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1966年)
#历史开讲#
在人们的印象中,宋庆龄女士温柔知性、娴静雍容,在她身边工作过的工作人员都说她和蔼可亲,对人热情友爱。但唯独一人,宋庆龄没有好感,甚至用“泼妇”来形容,她就是江青。
1975年,宋庆龄听说周恩来身患重病在医院治疗,江青还时常到医院干扰治疗。宋庆龄对江青的行为感到厌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跟你说一个不好的消息,周总理生病了,可那个‘泼妇’仍到医院干扰治疗……”
在半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宋庆龄与周恩来早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得知江青如此行为,也怪不得一向好脾气的宋庆龄对她没有好感。
得知周恩来要来看她,宋庆龄亲自下厨招待
宋庆龄与周恩来的革命友情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
1924年,宋庆龄受到黄埔军校政治部的邀请,到学校参加演讲,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鼓舞大家的士气。面对学校的盛情邀请,宋庆龄当然不会拒绝。
演讲当天,宋庆龄首先在讲台上发表讲话,就在与台下的学生产生共鸣时,宋庆龄注意到观众席第一排的一个年轻人眼神中充满了敬仰与崇拜。演讲结束后,宋庆龄走下讲台,那位年轻人连忙上前与她握手,并介绍自己道:“孙夫人您好,我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您刚才的演讲实在精彩。”
宋庆龄对这个有礼貌的年轻人很有好感,而在之后的相处中,宋庆龄发现周恩来身上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年轻能干、才华横溢,如果培养好,将来必定成为栋梁之才。宋庆龄将这个发现告诉了孙中山,孙中山也对周恩来期望极高。
在半个世纪后,宋庆龄回忆起在黄埔军校的周恩来道:“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正是由于共同的革命理想,宋庆龄才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紧密地联系起来。
1927年,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发动起义。宋庆龄当时正在上海,但她公开支持南昌起义,领衔毛泽东、董必武等21位共产党人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可耻行为,并认为“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此后,白色恐怖蔓延整个上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处境非常危险。就在这个艰难时刻,宋庆龄冒着巨大的风险帮助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脱离风险,还将中共中央的一批秘密文件藏在自己的家中,以免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搜查。
1936年,宋庆龄接待了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宋庆龄拿出一封秘密文件,要董健吾马上赶往中共中央部队,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健吾在完成任务后,又来到宋庆龄的住所,并带来周恩来送给宋庆龄的纪念品。
一见到董健吾,宋庆龄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询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情况,当听到他们都非常好时,宋庆龄这才放下了心。
在那个年代,宋庆龄不能时常与共产党人待在一起,只能通过这种方法关心。她将周恩来送给她的纪念品铺放在桌子上,仔仔细细地欣赏,在她看来这些纪念品是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的物品。
“七七事变”之后,为了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与其他共产党人到庐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途经上海的时候,周恩来特意去探望了宋庆龄。当地下组织成员告诉宋庆龄这个消息时,宋庆龄非常兴奋。
直至今日,宋庆龄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见到周恩来了,虽然这些年来宋庆龄经常与其通信,但他们天各一方,见面非常困难。因此为了这次见面,宋庆龄早早地出门买了菜,并且自己亲自下厨,她要好好招待来家里的贵宾。
中午时分,周恩来等人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公寓前,宋庆龄听到动静急忙到门口迎接。她热情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路上辛苦了。”周恩来也紧紧地回握宋庆龄的手,激动地说:“夫人,多年未见您还好吗,我代表毛泽东和其他同志想念问好。”
一阵寒暄过后,宋庆龄将周恩来众人请到客厅做客,还为他们沏上绿茶。周恩来仔细向宋庆龄介绍着当前形势,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宋庆龄听后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并表示会竭尽所能帮助共产党人。
在抗日时期,国民党政府不履行合作协议,迟迟不给八路军分发军饷,宋庆龄此时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国民党特务隐藏在各个角落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宋庆龄依然与周恩来保持联系,并想方设法为八路军筹集物资。
红卫兵想要冲进宋庆龄家,周恩来出面保护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宋庆龄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观礼,这是宋庆龄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向宋庆龄协商,在此期间,宋庆龄和周恩来的友情更加深厚了。宋庆龄初到北京时,周恩来为她找了一处驻地,那里清雅舒适,非常适合宋庆龄居住。
每次有共同外事活动时,周恩来总是要提前安排好宋庆龄的休息,并嘱咐有关人员要照顾好宋庆龄的生活。而宋庆龄对周恩来也极为关心,她每次从上海回到北京,总会给周恩来带些礼品。
时间长了,周恩来难免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派人告诉宋庆龄下回来北京不要这样费心了。但宋庆龄不以为然,到了下一次还会带些礼品过来。
不过令众人都疑惑的是,在建国前宋庆龄经常邀请周恩来到自己家里吃饭,建国后宋庆龄就很少这样做了。对此,宋庆龄也作出解释:“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就应该好好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
1950年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纪念,周恩来不喜张扬,也从未向别人提起。但在结婚纪念日当天,周恩来意外地收到了一封贺电,是宋庆龄从上海发来的,上面写道:“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你们在结婚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进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宋庆龄”
短短几句话,就能看出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如潭水般深厚的友谊。即便是进入到1966年后,他们之间的友谊仍坚固无比。
1966年,红卫兵闯进了章士钊的家,第二天章士钊便写信向毛主席求助,毛主席在信件上作了“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周恩来接到批示后,立即批评了有关人员,并责令他们把从章士钊家里搜查出来的书籍全部送回去。
从这件事情,周恩来考虑到中国各地的情况,于是亲笔写下一份保护干部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宋庆龄。
不过宋庆龄还是受到了影响,有人利用“出身剥削阶级、妹妹宋美龄是蒋介石的老婆”等理由想要对宋庆龄造成不利,首当其冲要破坏的是宋庆龄的住所。
这个住所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父亲的府邸,宋庆龄初到北京时,是周总理亲自将她安排在这里。由于这座府邸年久失修,中央多次提出修缮都被宋庆龄拒绝了,当时宋庆龄说:“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
宋庆龄宁愿住得差不点,也不愿浪费国家资产,像她这样伟大的女性应当被所有人尊重,造谣她坏话的人绝对是别有用心。
当时宋庆龄在上海,无暇顾及北京的事情。但周恩来得知后挺身而出,对发起事端者进行了批评,并特意嘱咐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杨德中负责保护宋庆龄的住宅,才阻止了一场悲剧。但是南京方面并没有及时收到指示,许多幼稚无知的人试图炸毁和孙中山先生的铜像。
最令宋庆龄痛心的是,她父母的墓遭到了严重破坏。有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悄悄拍下几张照片跑回去报告给宋庆龄。宋庆龄看着照片上墓园的惨状失声痛哭,浑身颤抖,在她身边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从未见过她如此伤心过。
宋庆龄孤立无援,她唯一想到能帮助她的就是周恩来。悲愤的宋庆龄打电话给当过她多年秘书的廖梦醒,托她将情况告诉周恩来。廖梦初将消息告诉了邓颖超,邓颖超又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怒了,当即给上海负责人打去电话责问,并让他们赶快修复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重新修缮了墓地,重新立了碑,但子女一栏中只刻有宋庆龄的名字,其他五个子女的名字统统抹去了。
毛主席在知道宋庆龄祖坟被破坏一事后,便派江青到上海看望宋庆龄,宋庆龄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权倾一时的第一夫人。
其实江青之前给宋庆龄的印象是极好的,还屡次当众夸赞。开国大典当天,宋庆龄到达北平时是毛主席亲自到过车站迎接的,如此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十分少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宋庆龄在国家领导人心中的地位。
宋庆龄返回上海时,毛主席因脱不开身便派江青为宋庆龄送行。当时江青很少出现在大众眼前,行为也比较收敛,事后宋庆龄还夸赞江青非常有礼貌,讨人喜欢。
1956年,宋庆龄在和上海宴请访华的印尼总理,并邀请江青、刘少奇、刘光美等同志作陪。此时的江青举止得体,有分寸很得宋庆龄的喜欢,席间,宋庆龄称赞江青:“举止文雅,服饰得体。”彼时宋庆龄对江青的印象还极为不错。
但是这些好印象在江青来上海看望宋庆龄时,被直接摧毁了。当时江青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军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一见面便对宋庆龄说:“听说宋副主席近来身体不太好,主席很是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你。”
紧接着江青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红卫兵,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着让人感觉装腔作势,尤其是每句话最后一个字的尾音拖得很长,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这次见面完全颠覆了宋庆龄之前对江青的印象,她意识到自己对江青实在太不了解了。
此时,江青还在自顾自地吹捧红卫兵,宋庆龄忍不住打断她的话,直言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据宋庆龄身边的秘书回忆,宋庆龄说完这句话后,江青的脸立马阴沉了下去。江青极其自傲,非常不乐意别人批评她或者指出她的错误,然而提出批评的是宋庆龄,江青也没有办法。
不过,宋庆龄怎会没有察觉江青的变化,但她觉得多说无益,于是又说了几句就将江青打发了。从此,便有意与江青保持距离。
周总理离世,宋庆龄突然提出辞职
对于周恩来在极为困难的时期还权力帮助自己,宋庆龄十分感激。1975年,周恩来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他身体里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无法实施手术,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
但当宋庆龄得知在周恩来病重期间,江青还时常到医院干扰治疗时,宋庆龄很生气,却也很无奈。她在与朋友的一封信中第一次坦露出对江青的厌恶:“跟你说一个不好的消息,周总理生病了,可那个‘泼妇’仍到医院干扰治疗……”
这个“泼妇”指的就是江青,能让一向亲切的宋庆龄说出如此称呼,足以说明江青的行为有多令人厌恶。
为了能让周恩来早日恢复身体,宋庆龄亲自将自己家里的鸽子蛋一个个积攒起来,送给周恩来吃。有一次,几位工作人员在宋庆龄住宅的湖里钓到一条二十三斤半的大鱼,本想让厨房做给宋庆龄吃,宋庆龄却说:“把鱼送给周总理那里去吧,总理现在需要补身体。”
自周恩来住院后,宋庆龄就一直关心着其病情,但是分离的时刻终究还是到来了。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宋庆龄恰好听到,一时间她竟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收音机里再一次传来哀痛的声音,她才缓过神来。
尽管早已做好了准备,但真到这一天宋庆龄还是难以接受,周恩来是陪她一直走到现在的,他们经历过多少风雨,有着数不清的革命记忆。
得到通知的第二天,宋庆龄就登上飞机赶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看着在床上瘦骨嶙峋的周恩来,宋庆龄心如刀绞。告别仪式结束后,宋庆龄默默地回了家,医院沉重的氛围让她实在喘不过气。
宋庆龄悲伤的情绪还没有得到缓解,就听到有人对她风言风语,大体的意思是,她在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带着别人去参加,很不合规矩。宋庆龄听后情绪很激动,她表示自己年龄大了,腿脚又有问题,必须有人搀扶,而且搀扶她的两姐妹,是周总理看着长大的。
宋庆龄并不想将事情闹大,努力压制着糟糕的心情,但外面对她的批评越来越多,宋庆龄实在忍受不了,第一次提出了辞职的想法。
说一不二,宋庆龄即刻付出行动,向上级报告辞职的想法,并将回上海的专机定在了27日。
自周恩来逝世后,宋庆龄的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在她给廖梦醒的一封信中吐露道:“我写信是有秘密告诉你,周总理逝世的打击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言外之意,她决定彻底放弃在政治上面的工作。
此后,宋庆龄就一直做着辞职前的准备,她似乎已经下定决心离开北京,在上海度过晚年时光。她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地翻出以前收藏的物品发出一阵阵叹息。
周恩来的离世让宋庆龄的心情糟透了,她总是伤春悲秋,感叹世事无常,感叹时光飞逝。7月6日,朱德元帅逝世,再一次引起了宋庆龄的伤心,第二日她抵达北京后也未回后海的家,在北京饭店住了一晚,参加完葬礼又匆匆回到了上海。
这一切的举动,都表明了宋庆龄想要离开岗位的决心。
三个月后,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遍了全中国,宋庆龄参加追悼会,由于悲伤过度,拄着拐杖的她站立已经非常困难,身体直往下坠。工作人员贴心地搬来椅子,才让宋庆龄不至于倒在地上。宋庆龄也成为毛主席追悼会上唯一坐着与会的领导人。
1976年10月,正在家中的宋庆龄突然听到街上喊着口号,仔细一听竟是“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宋庆龄很激动,看着桌上周恩来的照片露出了舒心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