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作的《春秋》，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历史的记录，而不是对历史的叙述。

在这本书里，所能见到的往往只是对已经发生过的某些事件简单的概括，关注点在于其是否“合礼”，而并不像《左传》等文本中深究前因后果。

《春秋》除了记载当时重大历史事件之外，还对一些反常的现象予以记录。

记载类似的事情，却用了两种不同的结构

在《春秋·僖公十六年》中，有这样一句话，记载了当时两种反常的自然现象：

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这句话简单描述了僖公十六年正月发生在宋国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天上掉下来五块陨石，第二件是有六只鹢鸟在都城上空倒着飞。

这一句话很好理解，乍一看也没什么问题，但这是因为古今语言系统的变更，导致了现今的很多读者自发地将其转换成了现代汉语进行理解，以至于对文言结构的变动不敏感。

如果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这句话不仅记录了反常的现象，叙述的方式也很奇怪。

为了更好地彰显其怪异之处，我们不妨先抛开“信达雅”中“雅”的原则，将这两件事直译为现代汉语，其语序表述应为：

……天上掉落了石头在宋国五块……六只鹢鸟倒退着飞在宋都。

很明显就能看出，《春秋》在记录这两场反常事件的时候，虽然二者在句子成分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却故意在语序上做了区别。

这又是为何呢？《公羊传》中对这样的记录有一个很有道理的解读。

在第一件事情里，为什么要先说动作“陨”，再说主体“石”，最后才说数量“五”呢？因为这是一次“记闻”。

“陨石”一事目击者往往很少，多数都是听来的。那么当人们听到这一信息的时候，顺序是什么样的呢？自然是先知晓了天上掉下来了一些东西，去寻找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掉落的是一些石头，最后才会数一数，一共有“五枚”。

那么，第二件事情里，为什么又先叙述了数量和主体，然后才描述动作呢？因为这是一次“记见”。

陨石坠落之地尚需要花费时间来寻找，但鹢鸟倒飞却发生在人流密集的宋都上空，人们一抬眼就能见到。正常的顺序就是，人们最初看到的是六只鸟，然后才会辨认出其品类，最后才会察觉到它们飞行的方式比较怪异。

或许有人会觉得，不是因为鸟的倒飞才导致了人们对这些鸟品类的关注吗？其实并不是，运动中的物体很容易引起人类视觉的注意，就像看到火车在铁轨上飞驰的画面时，人们的注意力会不自觉地放在运动的火车上，而不是固定的铁轨上。

所以，人们观测鸟的品类，是因为要察觉正在运动的是何物体，而不是直接察觉到了它们在倒飞。

《春秋》力求用最少的文字来展现最大的张力，后人评价它为“贵于省文”。但文字虽少，却在细节处非常精致。

而在这些简单的文字中，往往通过一些细节也能发现编纂者对某些事件的态度。

“弑君”一词的用法，暗含机关

《春秋》因其记录史事的性质，往往不直接发表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所以在所用词汇上就比较讲究。

常常用来举例子的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

郑庄公镇压共叔段叛乱，本来应该是占据了正义名分的，但在《春秋》里，虽然如实记录了这一事件，但却不提二人本为兄弟的身份，更是选用了一个“克”字，彰显了孔子对郑庄公的批判和不满。既批判他作为兄长没有对弟弟进行应有的教育，也讽刺他身为君王却设计、纵容臣下叛乱的心机。

这样的内涵在《春秋》当中并不少见，我们可以再来说一个晋国的故事。

晋灵公昏聩，与国中显贵赵盾有矛盾，几次设计要杀死他。最后一次伏击失败后，赵盾逃出国都，但还没有出国境，便传来了弟弟赵穿杀死了晋灵公的消息。

赵盾被迎回之后，史官董狐在记录这一历史的时候直接写下了“赵盾弑其君”。

赵盾感到很冤枉，辩解说杀死国君的是其弟弟赵穿，即使自己有责任，但也不应该把他写为“弑君”的罪魁祸首。

董狐却说，你身为晋国的正卿，国君被杀的时候并没有出国境，返回国都之后也没有主张为国君复仇。你这种行为和“弑君”有什么区别吗？

“董狐直笔”一事被后世史官当做了榜样，很多人都认为董狐作为史官如此记载是准确无误的。

那么，孔子在《春秋》里对这一事件有何看法呢？

《春秋》当中对此事的记载有些不一样：

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这里将晋灵公的名字也写出来了，明显表露了一种“不尊重”的态度。

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孔子首先对赵盾弑其君一事表示了肯定，认为赵盾确实有“弑君”之举，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但是，通过直写晋灵公名字的方式，也表示出晋灵公自身也有问题，他暴虐恣肆的行事方式，同样要为其死亡负责。

所以《左传》在这一条之下才有了“晋灵公不君”的记载，以及孔子对赵盾“国之良大夫”的感慨。

《春秋》在简练的行文中往往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这得益于其对语言的锤炼，情感和内容的表达都能恰到好处。就如对灾异的描述、词汇的选用以及成分的增减一般，于细微处更能体现其精致。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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