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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狗屁工作”

我们先来看看典型的狗屁工作可能是什么样的。

库尔特是德国军方的一名分包者。或者我们这么说吧，他其实是德国军方的一家分包公司底下的一家分包公司底下的一家分包公司的雇员。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工作的：

德国军方把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工作包给了一家分包公司。

这家做信息技术的公司又有一家负责它后勤的分包公司。

这家后勤公司又有一家负责它人事管理的分包公司。而我，就在这家做人事管理的公司工作。

某天，士兵A要换工位，即从现在的办公室换到隔壁的隔壁的办公室。然后士兵A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拿起计算机，直接去隔壁的隔壁，而是要先填一份表格。

做信息技术的分包公司收到了这份表格，公司相关负责人审阅并批准了这份表格，然后将表格转给了做后勤的公司。

后勤公司批准了这次工位调整，然后向我所在的人事公司发出了请求。

我们公司办公室接到请求后，完成了他们需要完成的不知道什么工作，然后联系了我。

我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C点钟的时候到B营房。”通常情况下，营房到我家有100~500千米的距离，所以我得租辆车。我开着租来的车来到营房，告知对接工作的人我到了，然后填一份表格，取下士兵A原来工位上的计算机，把计算机装到箱子里，封好箱子，让后勤公司来的人把箱子搬到士兵A要去的新工位上，之后我拆封箱子，再填一份表格后把计算机拿出来安好，告诉对接的人我花了多长时间、搞定了几个签字，然后开着租来的车回家，再给对接的人寄去所有相关的文件，最后拿到一笔报酬。

所以，本来士兵A扛着计算机走5米路就搞定的一件事，最后成了另外两个人合计开6~10小时车、填大约15页纸质表格，并花掉纳税人整整400欧元这样荒谬的操作。^[1]

上面这个例子听起来或许有点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典型情况。这本约瑟夫·海勒写于1961年的小说让我们熟知了军队里荒谬的繁文缛节。上述例子和小说里的情景唯一的不同点在于：上述例子里几乎所有相关人员都不是真正的军方人员。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都属于私营部门。当然，历史上曾经有段时间各国军方都拥有自己的通信部门、后勤部门和人事部门，但如今，这一切都需层层外包给私营企业来完成。

为什么说库尔特的工作是狗屁工作的典型，原因很简单：如果把这个岗位砍掉，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看得见的变化。很可能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好，因为如果没有库尔特这个岗位，德国军方基地就不得不想出更合理的搬运设备的方式。关键是，不仅库尔特的这个岗位荒谬至极，库尔特本人也心知肚明。（事实上，库尔特后来在他发布这个故事的博客上，不得不跟一大帮跳出来的自由市场狂热分子辩论。这些特别喜欢在网络论坛跳出来嚷嚷的自由市场狂热分子一看到库尔特的文章就坚称，你的工作既然是私营企业创造的，那从定义上来讲它就肯定有存在的合理性。库尔特只好不断地表示他这个工作真的什么意义都没有。）

狗屁工作具备这样的特点：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每日从事这份工作的人都无法说服自己，使自己相信这份工作具有哪怕一丁点存在的理由。虽然或许没办法向同事承认这个想法（不告诉同事往往是有充足理由的），但他确信自己的这份工作毫无意义。

所以我们不妨拿这个特点来给“狗屁工作”下个临时定义：

临时定义1：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毫无必要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有些工作没意义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人完全消失了都没人注意到。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公共部门。

西班牙公务员旷工6年，跑去研究斯宾诺莎^[2]了 《犹太时报》，2016年2月26日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一名西班牙公务员拿着薪水却不上班，这样持续了起码6年，他把时间用在了研究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的著作上，还成了该领域的专家。

据新闻网站“欧洲新闻”上周报道，位于西班牙南部城市加的斯的某法庭责令69岁的华金·加西亚支付大约3万美元的罚款，用于补偿旷工。1996年，加西亚被加的斯水务局雇用，担任水务局的工程师。

他旷工这个事情最初是在2010年被发现的。当时，因为加西亚在水务局“服务”时间很长，获得了一枚奖章。加的斯副市长豪尔赫·布拉斯·费尔南德斯在颁奖时问了些问题，然后发现加西亚已经6年没出现在办公室了。

西班牙《世界报》找到了加西亚身边的人。未透露姓名的被访者告诉《世界报》，加西亚在2010年之前这几年，一直致力于斯宾诺莎著作的研究。其中一位被访者表示，加西亚成为研究斯宾诺莎的专家，但他否认了加西亚一直旷工的说法，表示加西亚只不过是上班时间不规律而已。^[3]

这则新闻登上了西班牙各大媒体头条。在西班牙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拮据的大环境下，竟然有公务员多年不上班都没被发现，这样的事情让人震惊。不过加西亚的辩解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解释说，他曾经多年尽职尽责地工作，记录观察着加的斯市的水处理设备，但是后来，水务局换了管理层，新的管理者对加西亚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颇为憎恨，憎恨到不给他安排任何实质性的工作。遭到这样的对待后，加西亚感到非常沮丧，后来不得不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来治疗由此引发的忧郁症。最终，在心理医生的同意下，他决定，与其继续这样整天坐在办公室假装忙碌工作，还不如两头瞒，跟水务局说他的工作被市政当局监管着，跟市政当局说自己被水务局监管着。如果遇到必须出席的场合那就出席一下，其他时间就待在家里，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4]

在公共部门，类似的故事时不时就会曝出来一次。其中一则颇为醒目，有一名邮递员觉得送邮件太麻烦了，不如直接把邮件扔到柜子里、杂物棚，甚至丢进垃圾桶里。结果成吨成吨的信件和包裹堆积起来，好多年都没人发现。^[5]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小说《苍白的王者》（The Pale King）更是将这类故事推向了高潮：小说中，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税务局的某个办公室里，某位审计员死在了工位上，然后在办公座椅上“坐”了几天才被人发现。这似乎完全是荒诞主义手法下的夸张描写，可是在2002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发生的一件事，就跟小说中描绘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在某间封闭的办公室里，一位税收审计员坐在工位上死去了，就这么过了48小时才被人发现。其间有30位同事在他附近工作。“大家都以为他想安安静静地工作，所以没人过去打扰他。”审计员的上级说道。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还是相当体贴的。^[6]

正是这样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激发全世界政客为私营企业摇旗呐喊。他们表示，类似事件不会发生在私营部门。虽然直到今天，我们确实还没听说联邦快递（FedEx）或者联合包裹（UPS）有员工把包裹藏到花园杂物棚这样的故事，但是在私有化下，其他各种属于私营部门才会有的疯狂也一一显现了（正如前文中的库尔特案例），而这些疯狂可就没那么文雅了。我都无须指出库尔特故事中的讽刺之处：库尔特说到底最终也是为德国军方工作的啊。这些年德国军方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不少指责，但几乎没被说过效率低下。然而，狗屁工作的浪潮会玷污所有的船，到21世纪，连德军装甲师也被一圈圈的分包公司、分包公司的分包公司、分包公司的分包公司的分包公司所包围。为了把设备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坦克指挥官不得不完成复杂奇怪的官僚程序，而为此提供文书工作的人则偷偷跑到网上吐槽，把整件事的愚蠢事无巨细地发泄在了博客上。

假设这些案例靠得住，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谁产生的无意义的岗位更多，或者其种类有什么不同，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相比于公共部门，私营企业中的无意义岗位得到的上级监管要严密许多。当然情况也不总是这样。我们后面会提到，银行、制药公司和工程公司里，上班期间大部分时间泡在脸书上的人多得吓人。不过在私营企业，这种事情还是有个度的。如果库尔特决定旷工，然后回家开始研究他最喜欢的17世纪犹太哲学家的作品，那么可以肯定，他第二天就可以真的不用去上班了。如果加的斯水务局转成了私营企业，华金·加西亚依然可能遭遇讨厌他的上级不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但这时他就必须每天都来上班了，得老老实实坐在办公桌前假装忙碌，不然就只有换份工作了。

这种情况算不算稍微好一点？这个问题就交给读者朋友自行判断了。

[1]“Bullshit Jobs,”LiquidLegends, www.liquidlegends.net/forum/general/460469-bullshit jobs?page=3, 最后修改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

[2]斯宾诺莎，犹太人，荷兰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与笛卡儿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齐名。——编者注

[3]“Spanish Civil Servant Skips Work for 6 Years to Study Spinoza,”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JTA）, 最后修改时间为2016年2月26日，www.jta.org/2016/02/26/news opinion/world/spanish-civil-servant-skips-work-for-6-years-to-study-spinoza.

[4]Jon Henley, “Long Lunch: Spanish Civil Servant Skips Work for Years Without Anyone Noticing,”Guardian（US）, 最后修改时间为2016年2月26日，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feb/12/long-lunch-spanish-civil-servant-skips-work-for-years-without anyone-noticing。或许这名西班牙公务员受了斯宾诺莎观点的启发：所有人都在力求最大化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既来自你施加在他人身上的影响力，亦来自他人施加在你身上的影响力。按照斯宾诺莎的理念思考的话，拥有这样一份既无法影响他人又无法被他人影响的工作，真是糟糕透了。

[5]邮递工作显然原本不属于狗屁工作，但通过这则故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邮递工作已经沦为毫无意义的工作了，因为那些没被递送的邮件里有99%属于垃圾邮件。这则故事虽然可能是编造的，但确实体现了公众的看法。更多关于公众对邮递工作态度转变的讨论，可参见我的《规则的乌托邦》一书，第153-163页。

[6]http://news.bbc.co.uk/1/hi/world/europe/3410547.stm?a, 引用时间为2017年4月17日。

为什么说黑帮杀手并不算是狗屁工作

在这里，我再次重述一下狗屁工作的概念：我所说的狗屁工作，从事这份工作的人自己就觉得工作内容的绝大部分是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这些工作如果消失，这个世界不会受到任何不良影响。最重要的是，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本身就觉得这些工作不该存在。

当代资本主义似乎到处都是这样的工作。正如我在序言中提到的，民意调查机构YouGov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英国，只有50%的全职工作者确信自己的工作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有意义的贡献；与此同时，37%的全职工作者则确信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思腾公司（Schouten ＆ Nelissen）在荷兰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则显示，确信自己从事的是无意义工作的全职工作者占比高达40%。^[1]如果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毕竟，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岗位绝对不可能被视作毫无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件事，那就是护士、公交司机、牙医、街道清洁工、农民、音乐教师、维修工、园丁、消防员、布景设计师、水管工、记者、安全检查员、音乐家、裁缝、学校门口的警察等，这些人在被问“你的工作是否对这个世界有意义”时回答“否”的概率几乎为零。我个人的研究也显示出，诸如商店店员、餐馆服务员等底层服务业人员也很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许多服务业人员厌恶自己的工作，但哪怕厌恶，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工作对世界的确是有某种贡献的。^[2]

所以，结合上面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有37%~40%的工作者觉得他们的工作对世界毫无贡献，与此同时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怀疑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那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们怀疑某人觉得自己从事的是狗屁工作，事实就会真的如此。

···

本书第一章主要是对狗屁工作下定义，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狗屁工作；在下一章中，我会对我认为的狗屁工作的几大类别进行梳理，这个类别梳理为后续章节打通了道路。从第三章起，我们会探讨狗屁工作的缘起和它为什么如此盛行，以及狗屁工作带来的心理、社会和政治影响。我深信，这些心理、社会和政治影响的潜在危害颇为严重。我们打造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大批人身处无意义的岗位，与此同时，这些人却对那些真正从事有意义工作的人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心生同等的憎恨和鄙视。在分析讨论这个现象之前，我想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几个可能的异议。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前文中我给出的狗屁工作的定义是模糊的。我说狗屁工作就是其从事者认为“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工作。可是显而易见，对世界没什么影响的工作和对世界有害的工作绝不是一回事。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黑帮杀手这个职业对世界来说害处大于益处，起码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但是黑帮杀手做的事情能被称作狗屁工作吗？感觉有点儿不对劲。

正如苏格拉底教会我们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如果我们给出的定义产生的结果从直觉上来看似乎不对，那么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思考内容。（因此，他指出，哲学家真正的使命就是告诉人们那些他们自己知道却没意识到自己知道的事情。你可以认为像我这样的人类学家也有类似的使命。）“狗屁工作”这个词显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他们来说，这个词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说得通的。这表明，起码在某种直觉层面，人们心中有些未说出口但存在的标准，来判定“这是个狗屁工作”还是“这个工作虽然邪恶，但不能说是狗屁工作”。许多人的工作对世界有害，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狗屁工作，但另一些人却显然认为自己的工作不是狗屁工作，虽然害处很明显。想要搞清楚这些标准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一些临界案例。

所以，为什么说黑帮杀手这个职业是狗屁工作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呢？^[3]

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黑帮杀手是没办法对他的工作做出虚假报告的（在这一点上，像外汇投机者或者品牌营销研究员这样的岗位可是经常出虚假报告的）。当然，黑帮成员经常表示他们不过就是“商人”。但是，只要他们多多少少愿意承认自己职业的本质，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就会非常坦诚。他们绝不可能假装说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益，甚至都不会日常吹嘘“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团队才获得了成功”，不管团队是提供了毒品还是卖淫。如果他们说了这个话，那他们很可能真的做到了。

据此，我们可以使狗屁工作的定义更精准。狗屁工作不仅仅毫无意义或有害，往往还包含不同程度的欺骗和捏造。从事狗屁工作的人必须假装这份工作有充分的存在理由，即使内心深处知道这些理由都是瞎扯。狗屁工作的真实内容和从事者声称的工作内容是有差距的。（从词源^[4]上来讲，这样的定义也很合理，毕竟，“狗屁”本身就有“不诚实”的特性。^[5]）

因此我们可以重新下一个定义：

临时定义2：“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虽然他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有意义。

当然，我们不可以把黑帮杀手这份职业归到狗屁工作还有其他原因。杀手本人可不认为他的工作不应该存在。大部分黑帮成员都相信自己身处某种古老荣耀的传统之中，这种传统本身就是价值所在，不管其对更为广泛的社会是否有好处。同样的道理，“封建领主”也不属于狗屁工作。人们可能会认为诸如国王、伯爵、皇帝、帕夏^[6]、埃米尔^[7]、乡绅、柴明达尔^[8]、地主等的角色都是无用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坚持认为（我个人也倾向于同意）这些角色在人类事务中是具有破坏性的，但是他们自己不这么认为。

记着上面这一点内容很有用，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作恶的人是意识不到自己在作恶的。或者说，这些对世界有害的人不可避免地会被一堆领着酬劳却整天卑躬屈膝、唯唯诺诺的“奴仆”包围，然后听这些马屁精不断想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对社会是有益的，他们允许自己相信这些没完没了的废话。（今天，这些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者有时候被称作“智囊团”。）不管是从事金融投机生意的投行首席执行官，还是某些极权国家的军事强人，都是如此。黑帮家族的不同或许在于他们很少粉饰自己的行为，不过他们终究还是一样的。黑帮家族是封建传统的小型非法版本，一开始是西西里岛地主的打手，后来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事业”。^[9]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来证明杀手这个职业不是狗屁工作，那就是，对于杀手到底能不能算是一份“工作”，我们一开始就不清楚。确实，地方上的犯罪组织头目花钱雇用杀手，给了其某种身份。这个犯罪组织头目可能会给杀手安排一个赌场保安什么的挂名岗位来打掩护。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挂名岗位肯定属于狗屁工作，但是这个保安并没有以职业杀手的身份领取报酬。

···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地精准定义狗屁工作了。当人们谈及狗屁工作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那些有偿为他人工作的职业，不管是按具体工作时长拿钱的方式还是固定领月薪的方式（大部分人会把收费提供咨询的顾问也算在内）。显然，有许多单干的个体“咨询师”，通过欺骗的方式假装给人提供某种利益或服务，然后赚取钱财（这样的人往往被称作骗子、诈骗高手或吹牛大师），就像有些“个体户”是通过伤害或威胁他人来获取钱财一样（这些人则常常被称为抢劫犯、窃贼、勒索者或小偷）。起码对于前一种情况，我们虽能说上一句“狗屁”，但却不能称其为“狗屁工作”，因为严格来说这压根儿就不算是“工作”。骗钱只能说是一种行为，不能说是一个职业。抢劫银行金库也是一样的。人们有时候会用“职业小偷”这类词，但这只不过表达了偷窃行为是这个小偷的主要收入来源。^[10]定期发工资或付薪水给小偷，然后让他去实施入室抢劫，会做这种事情的人并不存在。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小偷偷窃也不能算是工作。^[11]

考虑到以上所有因素，我们可以确切地给出最终版本的临时定义了：

最终版本临时定义：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1]“Vier op tien werknemers noemt werk zinloos,”http://overhetnieuwewerken.nl/vier-op tien-werknemers-noemt-werk-zinloos/, 引用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

[2]分享一段来自鲁弗斯（鲁弗斯出现在本书第三章）的话，这段话很典型：“我乐意说我做过的最没价值的工作是给那些非常挑剔、非常古怪的人冲泡拿铁咖啡，但回头想想，却发现当时我做的事的的确确帮助他们度过了他们的一天。”

[3]我得说一下，接下来的分析主要是基于流行文化中对杀手的刻画，而非对真实杀手进行民族志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的结果。

[4]有趣的是，“bull”并非“bullshit”的缩略表达，实际上，“bullshit”是从“bull”繁化而来，这个繁化版本源自20世纪初期。往前追溯这个词，最终可追溯到法语中的bole（意为“欺诈”）一词。“bullshit”一词有记载的最早出处是T.S.艾略特一首未出版的诗歌。另一个源自bole的英文单词是“bollocks”。

[5]我本打算用lying这个词，不过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曾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著名说法，即bullshitting和lying并非一回事。他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可类比为“谋杀”（murder）和“过失杀人”（manslaughter）。bullshitting是“蓄意欺骗”，lying则是“对真相不顾后果的漠视”。我不确定这种区分在本书是否完全适用，但觉得没必要卷入一场关于lying是否等同于bullshitting的辩论。

[6]“帕夏”（pasha）是奥斯曼帝国政治和军事系统里的高级官员。——译者注

[7]“埃米尔”（emir）即酋长，是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译者注

[8]“柴明达尔”（zamindar）为印度的征收地税者或者地主。——译者注

[9]为了充分理解黑帮和封建传统的关联，我们可以仔细想想“柯里昂”这个姓氏。柯里昂是马里奥·普佐撰写的小说《教父》和由他编剧并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的同名电影中虚构的黑手党家族之姓氏。但其实柯里昂是意大利西西里一个小镇的名字，该小镇因为出了很多响当当的黑手党而臭名昭著。“柯里昂”在意大利语中意为“狮心”【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第二任国王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被称作狮心王。——译者注】。这个小镇的名字之所以会叫“狮心”，似乎跟诺曼人1066年征服英格兰之前还征服了西西里有关。西西里此前是阿拉伯人统治的，所以诺曼人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政府机构继承了一些做法。读者可以回想一下罗宾汉，大部分故事的大反派都是诺丁汉郡长（the Sheriff of Nottingham），而当时正在遥远他乡领导十字军东征的国王则是“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ed）。这里“sheriff”就是从阿拉伯语的“sharif”一词英语化而来，而sheriff等政府岗位本身也是借鉴了西西里此前的阿拉伯政府岗位设置。柯里昂和理查一世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一直有争论，但毋庸置疑，两者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关联。因此不管绕得有多远，《教父》中马龙·白兰度饰演的角色是以“狮心王理查德”命名的。

[10]许多小偷是利用业余时间行窃的。我曾经居住过的某住宅区，有一段时间饱受失窃之苦，盗窃案总是发生在周一。最终案件告破，原来小偷是名理发师，周一正是理发师的休息日。

[11]许多小偷，从艺术窃贼到普通商店扒手，确实也出租自己的偷窃服务。但从本质上来讲，他们依然是独立承包人，因此属于个体户。至于杀手则更加难以界定。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某人长期从属于某犯罪组织，那这确实算得上是“工作”啊。但在我印象中（当然，真实情况怎么样我并不清楚），身处杀手这个位置的人大都不觉得这是“工作”。

为何我们对狗屁工作的主观判断往往是正确的

以上这个定义我觉得够用了，至少论述这本书足够了。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我的这个最终版本临时定义还有一个地方含糊不清，那就是有很重的主观成分。定义中的狗屁工作是从事者认为的毫无意义或有害的工作——在这里，我假定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1]我假定这里是以真实为基础的。我们必须做出这个假定，不然就会陷入一种困境，即今天的狗屁工作明天可能就不是了，这一切完全取决于这份工作的从事者变幻莫测的情绪。我的意思其实是说存在一种价值，即纯粹的市场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这个社会价值还没有任何人给出过合适的测量方法，所以工作从事者本身的主观判断几乎就是我们可以获得的对此的最好评估了。^[2]

为何说这个判断显然没多大问题呢？如果某个上班族工作时间的80%都在设计猫猫“觅母”^[3]，虽然隔壁格子间的同事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她在干什么，但是她本人绝对不可能产生一种自己在有效工作的幻觉。哪怕情况变得更复杂、更加难以判断，比如，回答某位员工对公司到底做出了多少贡献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放心地做出这样的假定：“这名员工心知肚明”。当然，这个观点肯定会有人不同意。高管等各种大人物会说，公司等组织里大部分员工是不会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到底为公司做了多大贡献，因为只有身居高处往下看才能看到全局。我并不想说这种观点全然没道理：很多情况下，基层员工确实看不到某些更为宏观层面的事情，当然有时候压根儿就没给他们看到的机会。公司若是存在偷偷从事非法业务的情况，那基层员工就更是被蒙在鼓里了。^[4]但是据我观察，低职级的员工只要为同一家公司服务时间足够长（比如工作时间满一年或者两年），那么他就有可能被人偷偷告知公司的一些秘密。

例外当然是有的。有时候公司管理人员故意将任务分解，这样分配到某一份具体工作的员工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对公司的整体发展有什么作用。银行就经常这么做。我甚至听说过，美国有些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压根儿不知道厂子里做的产品究竟是什么，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大都是通过有意雇用听不懂英语的工人来达到此目的。然而，在这些例子中，工人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用的，只是不知道到底有啥用而已。不过总的来说，我认为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工厂车间，员工对情况都是了解的，并且肯定也知道自己做的这份具体工作对企业是否有贡献；如果有，也知道贡献了多少，起码比其他人要清楚。^[5]但是对高职级的管理者来说，事情就不那么清晰了。我在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下属其实心里是犯嘀咕的：“领导究竟是否知道我每天80%的上班时间花在了猫猫‘觅母’上？领导到底是假装不知道还是真的不知道？”而且，你的职级越高，大家就越有理由瞒着你，那样情况就会变得更糟。

当我们思考某些类别的工作（比如电信、市场调查、咨询）是否属于狗屁工作时，也就是说，思考这些工作是否为社会带来了正面的价值时，情况就变得真正难以处理起来。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最合适的做法就是遵从这些从业者自身的判断。毕竟，就大部分情况来说，人们觉得社会价值是什么，那社会价值就是什么。那么，谁还能比从业者本身更适合做这个判断呢？所以我想说：如果某类工作的大部分从业者暗自觉得这份工作毫无社会价值，那我们就应当相信，事实正是如此。^[6]

那些追求极致正确性的人肯定也会提出异议。他们可能会问：“你怎么确切知道某个行业大部分从业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显然没法知道。哪怕真的能够成功发起一次针对说客和金融咨询顾问的民意调查，到底有多少人会实话实说也是没办法保证的。在最开始的那篇文章中，当我含糊地提到那些无用的行业时，我假定大部分说客和金融咨询顾问事实上是明确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我还假定他们中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都因此感到不安，他们的脑海中久久萦绕的一个事实是：如果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突然消失，那么这个世界也不会因此失去任何价值。

我也可能是错的，以下情况就有可能发生：企业说客和金融咨询顾问可能真的赞同某种社会价值理论，这种社会价值理论对以上两种工作高度肯定，认为他们为国家的健康和繁荣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可能真的晚上睡得香，深信自己的工作给身边所有人带去了福祉。我不知道，但我猜想一个人越是处于食物链的上游越有可能这么想。因为有一个普遍事实，那就是某个强有力群体对世界的危害越大，他们身边溜须拍马的人就会越多，鼓吹者也会聚拢。溜须拍马者和鼓吹者会想出五花八门的理由来证明这个强有力的群体真的对社会有贡献，然后这个群体中还真的有一部分人就听信这些马屁了。^[7]毫无疑问，企业说客和金融咨询顾问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危害（起码，在那些因为某个职业的存在就会引发的社会危害中）占比高得过分。或许他们真的不得不强迫自己相信自己的工作是在造福社会。

如果是这样，那么金融咨询和游说就不属于狗屁工作了，它们更像是杀手。在食物链最上游，情况似乎正是如此。比如，在2013年那篇文章中，我说我从不认识哪个企业律师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狗屁工作的。可是这个评论是基于我认识的那些企业律师，这是他们的想法，而我认识的企业律师是那种曾经当过诗人、音乐家的企业律师。更为重要的是，我认识的企业律师职级没有特别高的。我觉得，那些真正权力很大的企业律师是会全然认可自己工作的合理性的，或者说他们压根儿就不在乎自己到底是在行善还是在作恶。

在金融食物链的顶端，情况毫无疑问正是如此。2013年4月，机缘巧合，我出席了一场在费城联邦储备银行召开的题为“永久解决银行体制问题”的会议。会议中，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对美国金融机构的管理者进行了评价，这个评价使所有人感到震惊。而杰弗里·萨克斯因提出“休克疗法”并被刚刚解体的苏联采用而闻名。一丝不苟的记者可能会用“异常坦率”来描述萨克斯的发言。萨克斯的这段证词是相当有力且有价值的，正如他一直强调的那样，那些金融管理者在他面前是完全不遮掩的，因为他们以为萨克斯跟他们是站在一边的（他们这么以为不能说没道理）：

是这样，我跟华尔街这些掌权者中的许多人都会定期见面……我熟悉他们。我跟他们一起用午餐。现在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我认为这些人的道德不怎么样，整个圈子环境都是病态的。他们没有责任心，不管是对待他们应缴纳的税收，还是对待付钱给他们的客户，抑或是对待交易时的对手方。他们强硬、贪婪、攻击性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完全不受控制，他们将体制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真的觉得这是上天赐给他们的权利，让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不管是否合法，都尽可能多地将钱塞进自己的口袋。

如果再看看政治献金，昨天我正好因为别的事情在忙这个，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现在政治献金中参与度最高的就是金融界了。我们的政治腐败透了……两党都深陷其中。

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就是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不会有惩罚。这一点很惊人，而且已经渗透到了个人层面。可以说这样非常非常不健康。我等了4年了，啊，不是，等了5年了，我想看看华尔街是否能出现一个人物能说出有道德的话。可是，我一个都没等到。^[8]

好了，这就是答案。如果萨克斯说的是事实（老实讲，还能有谁比他更了解呢？），那么在金融体制的最高处，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从事狗屁工作的人了，甚至也不是那些被鼓吹者和溜须拍马者麻痹的人，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群骗子。

此外，我们还需要搞清楚，哪些工作毫无意义，而哪些工作仅仅是很糟糕。两者并不相同，后者我称为“狗屎工作”，反正大家一般也都这么称呼。

为什么要谈到“狗屎工作”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人们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这非常奇怪，因为它们一点儿都不像啊。事实上，“狗屎工作”和“狗屁工作”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狗屁工作”往往能带来很不错的收入，工作环境也极佳，只不过毫无意义；而“狗屎工作”恰恰相反，这些岗位对社会来说必要且有益，只是这些从业者收入很低且工作环境很糟糕。

当然，有些工作从本质上讲没法让人愉悦，但是却以其他方式让人收获满足。先在这里插播一则笑话，说的是马戏团表演结束后清理大象粪便的工作。不管用什么方式，这个清理粪便的人都没办法把身上的臭味去掉。他不断换衣服、洗头发、擦拭身体，但他身上仍然散发着臭味，女人们见到他也都绕道而走。他的一个老朋友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呢？世界上有那么多工作，干什么非得做这个？”这个人回答道：“你说什么？你要让我放弃表演事业吗？！”这种工作，既不能算是“狗屎工作”，也不能算是“狗屁工作”，而无论工作内容是什么。其他一些工作，比如一般的清理工作，从本质上来讲一点儿都不低级，但很容易被人为地搞得没了尊严。

比如，在我目前就职的大学，清洁工的处境就很糟糕。正如目前大部分学校的操作，我所在学校的清洁工作也被外包了。他们并不是学校直接雇用的，而是某家代理机构找来的。这家机构的名字就印在他们身着的紫色工作服上。他们的收入微薄，工作时被迫接触危险的化学品，这些化学品往往会伤害他们的双手，或者迫使他们不得不休息一阵来恢复（而这段为了恢复而休息的时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而且，他们工作时常受到专横和无礼的对待。清洁工受到如此对待实在没什么理由，但最起码，他们知道教学楼确实需要打扫和清理，他们知道大学的运转离不开他们，他们也会为此自豪（我可以做证，大部分清洁工确实因此而自豪）。^[9]

“狗屎工作”往往是蓝领工作，从事者按小时拿钱；而“狗屁工作”往往是白领工作，从事者拿的是月薪。从事“狗屎工作”的人经常受到侮辱，他们不仅工作辛苦，而且正因为工作辛苦而被人瞧不起，但是起码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有用的。那些从事“狗屁工作”的人则常被荣誉和声望围绕，他们被视作专业人士，他们得到人们的尊重，且收入颇丰，他们被认为是有成就的人，是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的人。但是他们内心知道：他们什么成就都没有；他们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做就能够支付各种消遣玩乐的费用，并用这些填满自己的整个人生；他们感觉这一切都基于某个谎言——他们的感觉没有错。

这是两种极为不同的压迫形式。毫无疑问，我不想把两者等同起来。我认识的人中没什么人愿意放弃自己毫无意义的中层管理岗位来换取类似挖沟这样的工作，哪怕他们知道确实有沟需要挖。（我倒是认识放弃挖沟工作成为清洁工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很满意。）在此，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两种工作都是非常压抑的，只是方式不同罢了。^[10]

理论上可能存在一种工作，它既是“狗屎工作”又是“狗屁工作”。当我们试图想象世界上可能存在的最糟糕的工作时，我想我们可以说，这将是两者的某种混合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流放期间，提出了一种理论：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地做一件明显毫无意义的工作。虽然理论上，被押送到西伯利亚的犯人是被安排做“苦工”，但据他观察，这些工作并不是都那么苦，大部分农民做的事情要比这个苦多了。农民劳作的时候，起码有一部分是为了他们自己，但是在劳改营，苦工之所以“苦”，是因为劳作者从这份劳作中什么也得不到。

我曾想过，如需将一个人彻底摧毁，残暴无比地折磨他，用杀人狂魔听了都会颤抖、都会吓得魂飞魄散的方式击垮他，那么只需要给他安排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份毫无意义到甚至荒谬的工作。

对囚犯来说，现有的这些苦工虽然无趣，但有用途。囚犯制作砖块、挖土、建造，所有这些工作都有意义，也都有尽头。有时候，囚犯甚至会对这些苦工产生兴趣，他开始想着如何能够更有技巧地劳作，如何才能使做的东西更有用处。但如果这个囚犯被迫做的事情只是：把水从一个容器倒到另一个容器、“捣碎”（原本就碎的）沙子、把一堆土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再马上运回来，那么我确信，只需要几天工夫，这名囚犯就会上吊自杀或者去犯一千种死罪，他宁死也不想忍受这种羞辱和折磨。^[11]

[1]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领薪工作“让人觉得毫无意义、完全多余甚至有害，乃至其从事者都无法合理化其存在”，我想说的是这种领薪工作“确确实实毫无意义、完全多余甚至有害，乃至其从事者都无法合理化其存在”。换句话说，我在这里想要指出，不仅从事者觉得自己从事的是狗屁工作，而且从事者的这种判断确凿无误。

[2]让我以自身情况为例。目前我受聘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人类学教授的工作。有些人觉得人类学正是狗屁学科的绝佳例子。2011年，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甚至把人类学单独拎出来，作为他心目中该州各州立大学可以考虑取消的头号专业（Scott Jaschik, “Florida GOP Vs.Social Science,”Inside Higher Education,最后修改时间为2011年10月12日，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1/10/12/florida_governor_challenges_idea_of_non_stem_degrees）。

[3]觅母（meme），即文化基因，是某种通过人与人互相传播，同时不断演变的内容或概念，是一种类似表情包的网络文化传播方式。——译者注

[4]有人告诉我，2008年次贷丑闻关键玩家之一的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内部，员工基本上分为两类：低级别“书呆子”阶层和“局内人”阶层。这里的“局内人”指的就是那些知道骗局内情的人。我在调研的时候甚至遇到过更为极端的案例：有位女士给我留言，告诉我她曾替一本飞机杂志销售广告将近一年，但她逐渐意识到这本杂志其实根本不存在。之所以起疑，是因为她从未在办公室见过这本杂志，也未在飞机上见过，而她本人经常坐飞机。最终，同事悄悄告诉她，整件事确实就是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5]这里也有例外，正如所有事情都有例外那样。在许多大型机构，诸如银行（我们之后会谈到），高管会聘请顾问或内部审计人员来统计人们的工作内容。有银行分析师告诉我，大约80%的银行员工参与了无用差事，但他感觉这些员工大都不知道自己从事了无用工作，因为他们未被告知个人在整个机构中扮演的具体角色。不过分析师告诉我，主管一级的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知道的也很少，于是分析师的改革提议就从没被接受过。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并非从事非狗屁工作的人误认为自己从事了狗屁工作，而是从事了无用差事的人误以为自己从事了有用的工作。

[6]说到这儿，肯定还是有人反对。有人会说那山达基教徒怎么算？山达基教使用心灵电仪表提供“听析疗程”，旨在助人发现自己过往人生中所经历的各种创伤。那些“听析疗程”操作人员大都认为自己做的事很有社会价值，哪怕外界绝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要么精神错乱了，要么就是骗子。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又没有人在那里说“信仰治疗师”是狗屁工作。

[7]我们可以论证，很多时候各种宣传鼓吹活动表面上是为了诱骗局外者，但其实主要是为了平息宣传鼓吹者自身良心的不安。

[8]萨克斯这些话是即兴说的，并没有被写下来。本书此处重现的内容整合了三处来源：（1）约翰·亚当·伯恩在New York Post网站2013年4月28日发表的文章“Influential Economist Says Wall Street Is Full of Crooks”，http://nypost.com/2013/04/28/influential-economist-says-wall-streets-full-of-crooks。此文中伯恩引述了萨克斯的即兴发言。（2）珍妮特·塔瓦库利在Business Insider发表的文章，www.business insider.com/i-regard-the-wall-street-moral-environment-as-pathological-2013-9?IR=T,引用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此文中珍妮特提供了萨克斯演讲的不完全文字记录。（3）我自己在演讲现场做的笔记。

[9]事实上，在整个调研过程中，我遇到了超级多的人（好吧，其实是三个），明明有着大学文凭，明明找得到白领工作，但因为觉得毫无意义的办公室工作令人沮丧，就转而去当清洁工了！他们仅仅是为了每天下班后能感到良心安宁。

[10]有些话其实我根本不用讲，但发现总有读者不具备基本逻辑，那我还是讲一下吧：我们说“狗屎工作”往往有用，并不等于在说有用的工作都是“狗屎”。

[11]摘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原版1862年出版）英译本（Mineola, NY:Dover, 2004）第17—18页，康斯坦斯·加尼特翻译。我的朋友安德烈·格鲁巴契奇告诉我，他的祖父20世纪50年代在南斯拉夫铁托主义再教育营就经历过这种折磨。狱卒显然读过这本经典著作。

一个常见的误解：狗屁工作基本都出现在公共部门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粗略地有了三大类工作：有用的工作（其中有些属于“狗屎工作”）、狗屁工作，以及少量险恶阴暗的工作（诸如黑帮分子、恶劣房东、顶级企业律师或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等，这些人本质上就是自私的，事实上也不会对此进行任何掩饰）。^[1]我想不管是什么工作，我们都可以说这份工作的从事者是最清楚自己从事的工作该归到哪一类的。接下来，在开始使用类型学（typology）进行论述之前，我想先澄清几个常见的误解。如果你把狗屁工作的概念丢向一个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个词的人，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狗屎工作”。然后你解释了一下，他可能会联想到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他或者会假设你谈论的对象是政府官员，或者如果他是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的忠实读者，他可能会以为你在谈论理发师。

先讲讲官员，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讲清楚。我相信没人会怀疑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毫无用处的官员。在我看来，重点在于，当前社会中毫无用处的官员不仅泛滥于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也同样普遍。你在银行或者手机经销店看到某个让人恼火的、穿着西装的小个子男人在那儿大声宣读莫名其妙的规章制度的概率，不比在护照办事处或规划局看到这种情况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官僚甚至越来越纠缠不清，以至人们往往很难把两者分清。本章开头我选用的例子便部分出于上述考虑。开头案例中的男子（库尔特）在私营公司打工，而这个私营公司和德国军方签有合约。这个例子不仅说明了狗屁工作大都存在于政府这样的想法大错特错，也反映出市场化改革如何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官僚作风。^[2]正如我之前出版的《规则的乌托邦》（The Utopia of Rules）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你跟银行抱怨它们的行政系统中有推诿搪塞的现象，银行可能会说这都是因为政府规章制度造成的，但如果你追查这些规章制度的源头，会发现大部分规章制度都是银行自己制定的。

但是，目前人们脑海中有个根深蒂固的看法：政府机构必然是臃肿的，里面的行政级别必然冗余，而私营企业则是精简高效的。这种想法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不管反向证据有多少，似乎都很难被动摇。

无疑，这种错误看法部分源自对苏联等国家的记忆。苏联当时的政策是全民有工作，这就必然导致许多岗位是被硬生生添置的，而不管这个岗位本身是否有必要存在。所以最后苏联的情况是，你去商店里买块面包需要经过三个服务员；不论什么时候，马路上的施工工人总有2/3的人没有干活，他们要么在喝酒，要么在打牌，要么就在打瞌睡。人们一直认为此情此景不可能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多竞争公司呢，怎么可能会有私营企业花钱去雇用不需要的人呢？关于资本主义，人们常常吐槽的事情绝非冗余，而是太过追求效率。人们觉得私营公司无休无止无情地逼迫员工，不断给员工加任务，不断要求大家提高效率，每时每刻都在监督着员工的工作。

显然，最后这一点我不否认，情况常常也确实如此。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掀起并购狂潮以来，企业精简裁员的压力和提高效率的压力确实大为增加。但这种压力几乎全部让金字塔底部的员工承担了，被裁的是那些真正在生产、维修和运输一线的底层员工。可以这么说，那些上班被要求穿着统一工作服的人最可能受到这份压力的冲击。^[3]联邦快递以及联合包裹的快递员，他们的工作是公司根据“科学高效”的方法设计安排的，快递员每天都累到爆。但是这两家公司管理层的日常工作，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追溯到管理层效率崇拜的致命弱点（如果愿意，你还可以称之为“效率崇拜的阿喀琉斯之踵^[4]”）。当管理者试图想出最省时省力的科学工作方法，并将它们应用到员工身上的时候，他们从未将这套科学工作方法应用到自己身上，或者即使应用到了自己身上，他们也会发现效果与预期的恰恰相反。于是在几乎所有大型企业，当蓝领工人承受着无休止的残酷压榨和失业威胁的时候，毫无意义的行政管理岗位却一直在急剧增加。这些公司在做的事情似乎就是，无休无止地挤干工厂车间里最后的一滴油，然后将节省下来的燃料倒到办公室里，在毫无意义的岗位周围再添置新的浪费（后文我们会看到有些公司确实就是这么做的，毫不夸张）。这一切的结局便是，正如苏联曾带来了无数虚设的岗位那样，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手创造了无数虚设的白领岗位。

在本书后续部分，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一切发生的原因。现在我先强调一点，后文中涉及的所有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公共部门，同样也发生在私营企业，二者在程度和频率上不相上下。考虑到现在，人们已经很难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分清楚，这样的结果毫不奇怪。

[1]这三类工作并没有把所有情况都包括进去。比如，常被称作“监视工作”的这类工作就没有被归进去。这类工作很多时候属于狗屁工作（无意义的监督），但又有很多时候属于纯粹的邪恶工作。

[2]在《规则的乌托邦》第9页，我将此现象称为“自由主义之铁律”：“任何市场改革，任何旨在减少繁文缛节和促进市场力量的政府倡议，最终都会导致规章制度总量、文书工作总量和政府官员总量的增加。”

[3]事实上，很大程度上这就是让人穿统一工作服工作的目的。毕竟很多穿上制服的人（比如酒店洗衣人员）根本不会被外面的人看见。这不过是在向穿制服工作的员工传达“你现在的工作必须服从纪律，就像在部队里一样”。

[4]阿喀琉斯之踵（Archilles’ heel），《荷马史诗》中记载，英雄阿喀琉斯小时候，有预言称他会早逝，他的母亲为了阻止预言的实现，将他带到冥河，用冥河水将其浸泡。但因为浸泡时母亲一直抓着他的脚跟，因此阿喀琉斯的脚跟没有浸泡到神水，成为他唯一的弱点。后来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被射中脚跟丧了命。因此“阿喀琉斯之踵”被用来表示“致命弱点”之义。——译者注

理发师并不是狗屁工作的好例子

面对这个问题，一种常见的反应是责怪政府，而另一种反应很奇怪，是责怪女性。你一旦收起“我们只讨论政府官员”这个想法，脑海中就开始浮现出秘书、前台和各种（以女性为主的）行政岗位。当然，按我们在本书给出的定义，这些行政岗位中确实存在大量狗屁工作，但如果因此做出“大部分从事‘狗屁工作’的是女性”这样的假设，那么我想说，这不仅仅是性别歧视，更是一种对现有办公室运行模式的彻头彻尾的无知。因为很多时候，某位（男性）副院长或者（男性）战略网络经理的（女性）行政助理很可能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一个还在做实事的人，而无所事事、懒懒散散的人恰恰是这位副院长或者战略网络经理，他们蜷缩在办公桌前打着《魔兽世界》这类的游戏。事实上，很有可能正是如此。

在下一个章节具体研究随从的角色时，我们会再次审视上述现象。在此，我只想强调，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确有统计数据。虽然很遗憾，YouGov未能将调查结果细分到不同职业，但这项结果细分到了不同性别。结果显示，感到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的男性比例（42%）要远高于女性（32%）。再一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结果是符合事实的。^[1]

最后，我们来讲讲理发师。为什么要谈论理发师，很抱歉，这主要是道格拉斯·亚当斯造成的。有时候我觉得，我只要一提“我们社会许多工作都是毫无意义的”，就会有个男人（永远都是男人）跳出来说：“是的，你是说理发师什么的吧？”然后，这个男人往往会跟你讲，他这里说的理发师指的是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科幻喜剧小说《宇宙尽头的餐馆》里的相关情节。在《宇宙尽头的餐馆》里，高尔伽弗林查姆星球（Golgafrincham）的领导者决定通过散布星球即将毁灭的谣言来清除星球上最无用的居民。为了应对危机，他们打造了“方舟舰队”（Ark Fleet），舰队由A船、B船和C船组成。星球上最有创造力的三分之一人口将乘坐A船，体力劳动者将乘坐C船，而剩下的那些毫无用处的人将搭乘B船。所有人都会被处理成假死状态，然后送往新世界。然而其实真正造出来的只有B船，而且B船的目的地也并非新世界，而是朝着太阳，迎向毁灭。小说的几位主人公偶然间上了B船，他们走在一个摆放着成百上千万太空石棺的大厅中，观察这里躺着的“死人”，即这些无用的人，这时，其中一位主人公开始读起了石棺旁边铭牌上的文字：

“上面写着‘高尔伽弗林查姆方舟舰队B船，霍尔德·塞文，电话消毒员，二等’，还有个编号。”

“电话消毒员？”阿瑟问道，“一个死了的电话消毒员？”

“最好的那种。”

“他在这儿做什么呢？”

福特从石棺上方朝下仔细瞧了瞧里面的人。

“做不了什么。”福特回答道。突然他咧着嘴笑了，他常常这样咧嘴笑。他每次这么一笑，总会让人觉得他最近太拼了，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他蹦跳着来到另一个石棺边上，用毛巾愉快地熟练擦了几下石棺旁的铭牌以后，说道：“这是个死掉的理发师。整洁清爽！”

下一个石棺里躺着一位广告业务经理，再下一个则是一位二手车销售人员，三等。^[2]

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何那些第一次听说狗屁工作的人会联想到这个故事。但是这份名单事实上很奇怪。一来，世界上并没有职业电话消毒员。^[3]二来，虽然广告业务经理和二手车销售人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我们的世界如果没有这两种职业可能会变得更美好，但不知道为何，每次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粉丝回想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想起来的总是理发师。

我这里就直说了，我并不想和道格拉斯·亚当斯辩论什么，事实上，我还挺喜欢英国20世纪70年代喜剧科幻的各种表现形式的。但是，对于上述故事，我觉得里面存在某种惊人的优越感。首先，这份职业名单压根儿就不能算作无用职业名单。这份名单上的职业不过是20世纪70年代那些住在伊斯灵顿区^[4]放荡不羁的中产文化人看着不大顺眼的职业。难道只因职业被瞧不上，这些从业者就得去送死？^[5]对我而言，我幻想的是消灭这些职业，而非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为了让这种灭绝行为看起来合理，亚当斯似乎特意挑选出了这样的对象：他们虽然从事着毫无用处的工作，却做得心甘情愿，还觉得自己做的事很有意义。

···

在继续论述之前，让我们思考一下理发师这个职业。为什么说理发师并不是狗屁工作？显而易见，正是因为大部分理发师并不觉得这个职业是“狗屁”。剪头发、做发型这类事带给世界的变化是明摆着的。“这是不必要的虚荣”的想法是全然主观的，有谁可以站出来说，自己对理发这件事的内在价值有绝对正确的判断？亚当斯撰写的第一部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发表于1979年，这本书后来成为某种文化现象。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还是青少年的我，在纽约亚斯特坊广场（Astor Place），常常会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聚在理发店门口看着朋克摇滚迷紫色莫霍克头^[6]的复杂造型过程。那按照道格拉斯·亚当斯的意思，这些给朋克摇滚迷做出莫霍克头的理发师也可以去死了？还是说如果你只会理亚当斯看不上的那些发型，就不值得活？在工人阶级社区，理发店往往成了人们聚集聊天的地方。年龄相仿、背景相仿的女人会在社区的理发店一待就好几个小时，这里成了大家交换本地新闻和八卦的场所。^[7]我们很难不这么想：在那些认为理发师是典型无意义工作的人看来，上述情况即症结所在。这些人脑海中似乎浮现出了这样的画面：无所事事的一群中年妇女坐在理发店里，头上顶着金属“头盔”，七嘴八舌地说东道西，旁边是瞎忙活的理发师。（他们想象中的）这些女人年老色衰，肥胖臃肿，并且是十足的工人阶级，不管理发师怎么忙活，都没办法让她们变美哪怕一丝一毫。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势利的观点，还掺杂了点毫无道理的性别歧视。

从逻辑上讲，因为上述理由而反对理发师的存在，就好比你不喜欢保龄球或者风笛，你讨厌那些喜欢保龄球和风笛的人，然后就说保龄球馆工作人员和风笛表演者从事的都是狗屁工作。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这么说不公平，或许会质疑我：你怎么就知道道格拉斯·亚当斯笔下的理发师是给穷人理发的呢？万一他想说的是那些给超级富翁做头发的理发师呢？那些超级浮夸的理发师，收取高得离谱的费用，不过是给金融家女儿或者影视公司高管女儿做一个当下最时兴的奇怪发型，这怎么算？难道这些理发师不会偷偷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份工作毫无价值甚至有害？如果是那样，不就符合狗屁工作的定义了吗？

理论上，我们当然要承认，上述假设正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让我们深入探究一下这种可能性。显然，不存在什么客观价值评价标准能判定X发型值15美元、Y发型值150美元、Z发型值1500美元。花1500美元做发型的人，不管怎么样，从大部分情况来讲，是为了跟别人炫耀“我花了1500美元做发型”“金·卡戴珊的发型师给我做头发了”“汤姆·克鲁斯的发型师给我做头发了”。这里谈及的是公然的、不加掩饰的挥霍和浪费。可能会有人说，“挥霍”和“狗屁”的构造非常相似。而众多经济心理学理论家，比如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都曾指出，在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端（这里可以想一下特朗普的镀金电梯），“至尊奢华”和“一坨狗屎”之间也就一线之隔。（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梦境中，粪便常常象征着黄金，而黄金反过来也象征着粪便。）

此外，自埃米尔·左拉1883年出版《妇女乐园》一书以来，就有一种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并成为英国喜剧文学的常规场景，那就是：零售店里，从老板到店员，都对自己推销的产品和面对的顾客有着深深的蔑视和厌恶之情。如果零售店推销员真的认为他提供给顾客的东西毫无价值，我们是否就可以说零售店推销实际上是一份狗屁工作？根据我们的临时定义，从理论上而言，上述说法是成立的。但是，起码据我自己的调查，真实的零售店推销员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售卖的东西是毫无价值的。高档香水店的店员或许会觉得他们的香水价格虚高、他们的顾客愚蠢粗鲁，但不会觉得整个香水行业需要被废除。

据我的调查，在服务经济领域，只有三大类别和上述情况不符合：信息技术供应商、电话推销员和性工作者。许多信息技术供应商，以及几乎所有电话推销员都确信他们的工作本质上就是骗局。性工作者情况则更为复杂，涉及的范围或许已不是狗屁工作可以覆盖的了，属于更为恶性的领域。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里还是值得将其一并探讨一下。在我进行调研的时候，有一些女性通过写信或者直接口述告诉我，作为钢管舞舞者、花花公子俱乐部“兔女郎”、“干爹网”常客等，她们有着怎样的工作体验。她们建议我把这些职业也写到书中。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建议来自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曾当过脱衣舞娘。她告诉我，大部分性工作都应当被归为狗屁工作，因为尽管她承认性工作确实有着确定的用户需求，但是任何一个社会如果给绝大部分女性传递出了如下信息，那么有些地方就已经大错特错了，这个信息就是：一个女性在18~25岁跳脱衣舞能获得的价值是25岁以后的她再也无法获得的，不管到时候她拥有了怎样的才能、获得了怎样的成就。一位女性，如果作为全世界认可的学者，她通过教书所赚取的收入仅是她去跳脱衣舞所赚取的1/5，那么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脱衣舞娘这份工作属于狗屁工作，难道不是吗？^[8]

她的观点强而有力，令人很难拒绝。（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在性产业中，服务提供方和服务接受方相互之间的蔑视是远高于其他产业的，哪怕是在最浮夸的精品店，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的相互鄙视都比不上性产业。）在此我可以提出的唯一异议是，她的观点还不够深远。或许，她反映的问题并不是脱衣舞娘是狗屁工作就可以表达的，而是我们压根儿就生活在狗屁社会中。^[9]

[1]奇怪的是，调查却根据投票者的政治倾向进行了细分：英国保守党支持者感到自己工作毫无意义的比例最低，英国独立党支持者最高。调查还根据投票者的区域进行了细分：苏格兰投票者认为自己从事着狗屁工作的比例最低，只有27%；伦敦外英格兰南部比例最高，达到了42%。相对来说，年龄和社会阶层似乎并不重要。

[2]《宇宙尽头的餐馆》（银河系漫游指南五部曲之二）。The Restaurant at the End of the Universe（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book #2）（London: Macmillan Pan Books, 1980）, 140。

[3]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粉丝对这个话题进行了辩论，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但似乎大家一致同意，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确实存在某些岗位，其职责内容包含了对电话等电子设备的清理工作，但是“电话消毒员”作为独立职业从未存在过。不过这并未阻止亚当斯同“巨蟒小组”（Monty Python）的格雷厄姆·查普曼商量着要一起制作一部名为《纳瓦隆电话消毒员》的电视特别节目，找林戈·斯塔尔主演，可惜节目最后并未制作出来。

[4]伊斯灵顿区（Islington）位于大伦敦（Greater London），该地区在众多当代文学作品中被提及，其中就包括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以及J.K.罗琳的《哈利·波特》等。——译者注

[5]说句公道话，我们随后发现这个笑话其实是针对高尔伽弗林查姆人的。因为这个星球上的人最终都死于一场瘟疫，而这场瘟疫正是由电话消毒不规范引发的。不过似乎没人记得这个背景知识。

[6]莫霍克头（mohawk），一种发型，头皮剃光，只留一长条竖起的头发从脑门穿过头顶直到脖子的后颈。——译者注

[7]在移民社区，理发店的这种功能不仅仅针对女人，对男人也同样如此。我有些朋友在成为伦敦某大型私占楼的内部理发师后，发现类似的情况也开始发生在他们身上：任何人进入这个社区后，都会来他们这儿理个发，看看能否听到些有用信息。

[8]她还告诉我，整个投资在性产业的资本如果用到环境领域，完全可以改变全球气候变化的走向。“性产业的存在等于在清楚无误地告诉大家，大部分女性最赚钱的点就是自己年轻时作为性商品的身体。性产业的存在导致许多女性25岁以后再也赚不到她们18~25岁时能够赚到的数额。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段话出自一名事业有成的学者兼作家，而她目前作为成功学者和作家一年赚到的钱可能还不如年轻时跳脱衣舞三个月的收入。

[9]我这么归纳是有依据的：哪怕我们宣布电话推销员或者无意义中层管理者这些岗位是违法的，也不会滋生充斥这两种岗位替代品的黑市。但是显然，从历史上来看，一旦遇到性服务工作，情况就不同了，一定会有黑市。这也就是为何我们可以说性工作的问题来源于父权制社会制度本身（财富和权力如此集中于男性之手，而这些男性要么处于性未满足的状态，要么被灌输了要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找乐子而非培养其他爱好的想法），也可以说问题出在了对社会本质来讲更重要的方面。

“纯狗屁的工作”、“挺狗屁的工作”和“有点狗屁的工作”

最后，我必须对以下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进行简要论述：那些只是有点“狗屁”的工作怎么归类？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份工作，你可以说它一点儿无用和愚蠢的内容都不涉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或许是所有复杂机构在工作过程中都会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是，某些问题确实出现了，并在逐步恶化中。我认识的所有从事同一份工作30年或更久的人，无一不觉得这些年他们工作中的“狗屁指数”增加了。这里我也可以进行案例补充。作为一名教授，我感到自己这份工作中的“狗屁指数”也明显增加了。高等教育从业者花费在填写各种行政文书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对于我说的上述情况，事实上，我们还有文书可以做证，因为，在我们被要求做的无意义工作中，其中一项正是每季度填写一份时间安排汇总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我们精确地记录了每周花在行政文书工作上的时间（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趋势正愈演愈烈，正如《石板》（Slate）杂志法文版2013年曾刊登的一句话：“la bullshitisation de l'économie n'en estqu'àses débuts。”（“经济组织的狗屁化才刚刚开始。”）^[1]

工作狗屁化的整体趋势势不可当，但不同工作之间狗屁化的程度不一。出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中产阶级职业要比工人阶级职业更受狗屁化的影响。而在工人阶级职业内部，传统的提供照料服务的女性岗位成了狗屁化的重灾区。比如，许多护士跟我抱怨，她们现在80%的工作时间都被文书工作和会议等占据了，与此同时，卡车司机和砌砖工人的工作基本上还没有被狗屁化。这里我们有一些统计数据，图1摘自《2016—2017年度企业工作状况报告（美国版）》。

图1 美国办公者2015年与2016年全部工作时间的变化比较

美国办公者反馈的数据显示，他们花费在实际工作上的时间从2015年的46%下降至2016年的39%。与之对应的是其他事务花费时间所占比例的上升：电子邮件处理时间从2015年的12%上升到了2016年的16%，无用会议的时间占比从2015年的8%上升到2016年的10%，行政工作花费的时间从2015年的9%上升到2016年的11%。这里出现了如此剧烈的数据变化，多少受到了随机统计噪声的影响。毕竟，如果变化趋势真的如此，且一直持续下去，不出10年，美国所有办公者的实际工作时长都会降至0。但不管怎么说，这组数据还是揭示了两个事实：第一，美国办公者全部的工作时间，超过一半耗费在了狗屁工作上；第二，这种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糕。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存在“纯狗屁的工作”、“挺狗屁的工作”和“有点狗屁的工作”。本书围绕“纯狗屁的工作”展开（更准确地说，是围绕“纯狗屁的工作”以及“很狗屁的工作”展开，“挺狗屁的工作”就不包括在这里了，这类工作的“狗屁值”大概在50%）。

我绝不是说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工作狗屁化现象没有构成重大议题。看看前文出现过的那些数据就知道了。如果37%~40%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而并非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也存在起码50%毫无意义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基本可以下结论：在这个社会中，起码有一半的工作可以被删除，而且删除后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实际情况是，差不多完全可以消除的工作占比绝不止一半，因为还存在“次级狗屁工作”，而这些工作是没被考虑进去的。所谓“次级狗屁工作”，就是那些为了服务狗屁工作而存在的“实际工作”（关于这类工作，我会在第二章中讨论）。打造一个闲暇的社会，每周只需上班20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这本来是可以轻松做到的，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整个社会，所有的人，似乎都陷入了某种悲惨的境况：我们将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了工作，投入了那些我们知道对这个世界毫无贡献的工作中。

在本书后续章节，我将探究这一切形成的原因，并谈谈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陷入这种令人担忧的状态的。

[1]“L’invasion des «métiers à la con», une fatalité économique?,”Jean-Laurent Cassely,Slate, August 26, 2013, www.slate.fr/story/76744/metiers-a-la-con.引用时间为2013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