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反骨(拆弹专家2)
温馨提示:本文有剧透,介意请在观影后阅读
2020年的尾巴,终究还是让一部港片点燃了。
戏里,《拆弹专家2》在爆炸。戏外,人们郁结了一年的心情也炸了。
正如影片最后的巨浪席卷了陆地上的居民区那样,影片中那股愤怒随着青马大桥的炸毁,蔓延至每个在电影院正襟危坐的观众。
人们感叹,邱礼涛做到了。
他居然站着把钱挣了。
他在同行人逐渐圆滑,刻意麻痹自我的同时,让刘德华直白地控诉“我不是疯,我是痛”。
无论银幕那头的观众感受到的是哪种痛,这种长驱直入都足以让大家感到痛快。
痛快到很多人忘记了电影的结局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于香港,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再次上演;
于潘乘风(刘德华 饰)个人,失忆后的记忆始终由他人建构,真正的自我始终处于失落中。
加上影片中各种有意无意的细节,都表明邱礼涛试图用商业类型片的外壳讲述一则现代都市寓言。
你关心什么,就能从中得出什么样的寓意。
不论如何,邱礼涛关心的一点始终没变——
一个有精神缺陷的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一个游离于体制边缘的人。
有着文化研究学习背景的邱礼涛从未掩饰过他对反社会人格、无政府主义者等一系列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
即使在一众“过火”的香港电影导演中,邱礼涛的“反骨”都是独树一帜的。
在他的很多电影中,主人公往往因为自身的某一缺陷被主流社会所排挤,或者天降横祸打破内心平衡,最终不再坚守社会秩序,决心用私刑回报一切罪恶。(参见著名的《的士判官》《伊波拉病毒》)
这种题材中的人文性显而易见,但你又不得不承认,粗糙的、快餐式的制作手段使他过去的作品看上去都差点火候。
但这次不同。
邱礼涛罕见地流露出叙事上的耐心。
以往他的人物一旦被压迫至某个极点,就会极其猛烈地触底反弹,在“黑化”的道路上几乎没有任何内部阻力。人性的复杂完全为类型片的情节服务。
然而在《拆弹专家2》里,人物向毁灭狂奔的途中,邱礼涛巧妙地按下一个暂停键,然后一切格式化,再把人物放回曾经的处境中,故事便意味深长起来。
所以说,这次邱礼涛的“反骨”升级了——
一开始你以为这是个英雄故事,结果主角反社会了;
后来你以为主角们在玩无间道,结果发现这个卧底是假的……
在这种反类型的深处,其核心是潘乘风的四次心理/身份转变。而这些转变又与围绕在他身边的四个人——代表爱情的庞玲(倪妮 饰)、代表友情的董卓文(刘青云 饰)、代表理想的马世军(谢君豪 饰)息息相关。
这三个人与潘乘风的关系也超出了一般类型片的处理。他们对潘乘风的态度一直不断打破我们对港产类型片的期许。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潘乘风由痛转疯的五年时间,在片中虽然一带而过,却是理解人物的重要线索。我们完全是通过其他三个人之口来了解这五年间发生了什么。
换句话说,潘乘风最最重要的人生转折,是由他人的不可靠叙事来建构的,而他自己的第一人称视角却始终被排除在外。
因此,忠良被逼上梁山的背后,不仅有对警队内部体制乃至整体社会不公的愤恨,更处处流露出丧失主体性的隐痛。
而在后来的剧情中,潘乘风又一再被误解,被注入虚假记忆,后又被招安。
正如潘乘风个人所言:“人人都说我袭警,没人在乎我说什么。”
真正属于潘乘风这个人的自我,属于他的昨天、今天、明天,仿佛一缕游魂,有人抓不住,有人不关心。
今天,我们就了却潘乘风一个心愿,通过影片中的蛛丝马迹来还原真相的一种可能性——
潘乘风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导演究竟想借潘乘风这个正邪难辨的人说些什么?
定时炸弹
潘乘风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句话是女友庞玲在劝潘乘风放弃与警队对抗时脱口而出的。
对一个“正常”警员来说,此时的潘乘风显然已经是一个因身体残疾导致精神偏激的危险人物。
他打出的黑色横幅“警队忘恩负义,用完即弃”触目惊心。
但对观众而言,此时有个疑问在心头盘旋:
警队为何坚持对潘乘风“用完即弃”,没有丝毫回旋余地?
我的答案是,也许潘乘风从加入警队的那天起,就注定是一颗“定时炸弹”。
如果我们采用马世军的说法,二人相识于幼时,那么,潘乘风从小就是一位嫉世愤俗、热爱打抱不平的少年。
这个特点在他加入警队后,又演化成了另一种特质——为救人连自己的命都不顾。
影片开场,潘乘风解救手握手榴弹的女孩时就充分说明了两点。
首先,他做事大胆,常常出其不意,对个人生死看得较淡。这从他为了安抚女孩情绪,脱下自己防弹衣披在女孩身上可以看出来。
其次,他的能力应该在刘青云之上,同时,他对自己的业务水平有十足的自信,自信到在拆弹期间脱下防弹衣都毫无畏惧。
这场救援行动结束后,潘乘风和董卓文围绕“救人应不应该搭上自己的命”展开一番讨论。董卓文认为救人的前提是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潘乘风不以为然。
这里在两人的性格中埋下伏笔,暗示两人今后不同的人生走向。
潘乘风十分仰仗自己的技术,在紧急关头可以将目的置于规则之上。
反观董卓文,体制和规则是必须遵守的底线。
对于警队高层来说,谁是更适合晋升管理者位置的人选,一目了然。
然而每次棘手任务皆由潘乘风主导及善后,又显示出他在拆弹队伍中当之无愧的技术骨干地位。
一个拥有个人英雄主义情绪的骨干精英,意味着难以约束,意味着随时可能脱离掌控。
尤其是面临竞争上岗的当口,领导层如何抉择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
这时,潘乘风突然断了一条腿,为面临这个难题的领导们找到了合适的台阶。
其实,警员因公致残后继续留在香港警队一线在现实中并非没有先例。
董卓文右手受伤后也依旧可以留在爆炸品处理课(这里注意,潘乘风多次强调,拆弹用的是手不是腿,而腿受伤的人被调离岗位,手受伤的人不仅可以保留职位,还能不断晋升)。
结合潘乘风的个性,警队坚决调他做文职的初衷的确值得玩味。
除此之外,潘乘风与同事的关系亦有蹊跷之处。
首先是影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潘乘风与下属其乐融融的同框场景。
他炸断了腿躺在医院里,身边是女友和死党,当提到早点归队的时候,镜头给到的是一张照片。
真人既没到场,也没有视频通话,仅仅是一张照片,上面写几个字。很难想象,如果是一个深受下属拥护的leader,大家会用如此冰冷的、毫无互动的方式来安慰和祝福他。
尤其是与片中其他交代细致的细节相比,此处的敷衍更像是导演的刻意为之。
其次,当潘乘风在表彰大会上公然抗议警队时,台下的下属表情并非震惊,而是尴尬。
在一番撕扯之时,有警员喊道:“董sir,小心啊。”
但并没有下属上前维护潘乘风。
其他几个场景,如董卓文母亲葬礼,又如董卓文来修车行找潘乘风告诉他下属的近况并声称大家都很想他。
在这些场景中,我们非但没有看到温情脉脉的战友情深,反而更从他们的站位(葬礼上,导演刻意用一个镜头说明老同事与潘刻意保持距离,且全程无交流)与存在方式(董卓文提起同事,拿出来的依旧是照片)中看到一种疏离感。
我们不妨大胆推测,潘乘风与同事的关系,根本就没有台词中表现的那么好。
相反,台词与镜头呈现出的矛盾可能恰恰展示了潘乘风的真实处境,即使在巅峰期,他也并不那么受到大家欢迎。
待他出事后,大家更是纷纷与他划清界限。
而那条被炸断的腿,不仅意味着他失去了健全的肢体,从此被打上“残障人士”的标签,更意味着他失去了留在体制,参与主流话语权的“入场券”。
于是,这颗定时炸弹爆炸了。
压力炸弹
如果说,2014年的潘乘风是一颗“定时炸弹”的话,那么,2019年的潘乘风就是一颗压力炸弹。
一旦你踩到他,就免不了一场爆炸。
换言之,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都在往五年后的潘乘风身上投掷压力(不同的记忆叙述)。
每一次述说,都在为潘乘风的杀伤力蓄值。
潘乘风失忆后从医院逃亡,与他关系最紧密的人悉数登场,向他讲述他失去记忆的五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导演传递出的情感都让人觉得不似过去港产类型片那么简单纯粹。
此时的潘乘风就如同一个任人打扮的娃娃,画上红脸就是红脸,画上黑脸就是黑脸。
消失了五年的女友庞玲回来了,她的目的是帮潘乘风接上那只断腿,重新给予他进入体制的“入场券”。
在警察精心布置的家中,庞玲贴心地为潘乘风换上“从前他最喜欢的”假肢,这时潘乘风又经历了一层心理转变,他决心抛下过去,暂时放下对过去的追问,相信眼前的爱人。
但庞玲接下来对潘乘风说的话:
你信我,你就是警察。(抓住这个机会,你就是我们的人)
你不信我,你就是恐怖分子。(要是抓不住,你就是我们的对立面)
既揭露了潘乘风的尴尬处境,也让庞玲此次前来的目的变得暧昧不清。
庞玲对潘乘风,真的仅仅是救赎吗?
本次活动的危险性,是用一句将来在法庭上好求情就可以抵消的吗?
潘乘风有那个命站到法庭上吗?
庞玲有资格替潘乘风决定将功赎罪吗?
从庞玲对上级说“我有一个建议”开始,一切行动计划就由她实际操控。
一个反恐特勤队总督察拥有如此高的权力,本身就是令人疑惑的事情。
各种行为都让观众对她与潘乘风之间的真实感情打上一个问号——
至少看上去,潘乘风更像是她实现反恐计划的一枚棋子。
怎么看,都像是片中出现过的两个字——招安。
虽然“潘乘风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这句话全片中就属庞玲说得最多,但从她的表现来看,她又似乎是最不在意潘乘风真实自我的那个人。
她所有表现都在表达一句话——
你是谁不重要,你相信谁很重要。
爱情线如此反常,兄弟情也十分反套路。
之前我们就说过,潘乘风和董卓文性格迥异,一个激进,一个求稳。
没出事前可以互补,出事之后就要面临站队问题。
你是站这个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体制的死党呢,还是站这个凭规章做事的集体呢?
董卓文在片中的升职说明了一切。
但巧的是,电影对这一点的展示很是轻描淡写。导演并未像以往的港片那样,把兄弟决裂拍得天崩地裂、悲情无比。
只是简单地吵了几架。
两人第一次正面冲突,是在潘乘风要求复职被拒之后。
董卓文仿佛意料之中地问道,和他们谈崩了?
潘乘风很激动地反问,你有没有跟他们说我为了回来付出了很多努力?
董卓文回答,我有。
潘乘风更加激动,你没有!你根本就不想我回去。
这场对话中,两人的状态对比很鲜明。一个是被激怒的猎豹,一个是无奈、疲惫又略带愧疚的沙皮狗。
显然,后者是一个深谙游戏规则,早已接受现实的务实之人(潘乘风要求董卓文在请愿书上签字,董卓文说,他们不会因为有一个董卓文就改变制度)。
我们尚且可以相信他对潘乘风有真情的存在(毕竟在庞玲提出救赎计划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强烈反对),但在残酷的生死关头,他选择明哲保身。
所以最后关头,他说了句“谢谢,兄弟”,然后离开。
影片中关于这段友谊的描写,放在香港电影讲述兄弟情谊的传统语境来看,显得极为特殊。
它完全摒弃了很多导演企图为旧时代的兄弟情谊招魂的那套煽情做法(参见陈木胜2013年的影片《扫毒》),但又和杜琪峰后期作品中展现的全然颠覆截然不同。
这段友谊中藏着一点揶揄和讽刺,但是又比爱情线更加真情实感,很难说这不是对香港当下现状的观照。
从电影本身的剧情来看,这条友情线也很现实主义。
伴随着潘乘风一步步下坠的,是董卓文的一步步高升。
从潘乘风大喊“你根本不想我回来”,到表彰大会上先表彰董卓文后表彰潘乘风,再到董卓文升职,潘乘风说如果我还在爆炸品处理课,你猜请客的是你还是我……两人微妙的关系不断凸显。
各位设想一下,电影结束,核弹危机告一段落,升职的不还是董卓文吗?
潘乘风是谁,他在这五年间究竟做了恐怖分子还是卧底,似乎都不重要了。
只要他最终做出的事能将伤亡降到最低。
至于他是否想起真实的自己,除了他自己,其实没有人真的在乎。
核弹
因此,自始至终,潘乘风面临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自己。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反社会组织的缔造者要亲自解开这个谜团。
然而,连他自己究竟是不是“复生日”的始作俑者这点也并不能确定。
毕竟,这又是从马世军那里得知的“真相”。
在庞玲、董卓文和马世军三人的合力之下,五年之后,几个由不同的记忆碎片拼凑而成的“潘乘风”逐渐现形。
失忆的潘乘风要从中选择一个潘乘风,将“潘乘风”这个角色继续扮演下去。
但毋庸置疑,此时的潘乘风已经是一颗威力巨大的核弹,一触即发。
选择什么身份,意味着潘乘风将被定义为怎样的人。
无论潘乘风选择相信任何一个人,他的选择都是靠近某个集体,是某种意义上的“投诚”。
意味着他必须按照某个集体的意志行事,毁灭或者阻止毁灭,都不是自我意识。
而当他看着自己的前同事被一枪一枪打死时,强烈的情感记忆涌上心头,那是一种遏制不住的悲痛。
他的记忆里并没有这个人的存在,但他却感受到了痛。
而上一次他说自己痛,是在车里和庞玲吵架。他痛恨警队对他用完即弃,他痛恨每一个误解自己的人,他痛恨自己最爱的人也站在了对立面。
他怒吼道:
我不是疯,我是痛。
而此时,这种强烈的痛感又回来了。
这是影片巧妙之处。
偏偏,一个和他的关系远不如其他几位主角的同事在临死前的痛苦让他感受到了痛。
这种痛是最朴素的情感,它不属于任何一个集体,它仅仅指向每一个普通人可能遭受到的任何一种痛苦。
在生命最后一刻,潘乘风不知道自己是谁,但他却为自己是谁写下了最后一笔。
让他写下这一笔的,是自己的情感记忆,与庞玲、董卓文和马世军都没有直接关联。
更妙的是,此时此刻这个为自己盖棺定论的潘乘风,是自己生命的旁观者。
最后一刻,怒海滔天。
我们觉得痛快,觉得释然,因为邱礼涛给了我们一个现阶段能做到的最为震撼的结局。
当所有人都企图一层一层包裹住潘乘风,当所有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拼凑出一个潘乘风并强加于他的时候,邱礼涛选择扔掉了所有身份桎梏,把潘乘风还给潘乘风。
他信了自己,成全了自己。
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但又是这个反骨导演面对乱世,最终的温柔与希冀。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