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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晚，周总理于北京三〇五医院病逝，享年78岁。

听闻消息，举国悲痛。李先念、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纷纷来到医院与总理告别。邓颖超强忍悲痛，一直守在周总理的病房中接待往来的拜别人员。

邓小平握住邓颖超的手，哀伤的说道：“邓颖超同志，你一定要节哀啊！”

邓颖超点点头，满腹心事的对邓小平说道：“小平同志，恩来生前嘱咐了我一些事。我想了想，这事要办的话，恐怕还得拜托你。”

涉及总理遗愿，邓小平自然不会推辞，连忙示意邓颖超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邓颖超便向邓小平转述了周总理的三项“遗嘱”。

邓颖超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高高皱起了眉头，为难的表示这事自己无法做主，只能上报中央，让毛主席等人定夺。

邓颖超知道事情棘手，所以也未责怪他。周总理的遗嘱是什么？为何连邓小平都不敢轻易允诺？

一、周总理生前嘱托邓颖超

1975年11月初，邓颖超突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值班卫士称周总理有急事点名要见她和赵炜。

西花厅与医院仅隔一条文津街，她连忙带着秘书赵炜往医院赶。

路上，赵炜略带不安的问她见到总理后该如何称呼。

赵炜

周总理自病重以来，不让身边人再叫他“总理”。不知哪个秘书向他汇报工作时说了句“您好”，总理非常喜欢，表示以后就这么叫他。

赵炜不忍心周总理病情如此严重还不能称呼其为总理，只好请教邓颖超。

她思衬了一会儿，说道：“你还是叫他‘总理’吧，不用说别的话，最主要的是你见到他以后千万不能哭！”

赵炜揉揉红肿的眼睛，点了点头。说完，邓颖超不禁回想起了丈夫几年来身体的变化。

周总理邓颖超夫妇

1972年5月，周总理被确诊膀胱癌以后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医生建议立即术切除，而毛主席担心开刀有风险，对此持否定态度。

过了几个月，他出现了便血现象，泌尿科专家为其进行了第一次电灼术治疗，状况稍稍改善。

此后，周总理又进行了数次化疗，作用都不大。1974年6月，他不得已住进了三〇五医院。

从那时起到病逝的四百多天时间里，他都在医院度过。

预见到自己恐怕时日无多，所以住院期间，他一直在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1974年9月30日是中秋佳节，第二天是国庆节，按照惯例，这一天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国内外来宾。

周总理的身体健康状况属国家机密，人民群众不清楚，医生却了如指掌，担心他太累会加重病情，所以一直劝他不要去。

但周总理以“如果我不去，群众会失望的”为由，拒绝了医生的提议。

其实除了这个原因，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担心这是自己有生之年能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所以，他必须要去，跟群众告别，也跟过去的工作告别。

周总理亲自主持了国庆招待会，并发表重要演讲，让全国人民都为之振奋。

会后，大家有序退场，他也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从宴会厅出来，走到北京厅稍作休息。

原本，医护人员说动了周总理，待宾客走得差不多了就马上回医院休息，可临出门了，不知他想到了什么，再次返回了宴会厅。

宴会厅中还有许多领导未走，见周总理折返回来以为出了什么事情，纷纷围拢过来。

他亲切的笑着，一一同众人握手，默默表达了自己无限的谢意和不舍，随后又来到东大厅，同国宴的服务生们一一告别。

医护人员见周总理情绪激动，为了他的身体只好出声提醒。他这才点点头，一步一停的离开了人民大会堂。

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以外，周总理留下了一个关于我党的秘密遗嘱。

周总理养病期间，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非常不好。为了挑选合适的接班人，毛主席将王洪文从上海调来了北京，交代他尽力辅佐。

周总理对国家绝对忠诚，更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和决策。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他开始着重培养王洪文各方面的能力。

不管是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还是接待外宾，周总理都将王洪文带在身边，通过言传身教帮助他快速成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周总理意识到王洪文担不起重任，便亲自给主席写信，言明王洪文的不足，再次推荐了邓小平。

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向毛主席推荐邓小平，也是他亲自写就的最后一份上报文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封遗嘱。

党、国的工作都交代完成了，其余的就是立遗嘱了。

1975年11月，周总理刚刚做完第四次大手术。他本来在病床上闭目养神，突然想起了什么，随即交代警卫员高振普通知邓颖超和赵炜立马到医院来一趟。

不一会儿邓颖超就到了，赵炜尊敬的叫了一声周总理。

周总理见到赵炜来了，挣扎着将手从被子中伸出来，说：“握一握手吧！”

赵炜连忙将手背在身后摇头：“总理，我刚从外边进来，手凉，就不握了吧！”

周总理亲切的笑着安慰赵炜没事，并坚持跟她握了一下手。

赵炜不忍心周总理如此受罪，惦记着邓颖超说的“不能哭”，不敢看病床上的周总理。

总理也不计较，拉着赵炜的手嘱咐：“你要照顾好大姐。以后大姐从西花厅过来，你要陪着她。”

邓颖超与赵炜

听到这话，赵炜止不住的泪如雨下，疯狂点头答应，邓颖超连忙在一旁转移了话题。趁着周总理转头和邓颖超说话的功夫，她连忙跑出了病房，躲到走廊里失声痛哭。

病房里只剩下二人，从周总理病重以后。邓颖超每天都会到医院来陪他一会儿。两人年轻时忙着工作、忙着革命，没有太多时间，如今相处的时间倒多了，再一次谈论起了身后事。

1956年国家推行火葬不久，周总理曾与邓颖超商量过，等到二人离世后，将“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既是响应中央政策，又是给人民做表率。

为此，周总理带头将父亲、老家亲友的坟纷纷铲平，将土地交公使用。

病重后，他不忘多次嘱咐妻子，将来不要保留他的骨灰。因担心邓颖超一人无法做主，他就教她如何向中央反应自己的要求。

邓颖超多年以后回忆周总理病重那段日子，称总理说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定不要特殊化。”

二、毛泽东未能参加追悼会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没有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其实，不是毛主席不想参加，而是情况不允许。

周总理病逝，工作人员立即将消息报告给毛主席。他久久没有说话，一直坐在沙发上垂泪。

一边，邓颖超没有将周总理的遗愿汇报给中央，而是向前来参加吊唁的中央领导转达了总理对自己后事的处理意见。

毕竟是一国总理的后事，各位领导不敢私自做主，只好将周总理的遗愿告知了毛主席。

听完，毛主席虽然有些不赞成，但还是表示要充分尊重周总理意见。有了他的指示，中央批准了周总理的请求。

1月14日，周总理追悼会的悼词送到了毛主席这里等待批复。此时，他眼睛不好，所以悼词都是秘书念给他听的。

毛主席一边听着悼词一边落泪，到最后情难自已一度失声痛哭。担心他情绪激动影响身体，秘书不得不停顿数次让其休息。

追悼会定在1月15日进行，追悼会的前一天，毛主席还未定下来是否要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担心他会像突然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那样，突然出现在周总理的追悼会，工作人员提前做好了有关准备。

轮椅、氧气袋及一切抢救措施皆已备好，汪东兴也告知了负责追悼会的工作人员做好相关准备。为了配合毛主席出席时间，追悼会还特意定在下午举行。

周总理病逝给毛主席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以致于他病情出现严重反复，到了15日当天，根本连站都站不起来。

秘书小声问主席是否出席周总理追悼会，他伤感地拍了拍大腿，极其无奈的说：“我也走不动了！”

就这样，毛泽东未能参加追悼会。多年的老友，此后阴阳两隔。

三、周总理遗愿的执行

由于毛主席支持周总理的决定，所以总理的遗愿得到了很好执行。

1976年1月9日，周总理的遗体被放进太平间，邓颖超吩咐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挑两件总理平时喜欢的衣服送来给他换上。

工作人员不忍心总理离世后还要穿一身旧衣，小心翼翼的问邓颖超：“大姐，不然还是给总理做一身新衣服吧？”

“不做。”她拒绝的非常干脆。最终，她挑选了一件周总理生前喜欢穿的灰色凡拉绒中山装、一件穿过多年布衬衣和一条布衬裤。

虽然这些衣服周总理穿过很多年，但衣服并没有补补丁，不至于让总理失了体面。

工作人员将衣服送到太平间，有人看到他们竟然拿着旧衣立马大发脾气，大声指责他们对不起周总理。邓颖超安慰工作人员不要介意，称“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随后她又伤感的说道：“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离世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

大家点点头，帮助周总理完成了这廉洁奉公的一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而作为周总理最贴心的伴侣和最忠诚的战友，邓颖超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严格按照丈夫的要求和行事风格来执行，誓不让他的英名出现一丝一毫的损害。

按照周总理的遗愿，：不留骨灰、不搞遗体告别和追悼会、不搞特殊化。

骨灰和葬礼的要求党中央都能满足，可是不搞遗体告别也不开追悼会，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的。

好在中央经过商讨以后，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保证追悼会、遗体告别一切从简不搞特殊化。

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带着众人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取周总理的骨灰，默哀几许她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离开了人民大会堂。

一行人的目的地是北京通县机场，一路上遇到了无数送行的群众，到达机场以后，一架安-2型飞机早已等候在那里。

出发以前，邓颖超等人商量好将骨灰洒在哪里。一部分骨灰撒在北京上空，一部分骨灰撒向密云水库，剩下的骨灰撒向海河以及黄河入海口。

这些地方有山、有水，可飘向长城外、可通向大海里。这样一来就算周总理已经离去，他的足迹与精神仍旧可以传遍华夏大地。

从起飞到返回，历时四个小时，中间没有停留，除了提前知情的人员，撒骨灰的过程中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严格按照周总理的嘱托，一切从简、不搞任何特殊化。

能够完成周总理的嘱托，邓颖超非常满足，对赵祎说：“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他活着的时候对我说，他做这件事把握不大，今天做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做。”

邓颖超回到西花厅，开始着手处理周总理的遗物。

从建国到病逝，周总理当了26年的国务院总理，“清正廉明”四个字贯穿始终。

周总理的遗物很少，值钱的东西更少，最多的就是书籍和旧衣物。

秘书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对遗物处理工作进行分工，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分成了两波，一波负责处理周总理的书籍，一波负责处理周总理的衣物日用品。

处理之后的文件书籍分别送给了秘书局和图书馆等单位，衣物等物品则按照邓颖超的指示能用的分掉，贴身的烧掉。

张树迎向邓颖超提议将周总理的贴身衣物烧掉，其余的挑选几件留在西花厅作纪念，她不同意：“衣服有什么好纪念的？恩来在世的时候，我们就约定，死后不要为自己搞什么纪念馆之类的东西。”

在周总理及邓颖超的眼中，自己身份与常人无异，只不过有幸得人民信任所以责任更重大一些罢了。建造纪念碑、修建纪念馆劳民伤财又高调浮夸，不适合自己，也不符合周总理不搞特殊化的初衷。

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坚持下，邓颖超同意留下了几套衣物，如今这些衣物大多被各地周总理纪念地收藏了去，还有小部分留在了地方博物馆。

对于周总理遗物的处理上，邓颖超严格得近乎冷酷，让很多人误以为周总理的东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但实际上，邓颖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周总理，为了实现周总理不搞特殊化的遗嘱，更为了实现周总理一清如水的品质追求。

1992年7月11日清晨，邓颖超与世长辞。遵循二人的遗训，邓颖超的葬礼同样简朴，火化后的骨灰装在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中。

当年，周总理自知要走在邓颖超的前面，自己的身后事尽可以交给妻子来妥善处理，可是两人没有孩子，等以后妻子离开，必定要有一个稳妥的人来执行他们的遗志。

反复思考斟酌，周总理将这一重任交到了赵祎手上。

邓颖超与赵炜

为了保证遗愿的施行，周总理先后两次约见赵炜，得到赵炜的承诺以后才放下心来。

以周总理的身份地位和对国家的贡献，不管他想要做什么、提出多少要求都不过分，中央及人民会无条件的答应。可他偏偏不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搞特殊化，什么事情都按照最规范的方式进行，哪怕被中央拒绝，也在所不惜。

按照邓颖超同志生前的意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向当初送走周总理一样，庄严的将邓颖超的骨灰也撒到了海河之中。

“鞠躬尽瘁”四个字，是周总理一生的最佳形容，他不重视虚名，不看重利益，只把为人民服务当做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他将生命贡献给了最热爱的国家，而他的精神与品质，必定流传祖国陆上海外，传承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