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詹长麟，我一生都痛恨日本人！

1937年，南京沦陷，日军在城内烧杀抢掠，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我的家人也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妻子被玷污，辛苦积累一辈子的财富，都被日军洗劫一空。

即便如此，南京沦陷后，我依旧到日本领事馆担任仆役工作，并因此被南京人骂为“汉奸”。

但我并不在乎，我恨透了日本人，潜伏在领事馆内，只是为了报仇罢了。

1939年，我的机会来了，一个大胆的复仇计划，在我的脑海中缓缓成型……

一、加入“蓝衣社”，为国尽忠

我是一名国民党老兵，曾经参加过淞沪抗战。

休战期间，我的母亲得了重病，因此，部队同意我提前退役，我得以回到老家照顾母亲。

回到家乡后，我一直在家中，帮助父亲照顾纺织生意。闲暇时光，会和父亲一起到附近的茶社喝茶。

这天，一个叫王高科的茶友找到我，他看我没有工作，于是想介绍我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充当杂役。

当时，南京还没沦陷，我对日本人的恨还没有那么深刻，我也的确需要钱，于是想都没想便答应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决定，会影响我的整个后半生。

应聘很顺利，在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考核下，我顺利过关，成为领事馆的一名杂役。因为我不懂日文，他也不担心我会泄露军事情报，于是让我负责为其打扫房间，端茶送水。

我本以为，无聊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半个月后，一个陌生的男人找到了我。

他身穿长衫、中等身材，举手投足间颇具傲气，一看就是颇有城府之人。

他将我约到附近鼓楼旅社的二楼，见面之后，跟我说了很多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大道理。

之后，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同时也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成员，找到我，是希望我成为国民党的特务，利用职务之便，替他们搜集情报。

看我有些犹豫，赵世瑞当即面色一沉，掀起衣袍，拿出挂在腰间的手枪，“咣当”一声摔在桌子上。

“我已经把我的身份暴露了，现在放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加入‘蓝衣社’，和我们合作，搜集情报，为国家效力，二，用这把枪在这个房间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闻言，我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且在赵世瑞说出他的身份后，我已经做出了决定，于是回应道：“现在为国尽忠的机会就摆在我面前，我没有拒绝的理由，我愿意加入‘蓝衣社’，为国效命！”

从那之后，我便成为“蓝衣社”的一名情报人员，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将情报运送出来，并参与多起暗杀日军军官、汉奸的任务。

1936年，我还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到日本总领事馆，并加入“蓝衣社”。从这之后，我们兄弟俩相互配合、互为表里，为中国的抗日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

本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想到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将这一切都打乱了。

二、报复开始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虽然我和哥哥在日本领事馆工作，却依旧未能幸免于难。

我的家人被杀，妻子被日军凌辱，多年积攒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再加上在日本领事馆工作，被南京人骂为“汉奸”，各种压力如同大山般压在身上，让我几近崩溃。

但我知道，此时我还不能离开领事馆，因为我要复仇，我要让屠杀我们同胞的日军，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1939年，我给总领事长打扫房间时，发现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封信，我看不懂，只能照猫画虎地抄下来。

之后，我将这封信交到国民政府手上，翻译后才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6月9日要到南京总领事馆进行视察。6月10日，将会在领事馆举行盛大的欢迎酒会。

届时，南京的所有日军和伪军高官都会亲临现场，要是能将他们一锅端了，那可真算是大功一件。

军统得知消息后，立刻开始谋划这场惊天的投毒计划，开始调配毒药、核实参加宴会的日伪军名单、安排撤退路线等……

最终，我和哥哥詹长炳，被任命为这次投毒事件的主要执行人，并拿到了毒药，一小瓶氰化钾。

这种毒药无色无味，致死率在50毫克左右，虽然剧毒无比，但在拿到毒药的时候，我心中还是在犯嘀咕：“这么一小瓶，能将宴会上的所有日伪军全部毒翻吗？”

接到任务后，我开始思索投毒的最好方法，思前想后，认为在酒中下毒最为稳妥。我知道，南京的日军们对绍兴老酒情有独钟，且尤为钟意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的。

于是，我主动接下买酒的任务，到老万全酒家买了4坛绍兴老酒。

为将毒药带进会场，我四点半便将毒药放在温酒的瓶子里，然后倒入少量的黄酒，轻轻摇匀，然后藏到了厨房柜子最深的地方。等到六点钟的时候，我将之取了出来，全部倒进了四坛绍兴老酒中。

晚上六点，宴席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我害怕毒药没有摇匀，因此不敢让他们亲自倒酒。而是将酒倒好后，亲自给他们端了上去。之后躲在一旁，偷偷观察周围的情况。

晚上七点，宴会正式开始，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端起酒杯致辞，演讲完后，他大声一声：“日本天皇万岁！”之后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清水的演讲，正式拉开了宴会的序幕，一时间，宴会厅中“群魔乱舞”，到处都是日伪军狂妄的笑声。他们一杯接着一杯喝光杯中的酒，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大祸临头。

“差不多了！”看到这一幕，我满意地点点头，之后，跟管事打了声招呼：“我肚子疼，要到医院看医生！”便跑出了总领事馆，骑上自行车，向着傅厚岗高云岭巷子疾驶而去，在这里，见到了接应自己的哥哥。

之后，我们两个人从玄武门出中央门，一口气骑到燕子矶笆斗山江边，那里，前来接应我们的船已经抵达。我们登上船，向着江北疾驶而去，很快便消失在茫茫雾气中。

三．背井离乡，重返家园

我离开领事馆大约十分钟后，宴会厅中突然有人大喊：“不好，酒中有毒！”

话音刚落，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了下来。其他的日伪军全部舌头发麻，腹痛如绞，经过医生的检查，确定为投毒。

一时之间，领事馆内铃声大作，日伪军立刻封锁南京城，将日伪军官则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可惜的是，因为毒药太少，这场投毒事件，最终只毒死了两名书记官：宫下和船山，其他日伪军官在洗胃之后，都先后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即使如此，军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投毒，还毒死了两名书记官，已经是对他们的莫大侮辱。

事发之后，日军驻南京当局勃然大怒，开始疯狂地报复。短短一天之内，便逮捕了上千名“可疑分子”，连老万全酒家的老板章桂生也未能幸免于难，被对方打了个半死。

此时，我和哥哥以及家人们在军统的安排下，躲到江北六合乡村的一户人家中，得知不少人因我们而遭难，心如刀绞，于是在军统的安排下，写下一封信寄到上海。

大概的内容是，这件事是我和哥哥詹长炳做的，只是为了报南京沦陷的仇，属于个人行为，与其他任何人和组织都没有关系。且我们已经抵达上海，之后准备前往香港，如果想抓我们，尽管来吧。

之所以发这封信，有三个目的，一是撇清这件事与军统的关系，二是解救南京的无辜群众，三是迷惑视听，让日军误以为我们已经抵达上海，实际上，我们此时依旧躲在江北的六合乡村中。

收到这封信后，日军果然中计，派遣大军赶往上海，自然一无所获。

就这样，我们在六合乡村躲了一年，之后，又辗转浙、闽、湘等地，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新回到南京。

1946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奖励抗战有功人员，发给我和哥哥50000法币，并给我们颁发了一块银质奖牌。

拿着这50000元钱，我和哥哥买了块地，在南京市盖了一座三层小楼，开了家旅馆。

一二楼用于经营，三楼则用来自己居住，生意相当不错，一年下来，我和哥哥赚了不少钱。

军部还在“苏州中央军官训练队”给我挂了个上尉的军衔，我什么也不用干，每个月都可以坐火车，到苏州去领一份丰收的薪水。

本以为，我们的人生，会在这种平淡而又幸福的生活中悄悄落幕，没想到不久后，又迎来一波动荡。

四、落幕

国民党战败后，退居台湾省，走之前，赵世瑞还特意找到我，邀请我一起去台湾省。

当时，我旅馆的生意相当不错，再加上故土难舍，于是便婉拒赵世瑞，得以留在南京继续生活。

1956年，我和哥哥的旅馆被改造为“公私合营”，我开始领薪水。

不久之后，我和哥哥经历了一段特殊时期，他为此丢掉性命，我则被罚在南京扫马路。直到改革开放后，我过上了退休生活，平时练练字、看看报、溜溜鸟，生活倒也还算惬意。

2008年，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南京与世长辞，享年95岁。

2009年，南京市评选“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我很荣幸得以入选。我的儿子詹文斌代替我上台领奖，领到了一个红色烫金的证书，和一个金质奖章。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金陵毒酒案”的主要执行人颁奖。

有人问我：“仅仅毒杀两名日本书记官，便被迫逃亡6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你后悔吗？”

这个时候，我总会拍着胸脯，一脸骄傲地说道：“别说一次，就是重来一万次，我依旧会为驱除鞑虏、保家卫国，贡献一份属于我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