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 北斋

编辑| Talk君

在对日本称德不豫期间出现的祥瑞做进一步考察之前，首先需要介绍一下日本古代的祥瑞奏上制度，以及该制度在称徳朝的具体实施情况。

祥瑞奏上与称德女帝的权威

律令体制下，向朝廷报告发现的祥瑞是地方官员的任务之一，也是朝廷对地方官员考核内容的一项。

《养老令》中规定，凡每年诸司，得国郡司政。有殊功异行，及祥瑞灾蝗，户口调役增减，当界丰俭，盗贼多少，并录送省。

祥瑞自地方进献到中央后，由治部省负责进一步勘验。除了对照图书确认祥瑞的真实性之外，还要对祥瑞加以分类。

祥瑞共分四级，为大瑞、上瑞、中瑞、下瑞。不同等级的祥瑞有不同的上奏程序，凡祥瑞应见，麒麟凤龟之类，以图书合大瑞者，随即表奏。

上瑞以下，并申所司，元日以闻。上瑞以下的祥瑞在治部省勘验后在当年十二月末之前送至太政官处。

这些作为元日庆贺的一部分，由太政官在来年正月元日奏上天皇，也即所谓的“元日以闻。”这种元日以闻的制度，据东野治之考察是从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开始逐渐实施的。

但具体到称徳朝，祥瑞的奏上制度与律令制的规定又有所不同。称德朝是祥瑞频繁出现的时期之一。

根据柄浩司的统计，《续日本记》中对称德朝的记录中共出现1次祥瑞记事。

结合柄浩司提出的祥瑞记事分类法。称徳时期频繁出现的祥瑞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先行研究对称徳时期频繁出现的祥瑞所包含的政治性有一定的共识。

福原荣太郎指出要结合政治形势的变化考察称徳期的祥瑞；茂木直人认为祥瑞出现是为了彰显称徳的权威，维护政权的安定性；木本好信指出，称徳有意识地制造祥瑞，是为了掩盖动摇、不安定的政局，称扬自己的统治。

在称徳朝的祥瑞记事中，仅有一次是在正月（非元日）奏上祥瑞。除此以外的祥瑞并不都是规定中可以随时奏上的上瑞或大瑞。

如在神护景云二年和宝龟元年出现的白雉和白鸟，都在年中就上奏天皇。

参考《延喜式》的规定，白雉和白鸟仅合中瑞，白鸟太阳之精也，，白雉岱宗之精也雉白首，翠鸟，右中瑞。

从称德朝的祥瑞记事来看，元日以闻的制度在称德朝可能并没有实行，而是祥瑞一出现就上奏天皇。

在常规的上报祥瑞程序中，天皇是最后一个环节。

祥瑞出现后，由治部省勘定等级，祥瑞奏上给天皇，天皇再对祥瑞的发现人及地方国司、郡司加以赏赐。

但在称徳朝，祥瑞上奏给天皇的程序与律令制下常规的程序并不完全一致。神护景云二年七月称德天皇接连得到白鸟、赤眼白龟、白发尾青马三种祥瑞。

神护景云二年九月十一日，称德天皇发布敕令，对这三种祥瑞的发现人和发现祥瑞的地方国司统一赏赐。

正常的祥瑞奏上程序中，并无天皇要求治部省勘定祥瑞等级的环节，而是治部省勘定结束后依据祥瑞等级，判断是否即刻上奏天皇。

称德要求治部省勘验祥瑞等级意味着祥瑞不是由治部省确定等级之后才奏上，这与律令制规定的祥瑞制度不符。

天皇先得到祥瑞再勘定等级并非没有先例，《续日本纪》中在元正天皇时代养老七年曾有类似的记载，（十月）乙卯。诏曰，今年九月七日，得左京人纪朝臣家所献白龟。仍下所司，勘检图谍。

养老年间的祥瑞记事与神护景云二年祥瑞记事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养老年间关于祥瑞的各方面制度还处在发展完善的阶段。

第二，养老年间的这一条史料中，祥瑞的发现人左京人纪朝臣家本身就是幾内贵族，其族人与天皇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并不奇怪。

而神护景云二年七月的三种祥瑞皆来自地方，天皇仍然越过治部省先得到了祥瑞，与律令制规定的祥瑞制度有较大不同。

土田直镇曾从令外官的角度讨论过称德天皇对律令体制的破坏。

称德对祥瑞上奏制度的突破具体表现在两点，一为放弃元日奏闻的惯例，出现祥瑞随即奏上。二为存在越过治部省获得祥瑞的情况。

在律令制规定的祥瑞上奏程序中，天皇位于程序的终端，祥瑞需要经过层层校验才会上奏给天皇，同时也意味着天皇的意志很难对发现祥瑞以及对祥瑞的勘定产生影响。

日本的祥瑞上奏制度源自于唐令，这种制度设计是为了降低祥瑞的重要性，避免祥瑞泛滥。大隅清阳比较唐令和日本令中关于祥瑞的规定后指出，日本令没有继承唐令中刻意不重视祥瑞的思想，而是积极将祥瑞运用于改元等政治事件中。

在唐代被警惕的祥瑞，在日本则被当权者积极用于宣扬统治的正当性。称德对祥瑞制度的破坏，则导致祥瑞的政治意义被进一步滥用。

当天皇不再只扮演对祥瑞的发现人和地方国司奖赏的角色后，天皇就可以使祥瑞回应自己在现实政治上的需求，更加深度地利用祥瑞，挖掘祥瑞的政治意义。

称徳一直以来重视祥瑞在政治上的运用，擅长利用祥瑞来加强自己的权威，强化统治的合理性。

也因此，在称徳统治期间，祥瑞一经发现，不待次年正月，马上就会传达到称徳处。

对发现、上奏祥瑞的功臣论功行赏，乃至改元、大赦等都是天皇大权的体现，称徳天皇更是实现了对祥瑞的完全控制。

称徳对律令规定的突破，以及对祥瑞的控制，体现了称徳女皇在统治期间实现了高度的权力集中，及其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也印证了吉川真司对称徳女帝“空前的专制君主”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