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北二环小街桥，又称北小街豁口

“豁”这个字，其实稍微有点贬义：本来完整的东西，非要用暴力的方式破开，才能叫“豁”。用在人生上，“豁出去了”，意思是牺牲了很多搏一把。

你品品，是不是这意思。

我家在北京的东北方，五环边上。如果想进入二环里的老北京城，最近的就是穿过和平里东街，从北小街豁口“进城”。没错，就是这个“豁”字。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懂得这个字用在地名里的含义，直到后来发现这些“豁口”都在曾经有过城墙的地方，才明白过来。

想象中，一群宵小爬上城墙，胡乱操作一通把城墙扒倒，从此城墙被开了个口，是为“豁口”。

然而，巍巍帝都城墙，怎能容得下豁口？

△ 1948年的北京城墙西北角，现西直门地铁大厦附近上空拍摄

豁口

无论是帝都，还是不到一里地见方的小城，最基本的功能是保护城里人的安全。墙与门，是一座城的基本元素，进城要走城门，天经地义。

△ 从北京城东南视角（今十里河附近）俯瞰北京城。梁思成绘，城门为作者标注

到1949年建国，北京内城有10座门，算上外城的7座，一共17个；内外城的城墙加起来，有30多公里。当时，这座城里住了近40万人，进进出出吃吃喝喝，都靠这17座城门。

去掉内外城之间沟通的宣武、和平、正阳和崇文四门，再加上日军新开的复兴门、建国门，整个北京城对外沟通就15个口子，相当于每隔2公里多的城墙，才有一个口子。另外，还有修筑京汉路时，左安门旁开的一个铁路专用口（至今，北京站始发终到，行经京沪、京广等老线的普速列车，仍会经过这里）。

战后的共和国首都，百废待兴，百姓生活恢复，城墙这时已经成了城内外交通的阻碍；它在冷兵器时代的防御作用，也消失殆尽。其实，为了修筑环城铁路、疏导交通，几个城门的瓮城和城楼也都早已不完整。

△ 朝阳门（1951年摄）

北京城墙能不能扒口子？能不能拆？

主张完整保护北京城，将行政办公区迁到城外的梁思成，曾在1950年专门就城墙的去留撰文，逐条批驳反对者的观点。对于主张拆城墙的一方，他把理由概括为：

城墙是古代防御的工事，现在已失去了功用，它已尽了它的历史任务了；

城墙是封建帝王的遗迹；

城墙阻碍交通，限制或阻碍城市的发展；

拆了城墙可以取得许多砖，可以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

在批驳之前，他跳出城墙看城墙，痛陈欧美工业革命以来大城市病的苦果：

欧美的大都市因为工商业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制的发展，城市本身也跟着演成了野草蔓延式的滋长状态...在伦敦、纽约等市中心区居住的人，要坐三刻钟乃至一小时以上的地道车才能达到郊野。

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在梁思成看来，这种城市病的破解之道，在于摒弃单中心+摊大饼式的格局，发展多中心、多组团，且各组团以绿地、田野、水系等区隔开来。

而城墙及其周围的水系、空地，正好可以用来区隔，遏制无序发展的同时，又可以“做成极好的绿带公园”，城墙本体还可以用来“种植草花、纳凉游憩”。

有点浪漫。

△ 北京四元桥附近模糊的“绿隔”，可见绿隔区域内仍有不少建筑。图：百度地图

从思想上，梁思成也认为城墙有新的时代意义。天安门、故宫等曾经的皇家禁地如今都开放给人民，城墙为何就成了象征封建社会的残留，必须拆掉？再说，城墙也是人民修筑的，与长城一样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阻碍交通和利用城墙修路两个观点，他也逐一批驳：交通问题，适当位置多开几个城门便可；城砖拆了里面还有混凝土，费时费力又腾不出多少地。

建国后头几年，涉及首都规划的问题都需要经过首都都市计划委员会讨论同意，而梁思成、陈占祥等谙熟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海归，都是其成员。虽然梁思成曾在文章里说“多开几个城门便可”，但建国后的一年里，开豁口的动议仍然屡次被否。

或许在他看来，在北京城这一无与伦比的杰作上“动刀”，要慎之又慎，能不动则不动。

时任北京市建设局技术员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孔庆普，至今健在。他曾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回忆当时的情景：

（建国后）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

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

△ 京汉铁路在外城开豁口时的施工现场

1950年10月，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战备工作会议上，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1951年春节前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还专门就城墙豁口问题召开专题座谈会。当年，东直门北小街豁口与南城的陶然亭（现陶然桥）、架松（现光明桥）三个豁口一起，作为第一批豁口被打通。

背后的博弈，已然尘封。整个50年代，包括对原有城门的改扩建，共实施了十余处豁口工程。

城墙开豁口，只是北京老城拆保交锋的一个缩影。北京老城在这延宕数十年的，与经济利益、意识形态、世界格局、党内形势等相互纠缠的交锋中，逐渐消失。

直到近几年，北京由上而下有幸形成了保护和延续传统的一致共识，一度盛行的大拆大建，终于有了偃旗息鼓那么点意思。

使馆

△ 北京老城东北角局部卫星图，以及本文所涉及的地点位置关系图。底图来源：见水印

从北小街豁口一路往东，不远就是北官厅公交站。每天从这里出发再回到这里的44路，要绕二环200多圈。

这附近有一个“官厅”？在哪？

△ 北官厅公交站。如今688路已经被优化，牌子还没换。

再往前走，一贯直来直去的二环路，愣是拐了一个圆润的弯，弯内有一道铁丝网，网内绿意葱茏；从卫星图俯瞰，几排红顶小楼沿着二环渐次排列。

谁能想到，这里其实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呢。它傲然独立于所有的使馆聚集区，默默讲述着这个邻国与中国的跌宕往事。

民安街上俄罗斯使馆的侧门

清朝末年在这附近出生的著名记者、翻译家萧乾，曾这样描述他童年时的这里：

贴着东直门城根还有一座十分奇特（像个大蒜头）的建筑，那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堂。拱形屋顶上也是一具十字架，只是礼拜时又点香又点蜡烛，比耶稣教更具吸引力。他们礼拜时嘴里嘟嘞嘞——现在知道念诵的是希腊文。教堂附近经常看到一些扶老携小的俄罗斯人，都是十月革命后从本国逃出来的，见人就伸手乞讨，样子看似很可怜。

就是他们使我老早就记住：当什么可也别当个四处流浪没有祖国的人。

△ 萧乾出生地——羊管胡同今貌

为什么老北京城里会出现东正教堂？为什么这里会有俄罗斯流民？为什么俄罗斯大使馆远离使馆区，在城内孑然独立？

事情还要从400年前说起。

1613年，罗曼诺夫家族登上俄罗斯的历史舞台，从此开启了300多年的沙皇统治。这期间，俄罗斯从一个传统上的欧洲国家，逐渐成为如今地跨欧亚的样子。中俄两个历史上渊源并不很深的民族，开始随着沙皇开拓的脚步而逐渐靠近。

清初，趁朝政未稳，俄罗斯开始在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以东地区开疆拓土，到17世纪80年代，势力范围已逼近黑龙江干流。

1683年，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的康熙，下决心了断东北的战事。1685年，清军和当地少数民族武装一道向俄军据点——位于黑龙江畔的雅克萨发起总攻，经过十天的激战，最终一举拿下雅克萨。俄军撤离，清军平毁雅克萨城，未曾想几个月后俄军又杀了个回马枪，清军再次发起总攻，这才把俄军彻底击溃。连年战事，使大量俄国战俘和“俄奸”涌入中国。

△ 雅克萨如今已近乎一座空城。左侧河流为黑龙江

如果说如何对待战俘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文化要比欧洲某些文化表现得要优秀很多——我们将这些俄国人安置在城东北角的“胡椒园”（注意不是东直门外的胡家园），附近的一座道观（老地图记载为“五住观”）也连带着给了俄国人，而这个胡椒园，就在刚提到的44路北官厅总站，以及旁边出入境大厅的位置。

△ 1936年版北平地图，可见“胡椒园”已讹为“胡家园”，以及当时已改为俄国东正教教会的北馆。作者翻拍

其中，一部分俄国精英贵族还被清廷编入镶黄旗，改了中国名，有了旗人才有的“铁杆庄稼”。

吃上了中国米，住上了二环边的房，他们的信仰却始终没有变。

俄国人将道观改成了一座教堂——圣尼古拉教堂，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也就是萧乾童年见到的“大蒜头”。

说起“大蒜头”，小时候我家窗外也有一个“大蒜头”，是1904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人为纪念在沈阳阵亡的将士们修建的小礼拜堂。

△ 我家楼后的俄罗斯墓地小礼拜堂。孙叶新/摄

此后的十多年，随着俄国人不断来华，1684年，清廷在东交民巷设立了俄罗斯馆，史称“南馆”，与此前在胡椒园的俄人聚居区“北馆”相区别，“北官厅”这个名字，就是“北馆”音变而得来。

至此，在京俄国人形成了南北馆两个圈子，这个格局一直延续了300多年。

300年间，俄国东正教会一直驻扎在北馆，俄国先后从本土派了18届传道团，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一茬接着一茬干，搜集了不少情报，也成就了不少俄国汉学家。

在没有现代外交的年代里，这里还成为了俄国事实上的“领事保护中心”，以及在东方的一个精神地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萧乾老先生会在他出生的羊管胡同，会遇到前来逃难的俄国一家子。

这300年，馆外的京城与大清帝国逐渐没落，世界因工业革命发生着剧变。罗曼诺夫王朝虽也几度濒临崩溃，走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但毕竟家大业大，国力也跻身列强，成为了侵华八国联军中的一员。

1902年，现代外交终于叩开了大清国门，俄国根据《辛丑条约》扩建两馆，将自家的公使馆与诸国公使馆一起，落址于东交民巷“南馆”所在地。苏联成立后，苏联公使馆也顺势入驻，成为了我党早期活动场所之一。

△ 俄方在北馆内扩建的教堂，房顶有三个“大蒜头”

而在北馆，俄国重建东正教堂，将旁边已被八国联军焚毁的履亲王府和诚贝勒府大部分区域（也就是上面老地图中的“四爷府”）也划入其范围内，“北馆”的占地规模到此时，基本与如今的俄罗斯大使馆相当了。之后，俄方又在此修建了多组东正教建筑，还建设了牛奶厂，也就是现在的南馆公园。

看来，除了信仰，饮食习惯也是根深蒂固的民族印记。

建国后，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均被收回，而苏联由于与我国的特殊关系，大使馆得以暂时保留在东交民巷，但产权收回改为租用。也是因为这个特殊关系，50年代末北京东正教会解散时，北馆的建筑移交给了苏联使馆，并未被收归国家。苏联大使馆于是从东交民巷的“南馆”搬到了这里——自己的地方，总比租的房舒坦。

从此，俄罗斯大使馆开始在二环内以超然的姿态，站在这块浸满信仰的土地上，向东凝视着日坛和亮马桥的使馆兄弟们。

豪宅

穿过曾是牛奶厂的南馆公园，2幢灰色调、落地窗的高层住宅映入眼帘。

△ 从南馆公园内向南望去，有座豪宅掩映在树丛中

灰色石材上墙，3名保安值守，展示着它超脱周边老旧居民楼的不凡气度，低调，又不失奢华。

2014年8月14日，也就是七年多前，这里的一位业主——陈某生的儿子，与在自己豪宅里的柯某某一同被公安带走，他们涉嫌的罪名是：容留他人吸毒、藏毒。

2020年9月，陈某生的这套房子被挂在司法拍卖网站，舆论哗然。1217平米起拍价仅7191万，单价是周边“老破小”的六到七折。没错，1217平方米。

这个陈某生，你应该已经猜到，就是成龙。成龙的本名叫陈港生，一个极具时代色彩的名字。

1947年，他的父亲房道龙从大陆来到香港谋生，在美国驻港大使馆做厨师，并在1954年生下成龙。

上世纪40-50年代，香港人口激增，大部分都是为了躲避大陆战乱而来，漂洋过海、艰难谋生。每个大城市，都有许多叫x生的人，比如京生、沪生、杭生，他们出生时，父母往往刚刚落脚城市，用这样的名字来纪念一个家庭在这座城市崭新的后半生。

如果不是吸毒、法拍这两件事，或许很多人还并不知道成龙在老北京城的东北角，还有过这样一座隐秘宅邸。

△ 豪宅户型图，壕到你难以想象

这座1217平方米的豪宅，根据法拍公告，其实是两套打通后形成的大平层，户型之阔气、装修之豪华，都在超一流水准之上。

京城就是京城，不但能吸引不远万里的传道团与难民，更能吸引海内外的富商巨贾在此扬名立万，一票走红。而这座豪宅，就是保定生意人李建国的“传世之作”。

豪宅坐落于东直门内大街9号，小区名叫“Naga上院”。

△ Naga上院正门，旁边是一家古巴雪茄店

李建国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名字的由来，“Naga在印度传说中被尊为水神和海神，相当于中国的龙，能赐予人类安全、繁荣和财富，被古印度贵族奉为专供之神”。他2002年相中这块不到20亩的地块，不惜代价拿下后，精心打磨4年，所有建筑和装修用材均为国际顶级。

或许，在他心中，这个距离雍和宫、国子监和东直门都不到1公里的地方，能承载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所有梦想。

△ Naga上院园区内景和室内装修。图片来源：丽兹行

李建国把房子背后承载的文化意义看得很透。他曾说，自己把Naga上院全部规划为30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整个小区3幢楼仅99户，目的就是确保业主层次整齐，“豪宅的规模不能很大，顶级豪宅只能卖给少数人。而且，豪宅也是一个生活圈子，强调纯粹性，否则业主之间没办法沟通。”进入这个圈子的门槛，他对外宣称是“高素质、有责任心、乐善好施”，并非光有钞票的土大款就可入住。

Naga上院内还有一座9000多平方米的私人会所，里面雪茄吧、红酒坊、餐厅、健身房、SPA等一应俱全。李建国认为，这是给精英圈层一个私密的沟通空间，很多生意上的事情，谈笑风生间就在这里定下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里的热爱，作为首位业主入住，并宣称自己入住后“足不出户也可以做成很多事”，商务会谈也都挪至Naga内。

2005年底，Naga上院开盘，那是京城地产市场最后的高光时刻。大批量拆迁后诞生的楼盘纷纷进入销售周期，百花齐放、各显其能，从网络到纸媒，最火的广告就是楼盘。当时斥巨资成为房东的群体成为了今天大家口中的“抄底”一族，这些二手房也形成了今天二手房市场上的“次新房”群体，与周边的老破小相比，价格总能高上一截。

当时，李建国攒了一次“跨界发布”，理念在16年后的今天看来也独具匠心：把Naga上院的开盘仪式与陈可辛导演即将上映的电影《如果·爱》的首映一同举办。

当时，冯小刚、曾志伟、金城武、周迅、张学友、古巨基等悉数前来捧场，剧组将30件主要道具和主创所着服装拿出来拍卖。为了助兴，李建国还将Naga上院一套600平的房子现场拍卖。也就是同时，成龙成为了Naga上院的代言人，为表感谢，李建国将这两套当时价值3360万的豪宅以2060万代言费折抵的方式“卖”给成龙，成龙实际仅出了1300万。

△ 李建国出版的专辑封面，在“文艺圈”，他给自己起了艺名“李建衡”，还曾与闫妮等出演过电视剧《永不回头》。

这次交易，为后来它被法拍埋下了伏笔：由于成龙方不愿以实际出价（1300万）作为网签价公开在网上，两套房子的产权证始终没有办理，也就是产权始终还在李建国的御嘉置业手中。

△ 李建国的御嘉置地大厦和影视公司，就在Naga上院的北门外。

交房后的几年，李建国作为自己口中“生意圈里最喜欢文艺的人”，或许是因为为了热爱买了过多的单，商运急转直下，先后卷入几十个官司，涉案金额以十亿计。

成龙非但房证没有办下来，房子还作为李建国的资产被查封。作为案外人，成龙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封，却因当时不办证是自己的原因而非客观原因，被北京高院、最高法相继驳回，最终进入法拍环节，偿还李建国的欠债。

如今，这座经历了15年风雨与沉寂的豪宅，应该已经蒙了一寸厚的灰尘了吧。

△ Naga上院旁的四合院会所门前，一位老妇带着她的狗歇脚

除部分老照片外，本文所有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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