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83岁的宋庆龄带病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这是举办周总理追悼会的地方，她要送他最后一程。

看着周总理的遗容，宋庆龄泣不成声，脑海中顿时浮现了他们曾经并肩战斗的场景，是啊，周总理与宋庆龄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谊，两人早已把彼此当成了亲人。

然而，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参加追悼会期间，一向温和的宋庆龄却愤然离席了，不仅如此，她还扬言要辞去全部职位，要知道此时的她可是身兼数个要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宋庆龄又为何会如此气愤？

革命年代，荣辱与共

宋庆龄和周总理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1924年冬天，这时周恩来刚刚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久，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的心血，宋庆龄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周恩来对宋庆龄的为人十分敬佩，便邀请她到了黄埔军校给学生讲演，初次见面，周恩来就被宋庆龄的言谈举止吸引，称赞她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

而宋庆龄更是对年轻干练、多才多艺的周恩来十分认可，多年后，她还在回忆录中记忆犹新地写道：

“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指导下，她一直与我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经常在国民党公开场合亮相的周恩来自然成了宋庆龄最熟悉的共产党朋友。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身为国民党党员的宋庆龄对此十分认可，身在上海的她丝毫不惧蒋介石的威胁，公开宣传支持南昌起义，这对我党的革命事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后来，周恩来来到了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当时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周恩来整日在刀尖上行走，为了保护周恩来的安全，宋庆龄多次派人提醒他及时转移。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冒着生命危险将一批周恩来亲自签署的我党重要文件藏在了自己家里，避免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查，这些资料后来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就这样，宋庆龄虽然不是我党人士，但她与我党尤其是与周恩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荣辱与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为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这天，周恩来来到了上海进行统战工作，第一站就是到莫里哀路29号拜访宋庆龄。

时隔多年再次相见，宋庆龄十分激动地说：“恩来，一路上辛苦了！”周恩来也非常动容。

两人一同谈论了革命的大局，期间，周恩来多次关心着宋庆龄的安危，他知道蒋介石早已不怀好意。

但宋庆龄却丝毫没有考虑自己，她十分认可我党关于共同抗日的主张，还坚定地说道：

“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宋庆龄不仅这么说了，但一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着抗日。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周恩来担心宋庆龄的安危，便多次派人请她离开上海，可宋庆龄还是坚持和战士们在一起，她积极呼吁全国同胞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得周恩来敬佩。

后来，宋庆龄到了香港，还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组织，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积极在全世界筹措物资，送往前线，其中相当一部分送给了共产党人，周恩来对宋庆龄更加感激。

内战爆发后，周恩来担心蒋介石会对宋庆龄不利，便一直派人与她联系，关心着她的安全，宋庆龄看在眼里，很是欣慰，见到我军在正面战场接连取得胜利，她也是发自内心的兴奋。

尤其是在上海解放当天，早晨起来的宋庆龄看到解放军战士都躺在大街上睡觉时，她心中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让中国富强起来。

此时的宋庆龄已经对祖国的未来有了美好的期待。

共商国是，肝胆相照

而在另一边，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关于建国的诸多事宜也提上了日程，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商定要在1949年9月份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至于与会的代表，两人第一时间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宋庆龄，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伴侣和坚定支持者，对中国革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邀请她出席会议是全国人民的期待。

于是，这年6月19日，毛主席先给宋庆龄写了一封邀请函，两天后，周恩来出于国家需要和革命友谊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在信中，他真挚地说道：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一句“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便充分展现了周恩来的诚意，看到这封信后，宋庆龄更加高兴，她知道周恩来一向是个办事周到的人。

1949年8月28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宋庆龄坐火车前往了北平，在此之前，周恩来专门对沿途的保障工作亲自作了安排，确保宋庆龄的安全万无一失。

火车到站后，周恩来还同毛主席一道亲自在车站迎接，宋庆龄连连点头，在第一届政协大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为新中国的建立也提出了不少的建议。

当然，除了共商国是以外，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着宋庆龄的生活，知道宋庆龄是南方人，住惯了上海的房子，他专门亲自在北平后海北沿选了一套住宅，里面的装饰都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与宋庆龄在上海时的居住环境几乎完全一致，宋庆龄感到十分温暖。

当然，宋庆龄也一直牢记着周总理的事情，1950年8月8日，是周总理与邓颖超结婚25周年的日子，但周总理一心忙着工作，从来没给外人提起过这件事，邓颖超也没打算庆祝。

不过，就在这天晚上，他们却收到了一份祝福，上面写着：

“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

你们在结婚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

周恩来夫妇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宋庆龄送来的，她还专门给他们绣了一副梅花图，要知道周总理一向是不收礼的，但这次他还是破例收了下来。

建国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两人一直肝胆相照，互相支持，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却一直挂念着对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经常邀请宋庆龄到家中吃饭，但宋庆龄却很少主动邀请周总理，后来从她的回忆录中，人们才知道了答案。

原来，宋庆龄总是说：

“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

国之瑰宝，名副其实

然而，话虽这么说，周总理还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祖国和人民的建设事业上，鞠躬尽瘁，过高的工作强度还是压垮了他的身体，到了70年代以后，周总理的病情愈发沉重，此时宋庆龄也是病体缠身。

时间来到1976年1月9日早晨，躺在病床上的宋庆龄叫工作人员打开了收音机，每天听听新闻是她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只是这次她却哭个不停。

原来，周总理病逝了。

宋庆龄再也无法抑制悲伤的心情，她虽然也早就知道了周总理病危的消息，但没想到噩耗来得这么突然。

此刻，她再也顾不得什么约束，直接向中央申请去北京医院作遗体告别，再看一眼多年的老朋友，中央同意了她的请求。

1976年1月10日，在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宋庆龄来到了遗体告别室，两姐妹都是宋庆龄的养女，当年周恩来还鼓励过她们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建设服务，她们也对周总理很是敬佩。

看到面容消瘦的周总理的遗容，宋庆龄心中更加悲伤，她连连叹息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少了一个好帮手呀！”在场众人闻言无不落泪。

告别结束后，宋庆龄回到了家中，此时的她病情也很严重，事实上，她完全可以在家中安心休养，但她还是向中央提出了请求，去参加追悼会，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可就在去之前，宋庆龄却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这不是摆架子吗？”

宋庆龄的心情本就十分糟糕，听到这句话更是非常生气，自己带的两姐妹都是周总理认识的，而且自己也没有任何别的目的，要不是病情耽误，也不会带人，她实在不理解他们为何这般说。

但为了送周总理最后一程，宋庆龄还是忍了下来，没有多说什么。

就这样，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谁知，刚到人民大会堂，又有人议论纷纷，说她是“总理帮”。

如果只是诋毁自己，宋庆龄就忍了，可现在他们竟然还说周总理而当不是，宋庆龄当即勃然大怒，直接站起身转身离去。

回到家中后，宋庆龄在卧室里大发雷霆，愤怒地说道：“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宋庆龄深知周总理为了国家付出的心血，作为老朋友，她决不允许有人诋毁周总理，为了展现自己的态度，当晚，她就向中央递交了五份辞呈，主动辞去所有的职务。

1月27日，宋庆龄乘坐一架三叉戟飞机，带着愤怒离开了北京，飞往了上海，决心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日子。

好在，中央领导在查明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当即和宋庆龄道了歉，并且极力挽留她继续担任要职，宋庆龄也只是气急了，为了国家建设考虑，几个月后，她还是回到了北京，继续努力地工作。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宋庆龄一直怀念着周总理，1977年1月，在周总理辞世一周年之际，她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怀念周总理》一文，在文中她这样写到：

“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离开了人世，周总理夫人邓颖超闻讯也十分悲痛，她在《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一文中高度地概括了宋庆龄的一生：

“你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

国之瑰宝是周总理生前对宋庆龄的评价，这是他们友谊的最好见证，宋庆龄也着实当之无愧，现在虽然两位伟人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友谊和为革命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