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皮尔斯符号学三元观为主要理论依托, 论述翻译符号学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内涵, 并从符号阐释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描述与解释翻译过程中符号阐释的意指秩序, 指出翻译中符号与其所指意义的阐释受到文本内和文本外因素的共同影响, 呈现出互动性与多义性。这一意指秩序为阐释翻译过程中表意实践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完整、独立且逻辑清晰的框架, 并为翻译符号学学科建设提出新见。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对翻译研究的理论探索多以研究语言符号转换的现象、方法和规则为主。随着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到来, 多介质、多符号和多模态文本不断涌现, 信息交际的意义由多种符号资源共同编织, 语言学已不能解释所有的翻译现象, 翻译研究也随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符号转换过程中媒介的形式和内容直接影响了符号的样态与功能, 也改变了翻译活动的基本特征与属性, 翻译研究亟待理论创新。符号学被称为“文科的数学”, 其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论已成为众多人文科学学科的重要分析工具, 它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和描述的理论框架, 使翻译研究跳出语言学的范畴, 转向对广义符号的讨论, 在各类媒介文本交互的语境中考察意义生产与阐释机制。

翻译符号学在这一背景下诞生,并朝着实现学科建制的方向而努力。翻译符号学是以皮尔斯的符号学三元观为依据, 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码转换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的符号学分支学科。翻译符号学以符指无限延展, 阐释不断进行为出发点, 拓展了翻译类型与术语指称范围, 探讨的是“大翻译”视野下广义符号之间的转换。翻译符号学将符号学原理应用于翻译过程的解读与翻译现象的系统化分析, 可运用合适的学科方法论研究不同类别的符号世界。这意味着翻译符号学探索的是非言语信息如何与言语信息一起构筑符际互文网络, 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实现异质符号意义在不同文化、不同媒介中的转换、阐释与重构。本文以翻译符号学的学科概念和理论内涵为基础, 从符号本体的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探讨翻译过程中符号阐释意指秩序。

在翻译符号学的发展进程中,皮尔斯(CharlesS. Peirce)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这是因为皮尔斯符号学的开放性、灵活性与包容性, 可为不同符号类型之间的翻译给予更充分的认识与阐释。在国际学界, 翻译符号学对应的英文术语为semiotics oft ranslation和translation semiotics, 没有使用semiology of translation和translation semiology, 也主要是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皮尔斯符号学的影响。

Jakobson(1959)的翻译三分法开启了符号学与翻译研究的新纪元。他将皮尔斯符号学发展到涉及语言符号互动与转换的翻译范畴,以诗学文本和文学文本翻译为例, 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应依翻译而定, 厘定了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三种翻译类型。此后, 西方翻译学研究日益关注符号模态在翻译过程中的性质、功能与作用。国外学者开始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入手, 探讨符号学与翻译的关联性, 将翻译符号学视为一种活动或行为, 一门新的学科或者一种方法。Toury(1980)使用semiotics of translation这一术语指称作为一种符号活动的翻译; 1986年, 将翻译的符号学方法定义为“一种跨越系统边界的行为或过程”(Toury, 1986: 1112)。1994年, DindaL. Gorlée提出了符号翻译(semiotranslation)这一术语的定义: “符号翻译是一个单向、未来趋向的累积性不可逆过程, 即连续地朝向更高级别的理性化、复杂化、连贯性、清晰度和确定性迈进的过程, 同时不断地和谐了混乱、无组织的问题译文(和译本的各层面和/或相关元素), 中和了可疑、误导的错误翻译”(Gorlée, 1994: 231)。《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一版(Baker, 1998)收录了“semioticapproaches”词条, 第二版(Baker&Saldanha, 2008)则收录了“semiotics”词条, 都将semiotics of translation或translation semiotics定义为一种研究翻译的理论方法。

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主要有DindaL. Gorlée、PeeterTorop及DouglasRobinson等。他们或将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理论与方法推进至语言符号转换以外的题材和领域,或界定了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指出符号学的命运归属于对翻译活动的阐释, 或将集体规范、社会规约和文化操控等因素纳入到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理论框架中。

《中国翻译》1988年第1期连载四篇有关符号学与翻译的论文,国内学界自此拉开了探讨符号学与翻译融合研究的帷幕, 学术视角各有所重, 研究内容可归纳为: 一是符号学与翻译联姻各层面的本体理论探讨(如邓红风, 2005; 李康熙, 2008等); 二是在翻译领域有影响的符号学家专题研究(如杨镇源, 2009; 常巍, 2014等); 三是运用普通符号学或社会符号学理论分析文学翻译的个案研究(如佟颖, 2010; 胡牧, 2013等)。

2015年,国内学者开始从理论层面探讨将翻译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定义与性质、概念与指称等。王铭玉(2015)从一门独立学科的角度界定了翻译符号学, 指出翻译符号学的发展前景, 引发了国内符号学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贾洪伟(2016a)概述了翻译概念的演变, 确定了翻译符号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属性问题。2016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独辟翻译符号学专栏, 五篇论文(王铭玉, 2016; 贾洪伟, 2016b; 佟颖, 2016; 吕红周、单红, 2016; 潘琳琳, 2016)以翻译符号学为研究视角, 或理论建构、或批判商榷、或应用描写, 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码转换现象。2018年《山东外语教学》亦推出翻译符号学专栏, 三篇论文(佟颖、王铭玉, 2018; 贾洪伟, 2018; 吕红周、单红, 2018)分别探讨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符号信息守恒问题, 符号范畴、分类与转换问题, 以及符号、文本、文化的间性问题, 为翻译符号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此后, 学界从翻译符号学的文本阐释模式、思想批判分析等方面深化翻译符号学的理论维度, 翻译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性质的符号学分支学科的探讨已初具规模。

要借鉴皮尔斯理论,我们需探讨其适用性与解释力, 或者说皮尔斯符号三元系统与翻译意指秩序的相关性, 这是我们重新认识翻译的前提。皮尔斯的符号学系统将对符号的认识与解释作为研究的焦点, 建立了一种开放性、动态性的三元架构, 在符号过程无限衍义的前提下审视符号意义的产生、发展与嬗变, 它有力地推动了符号学对不同媒介符号和文本意义阐释的探索。逻辑学重视推论的秩序, 皮尔斯基于个人的实证观察为自己符号学系统的逻辑推理建立了三元符号的意指秩序: 符号三元互动关系始于皮尔斯之符号——对象——解释项的存在关系划分, 以及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之符号属性划分, 进而衍生出与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逐一对应的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三级符号三个符号范畴。

简言之,皮尔斯所定义的解释项就是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桥梁”, 正是这个“桥梁”使符号的意指过程得以启动和最终实现。对本文所研究的翻译过程中符号阐释的意指秩序而言, 借鉴皮尔斯符号学的目的在于获取一个描述和阐释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本文认为, 翻译过程中符号阐释的意指秩序既与符号阐释的内在机制相关, 也离不开符号阐释的外部环境。

3.1符号阐释的内在机制

皮尔斯在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建构了成千上万种符号三分法,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切入点和路径。他首先建立了符号——对象——解释项三分法, 再分别将符号、对象、解释项细分为三类, 以此类推, 持续不断地三分下去。从一级符号到二级符号再到三级符号的符指过程是一种翻译, 每一次符号的转换都是翻译。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翻译正是皮尔斯符号学的魅力所在, 使我们通过符指过程认识与理解翻译, 并领悟到在符指过程中从一个符号范畴转向下一个符号范畴时需要做出调整与变化, 因此, 皮尔斯符号三元观为我们描写和阐释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号转换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具有动态性、更综合的翻译研究模型。

在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翻译是一种符指过程, 是符号无限递归性阐释的过程。其中原文本为符号, 目的文本为对象, 而译者对符号与对象关系的阐释是解释项。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三级符号三个符号范畴, 以及三者之间的使用规律与呈现关系是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基础。一级符号具有一元性, 通过直觉或感觉表现可能性的性质, 用以指称瞬间、及时性、未经分析的情感, 即“纯粹整体情感”(cp①: 1.311)。二级符号具有二元性, 通过经验或活动表现实性的指称对象、涉及他者、行为与反应、刺激与反应等“事件......, 事实上发生的事情”(cp: 1.325), 用以指称现实世界及人类社会实践的知识。三级符号具有多元性, 是处理现象和思维世界符号的复杂系统, 是“受普遍原理制约的情感行为规则, 这些原则可提供逻辑解释, 故所有的智识活动均为三级符号”(Gorlée, 1994: 41)。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三级符号之间的互动与转换, 在范畴的层面上为翻译符指过程中符号阐释的意指秩序造就了纵向轴, 文本意义的阐释递次发生, 是一个程度不断深入的过程, 译者对于原文本的解读从一级符号的感知到二级符号的验证, 再到三级符号的解释, 实际上是一个无级的纵向深入过程。译者对原文最初的主观印象经由符号阐释的范畴变化最终得到理性处理, 从而在完全现代的意义上变成无限的经验世界的坚实基础, 把关于世界的经验变成关于自己的经验。用译者自己过去的理解积累, 来解释原文本符号的意义, 译本即是用一个新的符号再现译者的理解, 这种纵向的符号阐释的结果是赋予译者主观意识以客观性。在符号转换过程中, 译者的感性认知和理性思维活动使得意义得以解构、建构和整合。

一级、二级、三级符号分别代表的是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的“常规序列推进模式”(cp: 2.299),三者既可逐层上升、推进、生长, 这是翻译符指过程中意义指称不断进化的结果, 又可断续退化, 这是翻译过程中无时不在的偶然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时, 比如原文本内容不连贯时, 符号的层级即开始退化, 我们首先开始三级符号的演绎, 并尝试将句法理解和身心理解应用其中, 比如开始翻阅资料等, 然后再次进入二级符号的经验范畴, 并回到一级符号的溯因。

皮尔斯区分了符指过程中的三重解释项:即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符号的直接解释项为: “...... 该符号生成的情感......, 该情感可阐释为我们理解了该符号核心效应之论据, 尽管其中之真理基础通常都十分薄弱”(cp: 5.475)。它是指在解释者脑中形成的一系列模糊、即时的和非分析性的解释项, 代表符号的生成能力, 是“可能性”猜度, 处于一级符号范畴内。

动态解释项依赖于: “一个符号对其阐释者所发生的直接现实性效应......,这在每个阐释行为中都有所体现, 而每个行为又与其他行为有所不同”(pw②: 111)。它超越了“可能性”的问题, 是解释者结合现实, 通过实验和分析来检验直接解释项的效度, 并得出更为清晰且具有指示性的解释方案, 是“现实性”确认。动态解释项是二级符号范畴内呈现该符号的解释项, 使意义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传播, 所聚焦的是符号的形式和内容如何在社群中从心灵转移到心灵的, 即, “它让我们准确地知道, 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能够从一个事实(或一对事实)直接推断出另一个命题也为真”(皮尔斯, 2014: 222)。

最终解释项是: “在充分考虑到这一符号的情况下,每位阐释者注定要得出的阐释结果”(pw: 111), 是指解释者在全面考虑符号所有的意义潜势后, 得出的对符号抽象的、逻辑的解释, 标志着符号阐释活动的暂时终止。它的本质是生成阐释的规则与习惯, 是“肯定性”强调。最终解释项是三级符号范畴内呈现该符号的解释项。

在翻译符指过程中,符号、解释项、对象在观念的层面上造就了横向轴。三者的关系是连续、承接、推进的, 标志着符号意指的向前行进。三者的关系并非仅仅是一个再现另一个, 而主要是一个指向另一个。也就是说, 符号指涉并引出解释项, 并最终指向对象。译者以源语语言为工具获取原文本, 以符号文本的指称关系、意义建构和文本组织为参考, 以目的符号形式建构一个全新的符号文本时, 译者首先在其思维中形成直接解释项, 这是译者对原文本的第一反应, 属于对原文本初步的、直觉式的解读, 接下来, 译者需要结合现实因素, 将“可能性”猜度转化为“现实性”确认直至“肯定性”强调, 也就是将直接解释项衍变为动态解释项, 并转化成最终解释项, 呈现于目的文本之中, 目的文本就成为可充分展现原文本符号意义潜势的所指对象。

翻译过程是递归、循环式的,译者需要不断地重新思考、审视、检查最初对原文本的阐释, 解释项能否合理地解释符号与对象的关系, 并确认目的文本是否反映了原文本符号的真正意义。如果翻译的结果没有通过这种二级符号的检验, 译者会重新阐释出更利于展现原文本意义潜势的文本, 阐释过程会一直继续, 直到促生最终解释项, 并生成目的文本, 符指过程才宣告暂时结束。因为解释活动随时可以重新开始, 最终的解释方案永远不可能达成, 而任何解释项都只适用于特定的语境。这实际上是译者建构目的文本的过程, 亦是符号生长的过程。换言之, 原文本(符号)与目的文本(对象)之间的关系, 须由符指过程加以协调, 使得一者得以成为另一者的逻辑推理结果。

在这一横向轴上,原文本符号由于译者的阐释而生成连续的、差异性的解释项, 并形成一个潜在的解释项矩阵, 因为译者可从各种角度与层面切入, 反复不断地阐释原文本符号, 所以原文本符号的完整意义在理论上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解释项矩阵最终指向的最终解释项, 是对前面译者阐释过程中形成所有的解释项进行意义归结和终极解释的所在, 是符号过程无限衍义的终点, 标志翻译符指活动的暂时停止, 目的文本最终形成。“尽管最终解释项在现实中一直是生产中的、未完成的、未终结的意义, 但是, 在概念中、想象中, 它却可以是一个终极指涉”(彭佳, 2020: 51), 是最高层面的整体意指, 赋予整个翻译过程以目的和边界。

纵向轴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三级符号范畴的互动与转换,以及横向轴符号——对象——解释项符号存在关系的推演构成了翻译过程中符号阐释的内在机制。翻译符指过程的本质是将译者的身心体验纳入到追求逻辑真理的无限递归性指号过程中, 在纵向和横向上使翻译在主观感受和理性阐释之间的张力中求得平衡。向纵向和横向无限延伸的符号阐释内在机制给予译者最大限度的符号文本解释权, 又使翻译活动不至于沦为译者任意发挥的天地, 为研究翻译过程中符号转换的本质与典型特征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3.2符号阐释的外部环境

从形式主义角度看,与符号转换相关的意指秩序属于符号阐释的内在机制, 但是从当代学术之语境理论的观点看, 符号阐释意指秩序也是外在的, 与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变迁相关。一个符号并非存在于真空之内, 而是镶嵌在交际环境之中, 为正确解读提供语言、指称、意识形态等的线索。只有在这一语境预设的前提下, 原文本的符号信息才能促使译者生成差异性的解释项矩阵, 并最终指向对象, 创生出目的语文本。

皮尔斯在论述符号阐释的外部因素时,曾提出“共同心灵”(commens)的概念：

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常识(commonsense),一个言述宇宙(auniverseofdiscourse)或一种共同基础(commonground)。这些产物常常被皮尔斯称为符号行为者的共同心灵(commens), 并且它们也是符号行为者之行为习惯的基础以及核心所在。意思的产物是符号连续翻译过程的结果: 符号解释行为者在这一过程中与其他符号行为者的产物都成为(并且共享)连续统一体(也即社群)的一部分。而该产物的效力就是, 那些共享相同符号解释统一体的解释行为者们会去创建特定的感觉性(sensibility)或者理解力(compre-hensibility)。(皮尔斯, 2014: 51）

“共同心灵”是指文化或群体的力量会影响或塑造符指过程。那些貌似合理的故事或者道理更易被人们接受不是因为它们完全正确,而是因为它们经过了群体的过滤和净化, 以符合社会的规范, 也就是说这类故事受到了“共同心灵”的操控, 而获得了群体的趋同, 信仰、规范、价值观等就这样被群体创造并稳定下来。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在阐释原文本符号时, 译者“本能”的一级范畴符号进入“经验”的二级范畴符号之社会互动中, 便不由自主地加入到被集体净化的进程中, 那些符合集体规范的三级范畴符号被保留, 并逐渐成为“习惯”, 在译者思维中固化, 并衍变为“本能”, 如此循环往复。而那些不符合集体规范的三级范畴符号则被隔离、排斥, 集体的规范操控着译者思维中的解释项序列, 使之规范化、理想化。

因此,我们在探讨符号阐释的意指秩序时, 应将符号阐释的外部环境纳入研究框架中, 关注群体互动、社会互动等二级范畴符号对于符号阐释的影响, 且充分考虑到社会与文化语境下二级范畴符号的复杂性。

“关于决定符号意义的各种因素,语境可能是最重要的。语境, 就是符号的使用环境, 有的符号学家称为情景, 有的符号学家称语境为脚本(script)。人都是社会的人, 人对符号的解释结构, 总是以可以预测的语境构筑起来的, 在符号表意出现的时候, 就会不言而喻地放在这个语境序列中进行解释, 哪怕符号文本并不完整, 接收者也会在已定的语境中重构意图意义”(赵毅衡, 2010: 178)。翻译符指过程中符号的阐释涉及文化的交际传达, 交流的不只是符号文本内部信息, 同时进行着外部的表意解释行为的协调, 影响表意解释的语境条件也就会形成。“符号发出者尽管无法控制所有人的解释, 却可以设计让大部分接收者的解释落在这一点上, 也就是说, 让接收社群大致上接受发出者的意图意义”(同上, 2010: 180)。每个人对于符号信息的具体解释过于复杂多变和难以琢磨, 因此意义的成形是针对这个符号文本所期待的, 在特定文化中规定的接收者社群。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通过自己的思维世界(本能、经验、习惯)与涉及翻译的诸多环境因素(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等)进行互动与对话。符号阐释行为具有了特定的历史属性与文化属性, 符号文本的意义既有纵聚合上的历史积淀, 又有横聚合上不同社会因素的相互渗透。译者思维中的解释项需要诠释原文本符号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等, 映射翻译过程中符号文本与社会系统中特定社群的审美状态、价值取向、文化形态等因素的互动与关联。

译者的符号阐释活动在源语及目的语文化所处的交际语境中针对异质的文化,面向不同语言的读者, 对于不同意识形态进行跨媒介、跨符域传播, 这些外部因素构成复杂的译介场域, 影响其中的译者做出并不断修正翻译的决策, 进而促成了目的文本读者的感知、理解和诠释。符号阐释过程中符号系统的复制、变异与改写以及受外部环境深层结构影响的符号在阐释中的意义流变与形式变异成为翻译符号学研究的一大维度。

本文从符号阐释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两方面论述了翻译活动中符号阐释的意指秩序:第一, 符号阐释的内在机制在纵向轴上由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三级符号之间的互动与转换构成, 表明符号意义的阐释向纵深递次发生, 是一个程度不断深入的过程; 在横向轴上由符号、解释项、对象三者的转换构成, 三者的关系是承接、连续、推进的, 标志着符号意指在水平方向上向前推进。符号的意义在纵向和横向上互相形塑, 构成了动态发展的符号阐释空间。第二, 符号阐释的外部环境是制约并操纵译者解释项的符号本体外部因素, 我们对于翻译中符号意义的解读, 不应止于文本分析和符号要素解析, 还须参酌语言文化知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主流审美等层面。在这一多层次、多方向意指秩序的观照下, 翻译过程中符号的异质性与译者的主体性均可获得足够的关注, 符号阐释的对话性与互动性也引发符号阐释的多义性和多重性。

注释

本文刊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22年第4期

编辑︱蒋海清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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