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半是什么时候(从鄱阳婚俗来浅析语言和民俗的关系)

文|侯博士的笔记

编辑|侯博士的笔记


前言

语言与民间习俗就像一对孪生兄弟,都是最原始的民族文化,而民族的风俗习惯则是由语言产生的。语言与民俗,是互相涵化的过程。民俗是语言的渗透,而语言反映民俗。

鄱阳婚俗“合八字”语汇透视的民俗内涵

语言文化研究合集

贾唏儒《语言·心理·民俗》一书中,对“民俗”进行了定义:“民俗”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沿成习、积淀为俗的生活准则。”

通过对民俗文化的定义,我们发现民俗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它既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风貌,也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特点,也能体现出一个民族史上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

比如鄱阳地区的“合八字”习俗,在鄱阳地区的婚俗中,是一种必要的仪式,那就是找一个朋友偷偷要来女方的生辰八字,然后男方家里把新娘的生辰八字放在自己的厨房里,三天内,如果没有打碎碗,也没有丢失筷子的事情,那就是两个人的八字都符合了,男方可以带着八字去找算命先生,如果没有矛盾,那么就可以开始提亲了。

碗筷

假如三天内,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只要有一只碗被打碎,一双筷子消失,这桩婚事基本也就结束了。从民间所表现出来的“合八字”的意义来看,江西地区封建社会的婚姻习俗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迷信。

自古以来,凡是结婚的人,都会下意识地遵循“合八字”这个传统的风俗。尤其是在长辈主持儿女的婚礼上,如果“合八字”的时候出了什么纰漏,就算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也不可能在一起。

恩爱的夫妻剧照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整个中华大地,人民群众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新的文化的洗礼,尽管在乡下依然有些老顽固,依然坚持着用“合八字”来确定子女的婚事,但这种观念并没有过去那样强烈了。

从鄱阳民俗来窥探语言与民俗的关系

曲彦斌表示,“在人类的文化史上,语言与民俗一直是不可分割的伙伴与亲人。”语言与民俗都是人类社会最原始的文化形态。

民间风俗舞火龙

从人类有了语言开始,民间的风俗也逐渐出现了,而语言的存在,使得民间的民俗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交流和保存。

而民间又通过语言符号的归纳,把它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内涵生动地呈现在语言这一深沉的宝塔里。鄱阳地区的婚俗习俗中,有“合八字”的议婚仪式,接着就是相亲。

农村家户

在鄱阳,相亲都是媒人将男方带到对方媒人家中去看在对方家中等待的女方,而之所以不直接到女方家中相亲,而是到对方指定的人家,这大概就是古代“抢婚”的原因。

女人害怕男人一旦喜欢上了自己,而自己却不喜欢,害怕对方每天都跑到她家来“逼婚”“抢婚”,毕竟在鄱阳这种贫困落后的小山村,这种抢亲的事儿经常会出现,甚至会闹出人命。

婚礼

还有“看家”习俗,对于鄱阳县以外的人来说,“看家”这个传统会感到陌生。因为在别的地方,如果相亲成功了,那就是要走上“订婚”的流程,但鄱阳县不是,等相亲完了,就得走个“看家”程序,然后才是“订婚”。

所谓“看家”,就是指男女两情相悦,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间,由女方家的七大姑八大姨一起来,看对方的家境,看的是对方的家世、和睦程度,甚至是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演变到后来,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只要女方答应,就可以“订亲”。

订婚

在鄱阳,订婚仪式被称为“开正单”,即聘礼、聘金的数目和宴请亲友的数量。和女方家里的能说会道的人谈判,如果能谈得来,那就是成功,如果谈不拢,吵架的都有,这种程序失败的婚姻太多了,所以这一步很重要。

男方一家就会拿着一篮子的酒和菜,送到女方家里。除酒食外,必须要有面条,而这种面条通常是女方不接受的,男方会把面条带回来,以示“常来常往”。

面条

完满的婚礼叫做“成礼”,也就是婚礼的繁琐手续已经顺利地完成,仪式也就完成了,社会对这对新人的婚姻已经开始承认允许了。

通过语言记载、保存、传承的民俗,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鄱阳地区的婚俗与婚嫁仪式。

同时,民间习俗也将鄱阳的婚俗及其文化内涵,以语言材料和语言符号反映到了语言中去,从而使他们的后代不会忘记先人留给他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继续弘扬鄱阳的婚俗传统,使得其婚姻习俗更加人性化、科学、规范。

民间习俗的传承与消失,仍然可以从其语言“活化石”的功能中找到民间消失的踪影。

哭嫁

比如鄱阳的婚俗“请嫁神”,也就是民间所熟知的“哭嫁”,随着鄱阳地区的婚俗仪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虽然有些地区还保留着哭嫁的风俗,但是“请嫁神”的说法已经被人们淡忘了。

鄱阳婚俗的语汇反映下的婚俗文化内涵

贾唏儒在《语言文化学讲义》中写道:“文化要依靠语言来储存、体现和传承,而语言是一种民俗事象的产生和传播的媒介。”

民俗文化同样也需要通过语言来保存、交流和传承。

民族文化

同时,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有什么样民族文化就会有哪种民俗语汇。而民间语言又必然折射出相应的民俗现象所蕴涵的文化意蕴。

举例来说,鄱阳人迎亲的那天早上,通常是由“坐媒”,即媒人、媒婆,按前一天约定的路线,领着新郎到女方家里迎娶新娘,两个小男孩站在迎新队伍的最前面,手上还得提着一支用红色丝带扎着“有根有叶”的竹子。

“有根有叶”是指竹子的根茎会发芽,意味着“发子发孙”之意,而叶子则意味着“开枝散叶”。有句俗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中国,特别是封建社会,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想让自己的儿女成亲后能生个孩子,并且最想要的是生个男孩来延续自己的血脉。

有些家庭条件好的家庭,更是想要多生几个,让自己子孙满堂幸福,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鄱阳,如果有一户人家没有孩子,或是只有一个女孩,别人都会说他们干了太多的坏事,不能发家致富。

就算是自己的父母,也会怀疑自己家的风水不好而卖房子,或者是因为祖坟的位置不对而迁坟,七月半的时候家里没有多烧钱,让老祖宗生气不显灵了等,或者是找了个算命的人来看相破财消灾等愚蠢的事情时有发生。

竹竿

因此,在迎娶新娘的过程中,必须要准备两根“有枝有叶”的竹杆,上面系着一条红色的丝带,这种风俗习惯用“枝叶竹竿”的语言象征来体现中国人结婚生子、子孙满堂的传统自古以来都是根深蒂固。

从鄱阳婚俗词汇来看语义搭配反常的现象

语言是人类沟通和思考的手段。语言三要素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有其内在的内在规律。

语言学

人们在进行交际时,所说的或所听的都是由词语和词组构成的话语场。不管一个句子有多长,有多复杂,是一个句子或数十个句子同时连续不断的出现,大家都能很容易地理解,而且回答起来也很容易。

人们可以很容易的进行简单的沟通,这是因为短语只有五种基本的语言形式。词的构词法实际上与五个基本词组是相同的。

洗衣服

当然,如果只看语法的结构搭配是否合理就不能确定一句话的合理性。比如,“洗衣服”这句话,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能听懂。就句法结构而言,这是一种动宾结构。

不过,“洗卫生纸”这句话,虽然是动宾短语,但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由于卫生纸本身就是清洁的,可以让人直接用,就算沾上了赃物,也不能清洗,因为它一碰到水就会破裂。

卫生纸

因此,一个词组或句的正确与否,不仅要看它的语法结构是否合理,还要考虑它的语义搭配。从字面上看,意思就是一种语言。如果仔细分析,就能判断出语义搭配的正确性。

语义指向是指句子的一个成分与其他成分在语义上的搭配。

在语法和语义搭配上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该句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看似意义上的错误或不合理的词组,在日常的口头和历史文献中都能持续不断,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文化。

语言文化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和表达方式,而文化又可以影响和制约语言的发展。比如青海汉语的“走茶叶”,其语法结构是动宾句,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语义搭配上却显得不合理。

另外,鄱阳县的婚礼,也要经过一种“闹洞房”的婚俗仪式,不过,翻阅《鄱阳县志》,鄱阳县人习惯把“闹洞房”当成“打新房”,对鄱阳的婚俗不太熟悉的人来说,根本就不知道“打新房”是什么意思。

鄱阳县志

中国许多地区,闹洞房要棒打新郎,对于“棒打新郎”意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些是为了给婚礼增添一种喜庆氛围,“恶搞”了新郎;有些地方,会让新郎珍惜这段婚姻,给新郎一个警告,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祝愿。

然而,在鄱阳,传统的婚礼习俗“打新房”,并非要对新郎动手,更没有故意破坏刚刚装饰好的喜房,以取悦所有人。在鄱阳,打新房就是闹场面的意思。

吹喇叭

在打新房之前,首先要提前布置好东西,在一张桌子后面摆成一排椅子,中间是新娘的座位,两侧是伴娘的座位,几张桌子前面站着文武,文厂为奏乐和吹笛等,武厂的人则是唱戏、锣鼓、吹喇叭等。

众人落座,便开始打操台,而且还有歌词,这就是所谓的“打新房”。

简言之,一句话或一句短句的合理搭配的,既要对句子的语法结构进行分析,又要对语义进行分析,一些句子的语义搭配一眼看上去是合理的、没有问题的。

语言文化

从词汇搭配的角度来看,某些语义也许不太合理,但从文化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却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许多因素都会对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理解语言的丰富性和灵活性,也不能深入到语言的深层,理解它的真实含义。

结语

总之,语言与民俗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此,有什么样的民俗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如果民间风俗有了改变,比如以前是民俗的,但现在已经不是了,那就可以在语言中表现出来。

比如:“牺牲”,在古代是指祭品,是用来祭祀的,或者用来祭祖的,也就是用来举行宴会、盟誓用的牲畜等,在这里的词性是名词。

宴会

而“牺牲”这个词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使用,是指为正义而放弃自己的利益,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这里的“牺牲”,已经没有任何古老的仪式和誓言的风俗痕迹了。

语言是所有文明的“活化石”,不论其历史有多悠久,都能在文字中找到其踪迹,并将其原貌复原。

【参考文献】

1.贾唏儒.语言·心理·民俗.[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

2.曲彦斌.民俗语言与社会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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