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革顺：一生与照片有缘的指挥家

2015年12月19日指挥泰斗马革顺去世，享年101岁。我找出早年撰写的文章以此纪念，并与读者分享。记得马先生说过，“他最不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发挥余热”，这使人联想到将要燃尽的蜡烛；他最喜欢的是奥运会的圣火，只要人活着，就应该像奥运会的圣火一样熊熊燃烧”。

他还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就躲着一点，而去做些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马革顺的艺术人生

“当我于2000年5月，接受中国文联颁发的‘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时，我心中很明确地找到了一个答案：我是为了中华民族在合唱艺术领域能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努力工作，祖国人民才给了我这样高的荣誉。从而我深深感受到：一个艺术家的社会价值就在于，以他的艺术才能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这是90高龄的著名合唱指挥家马革顺在他的寿辰之日举办合唱音乐会时对观众说的一句话，真让人感叹马老先生一生从事音乐活动的真正目的。

马先生于1914年生于南京，高中毕业后便开始了他的合唱音乐事业。从指挥中央大学的学生合唱团到后来转赴西安，组织社会的和学校的合唱团上街演唱抗日歌曲并为前方将士募捐。

马先生一边从事教育，一边投入为民族存亡而展开的斗争，而他最热爱的合唱艺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了他的刀和笔。抗战胜利后，马先生赴美国西南音乐学院和西敏寺合唱学院深造。

1949年回到上海任教，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聘请他筹建指挥系，从此在上音执教近半个世纪。

马革顺教授关于合唱艺术的学术思想具有中国民族的特征，是在立足于汉民族的思维、情感、语言、声调的基础之上，吸取国际合唱艺术的学术精粹创造性地发展形成的。

马革顺教授关于合唱艺术的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音乐表现重风格、重情感、重深度。

合唱音响谐和典雅、色调丰富。对于我国的歌曲，他不仅仅在咬字吐字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更在运用声调、语调以加强合唱感染力方面有极其宝贵的成功经验。

如今活跃在国内音乐舞台的合唱指挥家们，可以说无不得到过马先生的教诲和指点。他的影响甚至遍及东南亚各国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他得到的荣誉也不胜枚举。在其90华诞时，他还精心编制了一本名为《艺术人生九十回眸-马革顺教授影集》。

稍有点音乐知识的人都知道，音乐家尤其是指挥家，耳朵的灵敏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指挥家的马先生，能在90高龄耳不聋这实在是个“奇迹”，前不久，他告诉了我他的“养生秘密”，颇有意义。

他说，在生活中，我别无嗜好，就喜欢摄影，在90年的人生岁月里，积累了几十册影集。这些照片记录了我曾经坎坷多难，却又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并且总能唤起那些虽已久远、然却永存我心间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可以让我回味此生在合唱艺术上奋斗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

他指着一幅幅图片深情回忆道：“我最觉珍贵的一张是在抗战时期的西安街头，我正指挥学生演唱抗日歌曲的场面。当时正值著名的荷兰摄影家伊文思在拍摄一部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活动的记录片《四万万同胞》，我有幸进入了他的镜头。

很多年以后，我偶尔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看到被编辑进去的这组镜头，十分兴奋。最后就找了朋友帮我拷贝了这组镜头，同时也成了我弥足珍贵的照片。

它让我回想起抗战时期，自己作为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曾创作了多首抗敌歌曲，教学生演唱；在南京沦陷前夕，我与两个第弟一起到南京的广播电台演唱，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民众的斗志；在西安我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演出，还参与编辑了一本杂志--《抗敌音乐》创刊号，我在其中发表了一首抗日歌曲和两篇文章。

而这期创刊号中的一本居然由西安的一位收藏家珍藏了六十年。因此当我有幸得到这一本已经黄脆但仍完整的《抗敌音乐》创刊号时，觉得是个奇迹，也颇感欣慰！”

“1947年我赴美留学，我的影集中开始有了彩色的照片，那一组我在毕业演奏会上弹奏钢琴的照片，令我回忆起当年在异国他乡刻苦求学的经历。特别令我怀念的是在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的学习生涯，怀念老师和同学，还有幸亲自拍摄了老院长威廉姆逊博士夫妇的合影，很珍惜。”

“50年代初回国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我当时被怀疑为美帝特务，在被隔离审查了三个月解脱后，我与陆修棠、应尚能两位‘难友’特地合影留念。如今我看到照片又见故人，想起当年的遭遇不由人感概万千！”

“在逆境中我仍然在合唱艺术领域中不倦地求索和创作。我总结了自己多年来研究的以中国语言为基础的合唱的特点和演唱方法，在1963年写就出版了《合唱学》一书。

同时我还指挥了多场有影响的音乐会，比如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上指挥上海音乐学院合唱团的演出等，那些演出照每每令我忆起当年演出的盛况，甚觉快慰！

可是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后，被取消了教授头衔，同时从课堂和舞台上消失，并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了一年半，于是这段时期我就无影可集了。”

“有一张照片我也喜欢，那是文革后期，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成了放牛翁，一位朋友偶见我正在田间用柳条赶牛，就帮我摄下了一张我穿着旧的中山装放牛的照片。我以为是一张极富生活情趣和时代特点的摄影佳作，所以一直珍藏着。”

“1981年我穿着中山装赴美访问，在近20所大学讲学，还应邀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国际合唱协会第一次筹备会议，我于是有机会与国外的同行，朋友们会晤、交流，接受媒体的采访，介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的变化和成就。

我的母校还特地为我补办了隆重的毕业典礼，授予我硕士证书。我的另一所母校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特授我荣誉院士称号；古斯塔夫学院授予我艺术荣誉奖章。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又多次访美讲学，接受瓦特堡学院授予的荣誉音乐艺术博士学位，还有幸会晤了美国两位著名的合唱指挥大师罗伯特.肖和费雷德.沃尔林。这些经历都定格在我的影集里，看到这些照片，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自豪！”

“我从当年孤儿院唱诗班开始了我的音乐启蒙，美国学成归国后我也经常训练教会的唱诗班，文革后教会恢复了崇拜活动，由于圣乐人才的缺乏，我就与圣乐界的同道们一起，在各地举办圣乐培训班，为各地教会唱诗班培养人才。同时我还多次与‘世界华人基督教圣乐促进会’合作，在香港、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澳洲各地的华人教会讲学、训练演出，在晚年尽我所能为我的信仰作出贡献！”

“我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讲学在台湾、香港等地，为祖国两岸音乐界、教育界的交流出力。我带研究生，还把合唱普及到工厂、学校、机关、文化宫等，于是我的影集也越来越丰富，全国各地的学生、朋友也越来越多。马不停蹄，跑得很欢，心也变得年轻人。”

“几十册影集是我艺术人生的记录，也是世态人情的体现，更是国家进步的表征。你说我会老吗？哈哈哈！”

越声/文图

黄真/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