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朝廷发布了一道重要的上谕，公布了一批新任官员的名单：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李续宜任安徽巡抚、严树森任湖北巡抚、郑元善任河南巡抚。

此前又有骆秉章为四川总督，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这样一来，大清15个省的巡抚汉人占了11席，八个总督中汉人占了一半。

可以说，自大清开国以来，这是汉臣首次以绝对优势力压满人。而此时距离咸丰皇帝驾崩不过才五个月，随着辛酉政变两宫垂帘、恭亲王奕䜣秉政以后，汉臣总算是真正抬头了。

截止咸丰驾崩之前，仍循重满抑汉的基本国策，何以短短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如此巨变呢？恭亲王奕䜣自不必说，但同时“顽固”的亲汉派军机大臣同样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自己开缺把文华殿大学士让给李鸿章的文祥

辛酉政变之后，统治集团大换血，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执掌朝政。这些人都是咸丰帝北狩后留京的办事大臣，他们都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北伐直逼京师，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的全过程。故而，他们对国家内忧外患之处境，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尽管在辛酉政变中，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被惩办，可是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处，却继承了肃顺亲用汉人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给予汉臣从未有过的事权。

其时的军机处中，文祥与奕䜣的关系最近感情也最深。文祥作为旗人，但很早就意识到重满抑汉早已不再适应当面的形势，他在奏折中有这样一段话：“只要是汉人不愿意，满人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取得他们效忠的唯一办法，便是为了皇朝，待他们要比待满人好。”

文祥这话或许有一点夸大的成分，但不可否认他对满汉关系的重视。不仅如此，文祥对汉人地方实力派也极为看重，在他的一手提拔和举荐下，一大批有才能的汉臣被委以重任。其中就有曾国藩、曾国荃、沈葆桢、刘瑢、李鸿章等。

文祥是同治一朝最有作为的满洲贵族官僚之一，他在朝中的影响力很大，只要是遇到满人恶意挑拨满汉关系，或是无端指责汉人地方督抚，他都会挺身而出予以痛斥。

比如曾国荃围攻江宁日久不克，朝中就有不少的满大臣弹劾曾国荃拥兵自重，瞻前顾后请求朝廷予以惩处。而文祥却认为曾国荃必克江宁，对曾国藩兄弟护爱有加，凡中伤者皆遭痛骂。

汉臣中，文祥最欣赏的恐怕还是李鸿章。李鸿章担任巡抚的时间略迟，是同治元年十二月才实授江苏巡抚的。不过李鸿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后来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捻军起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到了同治晚年，李鸿章已经成了汉人集团中的领头人物，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元年，文祥因常年患病，请求开去文华殿大学士一职，并建议由李鸿章越级接替。史料中对此也有记载：“文文忠自谓功业不如合肥李文忠公鸿章，故以己缺让之。”要知道同治晚年时，李鸿章还只是协办大学士，而内阁大学士中，又以文华殿地位最尊。

文祥对汉人督抚如此，对在朝中任职的汉臣亦如此。比如梁启超就曾指出：“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始”，由此开启了同治初期，文祥、沈桂芬时代。文祥对汉臣之重视、维护可见一斑。

军机处几乎到了“重汉抑满”的程度

除了文祥以外，另一位军机大臣宝鋆也是死硬的亲汉派，他就曾对奕䜣说：“我们满洲只一洲耳，虽有人才，何能与汉人十八省比？”因此他与文祥一样，也极力支持奕䜣重用汉人的决策。

早在辛酉政变发生过后的第十八天，军机处意见就高度统一，明发谕旨通晓天下，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不仅如此，军机处在任命地方大员的时候，也都先发廷寄寻求曾国藩的意见，比如咸丰十一年十月，在任命江苏巡抚、浙江巡抚时，军机处就征询曾国藩具体的人选。

正是由于军机处一边倒倾向汉人官僚集团，所以才出现了开篇提到的全国15个巡抚无一汉人，总督满汉各半的局面。而到了同治四年的时候，地方督抚中，满人只有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其他清一色都是汉人。

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军机处不仅重用汉臣，而且在用人行政以及军事指挥上也给予最大限度的事权。这样的例子在很多的廷寄中都有体现，比如“操纵驾驭，全在该大臣调度得宜，不必稍避嫌疑”、“如何进剿之处，即由该督抚相机办理”等等。

自同治朝开始，汉人官僚集团在以奕䜣为首的满族贵族的支持下迅速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对汉人放心。只不过当时大清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极为严峻，以及曾、左、李等汉臣所统帅军队实力强大的缘故，说白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及至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后，朝廷对待汉臣的态度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虽然这个时候，想要彻底收回地方督抚的权力已经没有可能，但朝廷却利用汉臣集团中内部矛盾，对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进行分化离间，从而达到控驭汉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