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字和身份测试游戏(惊叹)
【作者介绍】
袁家方:历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系副主任、《学报》主编、《首都经济瞭望》主编、首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长城旅游学院副院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北京旅游地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并为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专家顾问组成员。
本文刊载于《北京纪事》2022年11月刊
原标题:吟社雅集斗诗钟
聚居城南依会馆
大凡会馆附近,总有同乡京官聚居。湖南宝庆会馆,位于前门外草厂五条,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少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就有同郡乡人依傍会馆而居。每逢周末或假日,宝庆会馆里就成了同乡聚会之地。福州老馆、新馆的左近,也是其同乡的聚居地了。
《闽中会馆志》中郑孝柽(1863-1946,福州人,清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举人)所作的“序”中说,“同治丙寅(1866),先母林太夫人挈(qiè)兄姊及余乘泰西颿(fān,同“帆”)船航海来京,时先君官水部,假寓粉房琉璃街蒲阳会馆。丁卯(同治六年,1867)秋,母夫人见背,余年六岁,移居椿树头条龙溪会馆之对门(今西城椿树园小区内)。王氏伯姊亦赁宅东邻。”
薛肇基(1866-1955,福州东冶人,清光绪戊子科即1888年举人)在1942年为《闽中会馆志》所作“序”中也明确说明,福州同乡京官几十家,大多在宣南一带胡同居住,而且,还以福州新馆为中心,以靠近南下洼的老馆为便利。
郭曾炘先生(1855-1929,福建侯官人,光绪六年即1880年进士)在《邴庐日记》则记录了这样的景象:福州的京官们,下班后,总要到福州新馆的燕誉堂休息。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或品茶闲谈,或以击钵折枝为乐。
这“燕誉堂”的名字,也是有讲究的。“燕誉”二字出自《诗经·大雅·韩奕篇》中的“庆既令居,韩姞燕誉”句,意思是说“得所居止而欢宴可以豫(娱)乐也”。因此,福州新馆就将其用来命名同乡聚会的大厅。据《闽中会馆志》记载,燕誉堂的匾额,是白地墨书,只书写“燕誉”二字,没有年月款识。
抗声朗唱击钵吟
福州乡人的聚会,最为诸位京官津津乐道的,是每月数次的“击钵之集”。为《闽中会馆志》作序的几位先生,大多都讲述到会馆里的“吟社”聚会。
薛肇基所作“序”中说,“于时击钵吟社榕荫堂中,月凡数集,余亦得参其盛。”
郭则沄(1882—1946年,郭曾炘之子,清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进士)的“序”中说,他父亲每个月要带他去新馆三次,在榕荫堂参加“击钵雅集”。诗社赛诗之会都要评奖。奖品是蜡烛,由升官、生子或者有喜庆事的人家提供。小郭先生得到的最多。
另据《闽中会馆志》记载,“榕荫堂旧有击钵吟集……盖自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迄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五年间京宦在都门所吟咏者,月三四会,会三四题,题数十首,与会者有……二十六人。”各地的吟集,有数十人甚至过百人,民国年间还有数百人参与的超大型雅集。在地域上,则有涉及十几个省地的人们参与的“击钵之集”。
《燕都丛考》的作者陈宗藩先生(字莼衷,祖籍金陵,福建省福州市生人。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进士)也出现在《闽中会馆志》里。他在为该书提到的《松乔堂律集》所作“序”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折枝击钵”的“现场实况”——所谓折枝击钵以至律集,都是福建人所创。每当岁末或闲暇时,京官们常常聚会在会馆或同乡家,以吟诗为娱乐赛事。估摸那时候赶上会馆雅集,穿行胡同间,能影影绰绰听到院落里传出击钵吟咏之声。大型的诗社集会,与会者沿着长桌围坐,更迭递唱中选的作品,这就是大唱,或者说是连环唱。陈先生来北京晚,没赶上击钵诗会的极盛时候,但听先辈老人讲过,每当郡馆里集唱,点起蜡烛计时,常常到夜深才结束。叶铎人、周熙民两位,善唱,每唱愈高,唱至佳作,来了情绪,声音高朗,真的有金声玉振的味道。现场的人们为之振奋,忘记了疲倦。就在那个时候,真能体会到所谓律吕的魅力所在。
可惜当年还没有录音机、摄像机。倘有,今天还能听到、看到他们吟唱的情景。
绵延民国概有因
会馆里人们时常有“击钵折枝”的雅集,即限时吟诗的文字游戏,即所谓“诗钟”。还有组织成定期举行的诗社、吟社。今天说来,这是当年有特定形式与内容的赛诗“俱乐部”。
典故里有“刻烛限诗”“击钵催诗”,都是和古人赛诗为娱有关。“刻烛限诗”,是指在蜡烛上作出记号,以为作诗的时间限定。嫌蜡烛燃烧的时间还是太长,于是,又有了“击钵催诗”,敲击铜钵为始,余音结束为止,这时间可是短得苛刻了。
有说法称大约在清道光、咸丰年间,福建的文人,就把这两种计时方法都借来,首创了“诗钟”雅集,至清同光年间便流传各地,尤盛于京城。也有说诗钟始于清初,由闽中生发,而流行于各省的。
“诗钟”赛事的计时方法,即“拈题时,缀钱于缕,焚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以为构思之限,故名‘诗钟’”。
“诗钟”又称为“折枝”。简单、粗略地说,就是折取七律中的颔联(第二联)、颈联(第三联)做对偶句。
诗钟的规则在命题、限字和限时。既然是赛诗,就要有共同的题目。命题,往往随机选取几个不相干的字或事物作为题目,就像出“试题”一样。对于作品,要求对偶的上下句,既要表现各自独立的含义,又要有彼此的相互照应;词语的应用讲究意义对应,性质相称,以浑然天成、严整巧思者为上。十四个字中,不容一字稍有差池,换言之,诗钟作品在格律上,比之律诗对颔、颈联的要求更为严格。显然,这样的“文字游戏”集竞技、趣味于一身,对创作者的诗词修养及诸多方面的知识学养,有着高而严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虽是娱人自娱性质的吟社雅集,但诗钟的创作者们无不全身心投入,较量学识的广博、思路的奇巧,以至创作的敏捷迅速。
除了“诗钟”,还有“击钵吟”。击钵吟是“命题限韵”的“赋诗”。命题有景、有人、有物、有事,多涉典故。赋诗为七言绝句,渐次发展出赋诗为七律的,则称为“律集”。
改朝换代了,诗钟也跟着文人士大夫进入了民国,而且还兴盛于民国。《民国诗学》中的《诗钟小识》一文称:“钟钵者,道咸而下,代有名家。暨乎易代,作者弥夥。”“逊国故老,于钟钵连蜷不能休者,所以自伤、自怜、自娱、自乐、自遣、自放耳。当是时,寒山社、潇鸣社相继兴于京门,此二社著籍者均数百人,即见于《寒山社诗钟选》甲乙丙三集、《潇鸣社诗钟选甲集》者,已足骇目。”“好斯戏者,遂亦不限于逊国故老。一九四九年以还,港、台一隅之地,流人所萃,其风犹未沫也。”(《民国诗学》,潘静如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第1版,第193—195页)参与诗钟创作的成员,大都是清末民国负有盛名的文人,并不局限于晚清的遗老遗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诗钟创作成了一时的风气。福建是诗钟的发源地,几十年间涌现了大量的诗钟社,连台湾一省也诗钟社林立。北京、福建、台湾而外,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常州、常熟、济南等城市,都有诗社吟集,他们还刻印有诗钟集存世,可见其时盛况。
当时的北京,诗社众多,寒山、稊园和蛰园是其中“三大名社”。三家的区别在于:寒山社是诗钟为主,蛰园社是击钵吟,稊园社则兼有钟钵。
寒山社的吟集,规模最大,参加的人士达四五百人之多,云集了诸多著名学者、文学家、书画名家等。从1912年冬至1928年秋,十六年间,寒山社的诗钟吟集举办了六百数十次。秭园诗社在1915至1923年间,也曾大会都中士人二百余次。蛰园1920年创立,至1928年,从《郭曾炘日记》一书的记载看,也有九十余次集会。
寒山、秭园的创始人关赓麟(1880-1962),是广东南海县吉利乡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先后任职兵部、邮传部、铁道管理局;入民国后,先后任京汉铁路局局长、北洋政府财政部秘书、交通部路政司司长等;1956年6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关先生曾于1902年赴日留学并考察一年,著有《东游考察学校记》。此外,他还有《京汉铁路之现在及将来》《中国铁路史讲义》《稊园诗集》等著述。
蛰园的创始人是福建侯官的郭曾炘、郭则沄父子。郭曾炘(1855-1929),清光绪六年(1880)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清宣统元年(1909),充实录馆副总裁,修《德宗本纪》。清宣统三年(1911),改典礼院副掌院学士。辛亥后,蛰居都下。谥文安。著有《匏庐诗存》《匏庐腾草》《读杜札记》《邴庐日记》等。郭则沄(1882—1946),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授庶吉士、武英殿协修。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二等秘书官。清宣统元年(1909),任浙江金华知府,署浙江提学使。不久,任浙江温处道道台。入民国,先后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厅秘书、铨叙局局长等职。
诗社中的名家如:樊增祥(1846-1931),湖北省恩施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书法家、藏书家。清光绪三年(1877)进士,入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幕僚,后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等职务;傅增湘,四川江安县人,近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版本学名家,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这三个诗社聚集了当时诸多文化名人。由此看来,无论是诗钟、击钵吟还是律集,都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体现。它们由闽人首创,在会馆或宅第中聚唱,穿过清末,兴盛于民国。甚至,绵延至上世纪60年代,是20世纪前半叶旧体诗词盛衰史和清末民初文人生活史的见证。
作者丨袁家方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