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带路去部队要求当红军的赵君

2002年1月22日，我找到在京山新街新建的高层宿舍最西头的一个小院，院子虽然年代较久，但铁门内的水泥地上却洗净如新，柚子树后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老红军赵君的家。

80多岁的赵老，鹤发童颜，瘦矮的个子，瓜子脸上目光炯炯有神，说起话来带着笑意，给人一种随和亲近感。

得知我的来意，老人拉开了嗓门与我聊起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共产党”。

赵老说“今年多少岁，我自己也不知道，父亲死时，我才2到3岁，不懂事，跟着哥哥放牛，80年代初，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派出的同志要我填写出生年月，我就随便填了当天的日子，8月15日就是8月15日生的，乐平老干局帮我查档案，认定我今年86岁了”。

赵老接着说：“我在家里是老小，2到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养不活我们兄弟姐妹，就要我讨饭，她改嫁去了北方。在要饭时，被我伯父看到，就留我在他家帮放牛、砍柴，抱小孩等事，只给碗饭吃，仍然没有衣穿，晚上睡牛栏。

10几岁时，红军到了我们巴中，听别人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为穷人说话办事的，我就到乡苏维埃要事做，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做什么事都行，乡里就叫我做通讯员。经常去送信，送久了，我知道了常送信去的部队就是红军第30军李先念的部队。

有一次，乡苏维埃征新兵，征好后，乡里说你路熟，你带他们去部队。我把这400多人带到部队后，我跟连长说：“我要参军。”连长摸着我头说：“太小了，过几年再来。”

我见连长不同意，就赖着不肯走，过了两三天，连里文书说：“你多报2岁，再跟连长说”。我就找着连长说：“别看我矮，是个子小，我都15岁了”，连长被我磨蹭得没法，就说：“好吧，去文书那填表去。”我高兴地跑去找文书填了张表。

1933年，我正式参加了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第30军89师269团6营当通讯员,一直到西路军失败都没离开过6营。

1935年，我们部队与毛主席领导的一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合。为了北上抗日，我们一直过草地打下了松藩、上苞子、下苞子。两河会议后，张国涛为离开中央正确领导说“北上抗日是逃跑主义。”

当毛主席率领右路军继续北上时，张国涛指挥第30军和第四军重新越过草地，说什么“打到成都吃大米 ”。造成了红军队伍一个北上一个南下的局面。

记得过雪山时是夏天，虽然山下热得很，但山上像严冬，雪山一上一下有70来里路，过山的部队像一条龙，抬头看，头顶上有人，回头望，不见身边的人还在往上走。红军战士士气很高，啦啦队站在路边鼓劲，喊声、歌声震荡山谷。

行军出汗湿透了衣服，到了山上就冻得硬邦邦的，头发、胡子都变白了，山顶空气稀薄，越往上走越爬不动，不少战士都没劲了，指导员、连长鼓励大家，要大家手挽手保证安全，并不时鼓舞大家：“再坚持一下，过了山就是胜利。”在山上，相互帮助，抢背东西的情景时时出现，显示了我们红军团结友爱的战斗精神。”

“我还走了第三次草地”，赵老说时很激动，这都是张国焘分裂主义害的。

当时红四方面军第30军和其他部队从毛尔盖方向进入了草地，草地有400到500里，要走7、8天。遍地茸密的青草，沼泽无边，到处是淤黑的污水，没有一块干土地，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如果不小心掉进泥潭，就可能牺牲。

草地里的水很多不能喝，由于长年草根腐烂有毒汁，脚刺破浸了这种水，就会红肿溃烂。高原的气候温差特别大，8月份已是初秋季节，中午烈日炎炎，水气蒸腾，到了夜晚，俨如严冬，又找不到干柴取暖，睡觉只能抱团或背靠背，有不少战士坐下睡觉，天亮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走出草地，我们进入甘肃，部队按照上级指示开始渡黄河西征。当时指导员说：“毛主席在对岸等我们，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大米吃。”这时张国焘已带两个军去了延安。

东渡黄河后，我们从永昌、甘州一直打到甘肃洒泉，打了几仗后，部队没有了粮食，也没有后援给养，子弹越打越少，国民党马步芳匪徒四个骑兵旅打我们一个团，我们连接受保卫司令部的任务，打了二天二夜，马匪没有打进来。

第三天晚上后半夜，军部吹号发信号问我们连还在不在，连长听到自己的号后，叫号兵回号，证明我们还在，连长指导员叫我带尖兵突围，我带领全班出去又回来，连长问我“为什么回来？”我说：“外面全部用铁丝网围住了。”连长说：“我们无论如何要突围出去与军部会合”。

在梨园口一仗，第30军彻底败了下来。并不是打仗打败了，战士们每人只有5发子弹，干部每人十发子弹。没有水，没有粮食补给，沙地下有水，我们扒开沙挖水吃，没有子弹，战士们用大刀与敌人拼。

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错误路线的指挥，缺粮少弹的结果，战士们是勇敢的。连马都没有草吃，我们这个团被马步芳收留去青海修路。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副主席要我们团回到延安，在延安三天后，东渡黄河到达山西洪洞县，编入了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我担任邓克明的警卫员。第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就是在教导大队时，朱德来给我们讲活。1941年在抗大学习后，调到晋察热辽通讯营一连任指导员，投身到抗日最前线。

1945年8月，鬼子投降后,我调到东北四野工作,参加了辽沈战役的锦州战役.黑山阻击战.攻打四平战斗.辽沈战役结束后,我调兵站当站长。

1949年跟着部队南下，从湖北武穴渡江到江西瑞昌，支援第31军解放了安义县。5月，我们从八一大桥[已被破坏]过了江，经胜利路住在现在的八一商埸。住了几天，我带领兵站随部队一直南下，先后解放了吉安、泰和、赣州、信丰一直到三南地区。

一路上都是挑担走路，还要一路征粮，翻山越岭，在三南接到上级命令，要我带兵站人员插到韶关接收仓库，在韶关住了七天后，我到了广州。从广州坐船到了广西梧州，前往桂县、桂平、玉林准备物资支援部队打海南岛。

1950年，上级来电报通知我们兵站去朝鲜。第43军不接收我们，兵团来电也不肯接收，后来四野来电第43军才同意。待我们赶到广州时，第43军已经出发了。我们就在广州成立了新兵站，我任副站长。

1952年“三反五反”时，我被关了起来，关了半个月后团长、政委知道后，把我接出来，送到南昌四野速成中学学习，就这样留在江西了。"

红军号兵——胡管生

2002年1月11日下午，我在江西省政府大院35栋找到了老红军胡管生的家。胡老年迈，眼睛很差，

坐在客厅沙发上听见我进来，叫家人倒水给我。我坐在胡老对面凳子上与他聊了起来。 胡老谈了他参加红军和战斗、工作的情况。

1921年4月14日，胡老出生在四川省通兰巴地区的南江县。1934年4月，在离老家一百多里的地方参加了红军。当时在红四方面军第31军当号兵。

他在长征中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于1936年才到达陕北。 部队到达陕北后就安排到离延安70多里外的三源县整编。

1937年改编为八路军，部队奉命过黄河前往五台山进行敌后抗战。在此与阎锡山的军队打了一仗，消灭了阎军的炮兵一个师。为减少摩擦，八路军撤到了洪洞县，在大行山区迂迥战斗八年，胡老一直在总司令部电话队工作。

解放战争时，调到冀南军区司令部任电话队长。先后在十纵侦察通讯队当队长、冀南电话总局当材料科长。

1950年任河北衡水电信局长。1952年调河北邯郸任邮电局长。1954年从河北邯郸地区邮电局调到江西电信局任局长直至1983年离休。

在红四方面军当小马夫的陈建章

从胡老家出来前我顺便打听了电信局另一位老红军陈建章，胡老告诉我，陈建章基本上天天在老干部活动室玩。活动室就在后面一楼，我顺着胡老指点，在活动室找到了陈老。

陈老听说我是来采访他的，忙停下手上的扑克牌说：“我们到边上聊聊。" 陈老与我谈起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我1918年12月出生在安徽六安市,，1932年4月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当战士，由于年纪小，个子矮，发了一杆枪我都拿不动，当时打国民党缴了一批马无人管，也没人愿去管，我就要求去养马，当了马夫。 在反“围剿"失败后部队从安徽向四川转移，我当马夫走不动就拉着马尾巴走。

1932年底到达四川通兰巴地区.。 1935年离开四川驻地开始长征，走到川西草地边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时没有当马夫，派我去当黄树声的通讯员。

过了草地翻夹金山，被国民党堵截后又返回再翻夹金山、过草地。 1936年部队到达甘肃，没有过黄河编为西征军。1937年春节后我离开了黄树声，随部队西征。在与马匪战斗中我们弹尽粮绝，又没补充，最后全军失败。我们留下没冲出突围的同志被马匪俘虏后编为一个团，派去青海修公路。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经过党中央与国民党交涉，我们一个团回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将我们全部送到了延安，在延安毛主席亲自来接见大家并在欢迎会上讲了话，朱总司令也讲了话。

经过短暂的整训，我分在一一五师随部队东进到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在随军学校学习八个月出来后，我20岁当了排长。为了抗日需要，上级安排我们去苏北与新四军会合，我们从山西通过河南、山东到达苏北，编在新四军第3师第37旅，黄克诚任师长。

在苏北坚持抗战直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们才返回东北，回到一一五师，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是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共有六个纵队十六个师。

在辽沈战役的四平战役中打得非常艰苦，我任营长，把四平打下来后我全营700多人留下了几十个人，包括马夫、勤杂人员一共不到80人，连、排长都死光了

1947年我当团参谋长，组织上安排我去东北上干队学习，洪学智任队长，学习结束后我留在东北军政大学当队长。

全国解放后,军政大学南下到达武汉，在武汉负责维持秩序，后成立公安纵队，我任公安纵队参谋长。组织上派我去中南速成中学学文化。1955年学习毕业后，调任孝感军分区当副司令员。

1958年干部转业时，邵式平向黄克诚要干部，一下子转业四个副司令员到江西，我安排在江东机床厂任书记。文革成了“走资派"，文革后期我安排到江西省邮电局任局长。1983年离休。”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