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主席和宋庆龄都出生于1893年，不过，宋庆龄要比毛泽东大上整整11个月，两人的关系也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有关。

熟悉毛主席和宋庆龄的一位中南海摄影师侯波曾说过：“毛主席对宋庆龄也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重，甚至可以说是表现出对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侯波所说的这一点，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态度始终如一。

周恩来：“国民党还有什么？只剩下了两个女人！”

1911年夏，毛泽东来到省城读书，期间，他第一次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纲领，随即，他发表了人生第一次政治见解，与此同时，孙中山成为了他的新偶像。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发言，其精彩表现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

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毛泽东也多票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对共产党人发起攻击。在这一关键时刻，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宋庆龄毅然站了出来，公开发电谴责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

宋庆龄的发声给当时的进步青年和共产党人带来莫大的鼓舞，青年学生王昆仑曾说：

“宋庆龄的所作所为使我们确信：孙先生虽然死了，还有孙夫人在，还有忠实于中山遗教的革命党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不会倒下，中国的革命不会中断。”

正因如此，宋庆龄成为了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旗帜性人物。

1926年1月1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二大，4日晚8时30分，宋庆龄抵达广州，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

8日，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她站在主席台上，整个庄严沉静又十分坚定，随后，扫视整个会场一周后，她斩钉截铁地呼吁道：“国民党员要忠实执行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她用义正辞严的声音勇敢地谴责了国民党内反对革命的右派分子。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就坐在下面聆听了宋庆龄的演讲。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北伐战争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变。针对这一变化，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等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恶劣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号召人们团结起来讨蒋。

尽管当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但随着各路军阀纷纷投向蒋介石，国民党还是断然放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于7月14日在汉口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宋庆龄断然拒绝出席这次会议。

会上，面对“分共”的声音，陈友仁作为宋庆龄的代表，发表了讲话：

“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

尽管会议因为陈友仁的发声变得紧张起来，但“分共”已经成为了必然。再说说没有出席这次秘密会议的宋庆龄，虽然拒绝出席，但她从未停止发声。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背叛革命的行为，宋庆龄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

自此，宋庆龄与国民党决裂。在这一背景下，她跟中共方面走得越来越近，成为了“我党的最亲密的战友”。并同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勾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通电全国国民党右派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

后来，在提起1927年在武汉的情况时，宋庆龄用“紧张得很，相当紧张，相当尖锐”来形容，武汉成为了一个政治风云急骤变化的斗争中心。提起汪精卫这个人时，她用了“两面派”这个词来形容，并用带有浓厚的上海口音的语气回忆道：“汪精卫欺骗了我，欺骗了我们……我和董老，还有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和他斗得很厉害。”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离开中国去了苏联，而毛泽东也回到湖南搞起了武装斗争。

宋庆龄是一名极其了不起的女性，她是孙中山旗帜的勇敢捍卫者。面对大多数国民党人背叛孙中山的悲惨局面，宋庆龄和另外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何香凝依然不屈不挠、坚定不移地高举着孙中山的旗帜。为了继续坚持孙中山的理想和信念，宋庆龄甚至跟自己的家庭决裂了：

“她（宋庆龄）虽然孤立无援，就连家中最亲近的人（弟弟宋子文）也反对她，但她从未动摇过，始终献身于孙先生向往的革命事业。她始终不渝地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并组织工农。”

宋庆龄流亡海外后，始终与共产国际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密切的联系，她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中共，在最艰难的时候，宋庆龄成为了中共最值得信赖的政治盟友。

1931年8月，在国外流亡四年的宋庆龄回国，此后，她十分关注中共和红军的动向。上世纪30年代初，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外国人马海德的诊所成为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点，此外，马海德还受宋庆龄委托，利用各种关系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材支援红军。

不过，当时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宋庆龄对此十分警惕。这一点，从她与友人的一件小事中便可窥见一斑。

1934年1月，宋庆龄的美国友人伊罗生与中共地下组织发生一点矛盾，原因是身为《中国论坛》主编的她不同意在这上面发表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斯基的文章。因此，伊罗生决定离开中国。

临行前，宋庆龄专门为她准备了告别聚会。分手时，宋庆龄亲自将她送至门口，并在她耳边低声嘱咐道：“你要小心，小心我们的共产党朋友。”

伊罗生十分迟疑，她用不可置信的眼光看着宋庆龄。

“不错。”宋庆龄重复道，“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不了解他们，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尽管如此，宋庆龄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1935年12月下旬，瓦窑堡会议召开，会上，王明的“左”倾路线受到了批判，中共迎来了一个重大转变。毛主席开始领导党和红军。消息传到宋庆龄耳朵后，原本还在烦忧的她却豁然开朗，尽释前嫌。此后，她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合作时期。可见，宋庆龄是十分认可和信任毛主席的。

“毛主席对宋庆龄表现出对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尊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胜利宣告结束。随后，蒋介石向延安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亲往重庆谈判。在“明知山有虎”的危险情况下，毛主席“偏向虎山行”，来到了重庆。

毛主席决定来重庆，除了与国民党展开谈判，谋求国内和平的大事外，会见各民主人士也是他此次来重庆的主要目的之一。

当时，正在重庆的宋庆龄自然成为了毛主席会见的主要对象。8月30日下午，毛主席和周恩来拜会宋庆龄。交谈中，毛主席对宋庆龄一直以来对中共提供的帮助表达了真诚的感谢：

“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你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由于这次会见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因此，他们没能进行深入交流。此后，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多次跟宋庆龄参加了一些公开活动。

9月8日下午，毛主席在桂园客厅举行小型茶会，宋庆龄应邀出席，并发表了讲话。次日，宋庆龄专程前往桂园拜访毛主席和周恩来。

当她来到桂园时，毛主席等人早已在门口等候。谈话结束后，毛主席又亲自将她送到大门外，一直看着她上了车才转身回到屋子里。从这一小小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宋庆龄的尊重。

10月11日，毛主席乘飞机离开重庆。重庆一别，他跟宋庆龄再次见面则是在四年后，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际。

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的胜局已定，国民党败局已定，反动统治正在土崩瓦解。然而，黎明前也是最黑暗的时刻。当时，上海深陷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枪毙、杀人的消息。宋庆龄的安全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的高度关注。

1949年1月19日，毛主席、周恩来联名给宋庆龄发去电报，提出护送她北上的建议。与此同时，相关行动方案也汇报至周恩来处。周恩来看过后，作出两点批示：“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不过，处于危险处境中的宋庆龄思虑再三后，拒绝了北上的提议，并复函表示：“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同年5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宋庆龄欢欣鼓舞，热烈欢呼人民的胜利。7月1日，她还专门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

这时，正在北平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毛主席等人，专门派遣邓颖超携带两人的亲笔信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来北平参加开国大典。

毛主席给宋庆龄的这封信上，没有一个错字，也没有一个墨点，很显然，这是一封经过认真誊写的信。

而在周恩来的信中，却罕见改了一个字，但没有重抄，修改的痕迹原原本本地留在那里。原来，周恩来的这封信是特地送给毛主席审阅过的，毛主席看过后便做了一处修改。

从毛主席和周恩来给宋庆龄的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宋庆龄的一种特殊的尊重。

在邓颖超和中共中央的诚心邀请下，宋庆龄最终决定北上参加开国大典，这一消息令毛主席等人十分欣喜。

宋庆龄抵达北平当天，毛主席带着50多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来火车站迎接，除了领导人外，还有洛杉矶幼儿园的孩子们，这所幼儿园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此外，毛主席本人更是罕见穿上了一套新衣服，这套衣服只有在他迎接知名人士的时候穿过几次。据知情人士回忆，当天，毛主席等人提前一个小时便到了车站等候，期间，没有一个人坐下休息。

当宋庆龄乘坐的专列缓缓驶入车站，刚一停下时，毛主席便率先走进车厢，紧紧握住了宋庆龄的手，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欢迎欢迎，这一路辛苦了。”

“谢谢，谢谢邀请，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宋庆龄高兴地回应道。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毛主席真诚地说道。

“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没有想到，毛主席等人会如此隆重的迎接她，这让她十分感动。在毛主席的一生中，登车迎接客人仅此一次，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10月1日，宋庆龄和毛主席等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后来，宋庆龄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

“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我能成为这个政府的一员，是我一生中莫大的光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需要，宋庆龄曾长期住在北京。这一时期，她主要分管中国儿童和福利事业，在她工作的过程中，毛主席给予了她足够的信任和帮助。

1954年9月，宋庆龄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时，她卸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同年12月，宋庆龄又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就这样，宋庆龄的职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人身兼两个副国级职务，但与此同时，她在政治上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这一时期，宋庆龄的外事活动开始增多。1957年11月，毛主席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毛主席担任代表团团长，宋庆龄担任副团长。虽然她不是中共党员，但在代表团名单中，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毛主席之后。

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理解，对此，毛主席专门作出了回应：“宋庆龄与郭沫若、沈雁冰现在虽然还不是党员，但我们把他们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

11月20日晚，毛主席率代表团乘专机回国。登机时，毛主席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要去坐一等舱。

宋庆龄急忙拒绝道：“你是中国人民的主席，你应该坐这里。”说着，她又指了指头等舱的位置。

毛主席一看，笑着说道：“你是国母，还是你坐吧。”说着，毛主席便向后走去。

最终，宋庆龄却之不恭，坐到了头等舱。

从毛主席对待宋庆龄的种种举动中，足以窥见他对宋庆龄的尊敬。

毛主席成为新中国的领导者后，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即便如此，他对宋庆龄的尊敬却一如既往，不曾发生过任何改变。宋庆龄退居二线后，毛主席对她的关心也依然如故。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后，已经83岁高龄的宋庆龄决定赴京吊唁，并参加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

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追悼大会，拄着拐杖的她强撑着身体坚持站着参加，后来，她的身体直直地往下坠，在场的领导人立即叫人搬来一把椅子，刚一放下，她便扑通坐了上去。

10月8日，带着巨大痛苦参加完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宋庆龄返回上海，这一刻，她身心俱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