁人也可以,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


执拗的刘墉怎么可能会向和珅低头,此时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第二天退朝以后,刘墉找到乾隆,上来就向他请罪,罪名是私自看戏。


乾隆被刘墉的这一出弄得一头雾水,接着刘墉又表示有本要奏,是关于皇室成员流放的事情。


乾隆一听牵扯到自己家,马上变得严肃起来,赶忙让刘墉如实说来。


刘墉没有着急说,反倒是想请乾隆恕罪。


乾隆更懵了,刘墉还没说什么事自己怎么恕罪,但乾隆不恕他的罪,刘墉就坚决不说。


乾隆只好先应承下来,紧接着刘墉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乾隆磕了三个响头:“臣所奏之人,正是当今圣上。”


乾隆好奇地让刘墉讲下去,他想看看自己究竟何罪之有。


刘墉说不久前乾清宫失火,皇帝命人从十三陵里拉来木头修葺宫殿,这犯了掘墓的大罪。


清朝皇室向来标榜自己仁爱,而十三陵又是明朝皇帝的陵墓这件事情,无异于在打爱新觉罗家的脸面,而且不论是哪个朝代,私自毁坏他人陵寝都是重罪。


接着,刘墉又说皇帝脖子上戴的念珠就权当刑具,只需要乾隆去他家里走上一遭就算是流放了。


乾隆被刘墉的这番操作弄得哑口无言,碍于颜面,他也不得不跟着刘墉去“流放”。


在路上,刘墉把他跟和珅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乾隆回宫后紧急召和珅觐见,劈头盖脸地骂了他一顿。


私自破坏陵寝按照大清律法是要流放的,而刘墉提出念珠就算枷锁,去他家就算流放明显是卖给了乾隆面子。


如果乾隆借着和珅的事向刘墉发难,会被人说成是借题发挥。


所以,他只能把满腔的怒火都发泄在和珅身上。



逢凶化吉,保全性命


乾隆为了修缮宫殿而去拆除陵墓,不是一次两次,不幸的是,他每次都被刘墉无情拆穿。


有一回,乾隆为了得到上等的金丝楠木,竟然派人去拆了长陵与永陵的桩子,这次刘墉知道后没有再惯着乾隆,直接在群臣面前揭露了这件事。


身为天子,乾隆应该起到遵纪守法的带头作用,但他制定的法律却自己去打破,实在不该。


当刘墉提出这件事后,乾隆非常为难,但贵为九五之尊的他总不能真的去偏远地区流放自己。


于是,机灵的乾隆想出了一个点子——发配江南。


乾隆在位期间对江南美景美色情有独钟,即使国库亏空他也要“烟花三月下扬州”。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去江南游玩一番,这样既受了发配之刑还,满足了自己旅游的愿望。


重要的是,这样不会被大家唾骂成只知道游山玩水的昏君。


乾隆这次下江南与以前的心情截然不同,他憋着一肚子气,一直想找机会收拾刘墉一顿。


所以乾隆出发时,特地让刘墉跟在了自己的身边。


有一回刘墉陪着乾隆乘船去打水围,扁舟在宽阔的河道上悠然前行,大家都沉浸在这美不胜收的景色之中。


表面上乾隆与刘墉有说有笑,可他始终想找个机会整整刘墉。


他问刘墉:“爱卿,你说什么人最忠,什么人最孝?”


刘墉一听就知道,皇帝难为人的老毛病又犯了。


专治不服的他立刻回应:“禀皇上,臣对君最忠,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子对父最孝,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乾隆听见后心里乐开了花,因为这正是他要说的话。


乾隆大笑起来:“刘爱卿果真是聪明无双,朕有一事相求,不知卿愿意否?”


看见乾隆这副笑呵呵的模样,刘墉知道真正的难题要来了。


乾隆毕竟是君上,刘墉又刚说完那番豪言壮语,听到乾隆有所求,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了一些诸如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的话。


乾隆脸色一变收起了刚刚的笑模样对刘墉说:“朕要你去死。”


刘墉揣着明白装糊涂:“怎么个死法?”


乾隆面部阴沉地说:“投江。”


刘墉听完没有片刻迟疑马上从甲板走到了船头,但只是站在那里并没有丝毫的动作。


乾隆看见刘墉迟迟不跳,“关心”地问道:“爱卿,为何不投降?”


刘墉一脸正经地说:“万岁,臣在船头看见屈子,他对臣说了好些话。”


乾隆想看看刘墉还想耍什么花样,着急地问:“都说了什么?”


“屈子说:刘墉啊,你为啥想走这条路啊?我当时乃昏君无道,被迫投江而死,眼下你主圣明,等无道之时再找我也不迟。”


刘墉的这番话憋得乾隆面红耳赤,半天没有吭声。


如果乾隆继续劝刘墉投江,就证明他是和楚顷襄王一样的无道昏君,而大清也会重蹈当年楚国的覆辙。


刘墉再一次用他的机灵,化解了危机。


其实,历史上的乾隆对刘墉还是非常不错的,如今坐落在北京礼士胡同129号的刘墉故居,就是乾隆赏赐给他的。


清朝年间北京内城都是满清八旗子弟的住所,汉人官员不论职位再高都只得住在外城。


但刘墉劳苦功高,又能时常陪着乾隆解闷,皇帝就把驴市胡同西头都给了刘墉住。


而且他的宅邸贯通胡同西头的南北,远比今天的故居要大的多。


“赐第”这样的殊荣极少有人能够享受,足以说明刘墉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当然,刘墉能够官至两部尚书,深受皇帝喜爱,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与幽默的性格外,也和家世密不可分。


在顺治皇帝刚刚统一中国时,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就当上了户部广西司员外郎,他的祖父刘棨,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官至四川布政使。


乾隆皇帝继位后,又提拔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刘墉能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与他的家族底蕴也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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