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30年6月，当中共中央与远东局矛盾日益激化并被摆到共产国际领导人面前的时候，瞿秋白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所“谴责”，并被撤销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

但是，共产国际却又委他以重任：

派他与周恩来一同回国，主持中央工作，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1、李立三的“抗命”

由于莫斯科对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分歧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因此李立三并没有受到共产国际有关决议的约束，他根据中共中央“六·一一决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7月，重点部署在南京起义、上海罢工、武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报，请求批准这一计划。

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回电说：

我们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起义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

但是，这封电报到达中国后的第二天，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下长沙。于是李立三、向忠发欣喜若狂，更加不把远东局的阻止放在眼里，也没有按莫斯科的电报要求停止其冒险计划。

在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说，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的形势，要么我们忠于共产国际的电报，对中国革命犯罪，要么我们忠于中国革命。

这就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置于直接对抗的关系之中。

不仅如此，李立三还声称：

“等我们拿下武汉，我们就可以同共产国际和兄弟的俄国党谈谈，对他们说，现在是发动世界大战的时候了，苏联红军应积极进行干预。”

显然，李立三这是在藐视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权威。

与此同时，远东局与中央政治局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

李立三巧妙地以年老的向忠发作掩护，向忠发本来就疾病缠身，他大喊大叫，激动得失去了心理平衡。而与此同时政治局一个又一个地作出了决议。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各级党、团、工会机构尽快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

2、“左”倾的狂潮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由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委员14人。

8月7日，项英、关向应等从上海抵达武汉，并在汉口召开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决定将中央长江局与湖北省委合并，成立武汉总行动委员会。

各级行动委员会是领导武装起义的最高指挥机关。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

就像远东局后来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所说的一样：

“在8月的日子里政治局给我们留下了同志们完全发疯了的印象。”

8月5日，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写信说：

最近几天，有关的一系列电报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你们可能已经看了。李立三动员所有的负责同志和全党来反对共产国际。他公开把党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他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而政治局不顾并反对共产国际的坚定不移的指示。

莫斯科对此极为重视。瞿秋白和周恩来被共产国际指派回国处理李立三的问题，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由此召开。

指导召开这次全会的是共产国际七月决议。

但是七月决议并不是专门为了解决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尤其是高潮时期的“左”倾冒险错误而制定的。

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的初稿是由米夫起草的。

5月25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召开会议对初稿进行讨论。

经讨论后，会议“决定在根据提出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后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新的草案”。

到6、7月间，由于要筹备和举行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6月16日至7月13日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推迟了对决议的审议。

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和武昌组织起义并在上海发动总罢工的电报。

3、变味的“七月会议”

此时联共（布）十六大已经结束，而中共中央请求批准其起义的电报必须尽快回复，所以7月18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亲自参加，米夫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米夫修改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并“责成米夫同志于三日内根据交换的意见，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简短的政治指示为基础修改关于中国问题的总政治决议草案”。

7月21日，斯大林将周恩来和瞿秋白找去谈话，着重强调了加强红军并以红军兵力夺取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

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几名成员经过表决，通过了米夫起草的这个决议。

第二天，即7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了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的英文文本。

考虑到对6月11日这个篇幅很大的决议进行分析并对它提出意见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在刚刚通过的决议中增加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显然它认为，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总政治决议案，应该算是对中共6月11日决议的回答，可以结束与中共中央对这一问题的争论。

共产国际七月决议案，分三大部分内容：

一、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二、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三、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任务。

决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分析现在时期的斗争，应当要注意到：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

从决议涉及问题的范围之广来看，七月决议是共产国际作为对华政策的总指导性的政治文件来起草的，其目的是要更加明确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前的决议和中共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现状作出新的估计，确定中国革命运动的任务和前途。

因此，通篇没有对向忠发和李立三点名批评，相反仍然承认中共中央“有着一般的正确路线”。

正因为如此，向忠发于8月25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说：

政治局详细讨论了不久前回来的伍豪（周恩来）同志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的报告，一致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并指出近两年来，特别是近半年来，中央确实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进行工作的，在政治路线上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没有任何分歧。

由此可见，这份共产国际七月决议虽然是因为中共出现了李立三的问题而制定的，但它又不是专门为解决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特别是高潮时期的“左”倾冒险错误而制定的。

1930年8月19日、26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和瞿秋白先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4、李立三的去职

瞿秋白、周恩来回到上海后，迅速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传达到中央，并且与远东局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问题，进行沟通和磋商。

要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内部斗争和阻力是自然难免的。

于是双方在务实和有效的基础上开始讨论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草案。

9月15日，瞿秋白、周恩来亲自到远东局，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有关事宜进行磋商。

为了支持瞿秋白、周恩来共同开好六届三中全会，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于9月12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电报坚决要求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理由是李立三虽然在事实的压力下开始承认错误，但却把全党的责任都推到远东局身上，如果李继续留在政治局和中国，会给纠正所犯的错误和执行决议造成极大困难。

14日共产国际收到这封电报，瓦西里耶夫当天就将它转给莫洛托夫，并附言道：兹送上今天收到的远东局的一份电报。另告：昨天根据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与您的谈话，我已给远东局发去电报，建议李立三立即动身。

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前往莫斯科。

5、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周恩来在与远东局多次沟通和协商的基础上，共同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在上海麦赫斯脱路（今泰兴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36人，其中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团中央、全总党团等代表20人。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并作《组织工作的报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和罗伯特出席会议并一直参与讨论。

会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一九三O年九月，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O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决议)》以及《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等。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10月5日，瞿秋白、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忘记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电报汇报六届三中全会情况。

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改选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宣传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央党报委员会的工作。

向忠发虽仍为党的总书记，但实际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是周恩来与瞿秋白。

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远东局是信赖和倚重瞿秋白与周恩来的。

远东局与六届三中全会改选的、实际由瞿、周主导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关系也是和谐的，因经费短缺而造成的中共领导人不断的其实也是正确的“请给经费”的要求与远东局在这方面的无能为力之间的不协调除外。

对瞿秋白来说，六届三中全会还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地方，那就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一重大举措，只有到遵义会议时，在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决一胜负的紧要关头，人们才能深刻领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毛泽东进入最高决策层的深远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和瞿秋白，一个是很成功的领袖，一个是不成熟的早期领袖。

但是认真探索一下他们两人的活动轨迹，就会发现他们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都曾达到共识。

正是这种共识，使得先于毛泽东处于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的瞿秋白，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指示有独到见解和独立思考的人，最早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开拓性的贡献。

瞿秋白对毛泽东的扶持是真诚的，就像毛泽东后来在长征前反对王明路线执行者不怀好意将瞿秋白留在苏区、后来又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第一次为壮烈牺牲10年而一直未能盖棺论定的瞿秋白作公正评价一样的真诚。

但是，历史仿佛注定要让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一晃而过的痕迹。

6、迟来的批判

随着李立三在7、8月间的一些藐视莫斯科权威的观点、语言、想法、行动等信息陆续传到莫斯科，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十分震动和恼火。

真正让莫斯科与斯大林震惊和恼怒的不是李立三坚持自己主张的决心和态度，而是他竞敢藐视莫斯科的权威。

“李立三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列宁，更有甚者：他号召共产国际改变路线——转入进攻和尽快宣布世界革命”。

李立三认为，“不仅共产国际应当批准中共立即开始发动夺取武汉的总起义，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也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

李立三这是要苏联和共产国际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的夺权斗争。

正像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内部状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通报中所写的那样，“问题在于政治局（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企图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

这无疑是犯了莫斯科的“大忌”。于是李立三错误的性质被迅速升级。

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

该信以极其强硬的言词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

必须明白了解：——问题不是什么不同意见，或者是估量时机和了解策略任务上的次要的不同意见。

必须完全明白了解：——这里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有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

立三同志竞用了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所用过而已经被打碎的理论，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当地情形，说中国的例外情形，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

他竟敢于把对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说占领武汉之后，再去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不能不引导到这种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

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到了共产国际这封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来信。看完信后，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等人明白，该信完全改变了共产国际以前有关指示的基本精神，也全然不顾瞿秋白等人为执行共产国际原来指示所做的一切努力。

如果要贯彻落实这封指示信的精神，就意味着要推翻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重要决议。

7、两难的抉择

因此18日在政治局开会讨论这封国际来信时，瞿秋白建议，中央政治局和远东局尽快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这封信。

显然瞿秋白是想将李立三的错误与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也就是制定的路线)区别开来。因为在六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又要马上去推翻它，必定要影响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威信，会在党内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但是瞿秋白的这篇发言，成了此后共产国际批判他否定他打击他的重要依据。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决定：由瞿秋白收集材料，起草报告提纲。此后，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包括青年团的会议，与远东局的联席会议，党中央与青年团联席会议，等等。

在这一系列会议的基础上，11月25日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该决议作为六届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下发全党。

决议认为：

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于李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予正确的估量。

——立三同志的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而在实行上领导党走上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

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在过去，这种调和态度帮助了立三同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从此，六届三中全会和瞿秋白就被指控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此后，瞿秋白走过了一段极艰难的政治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

他在坚持六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跟上共产国际的思路之间，痛苦地不断否定自己和重新选择。

与此相伴的是，他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和地位急剧下滑。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