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的毛主席纪念堂，是首都北京具有重要意义的著名建筑。它始建于1976年11月底，于次年9月落成开放。

建成四十五年来，每年都有无数知名人士和普通群众前往瞻仰。

但实际上当初关于这座建筑究竟“应不应该建”，一度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

落成两三年后，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奥琳埃娜·法拉奇又发出了“未来是否会拆掉它？”的尖锐疑问。

关于这座建筑的诞生和意义，究竟发生过多少曲折的故事？

纪念堂：建还是不建？

1976年9月9日，在经历了长久的缠绵病榻之后，毛主席溘然长逝。

摆在后继者面前的当务之急，除了妥善处理毛主席的身后事之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整个局面的平稳和安定。

正是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毛主席病逝后一个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宣布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作为广大人民瞻仰领袖的庄严场所。

这一决定充分考虑了亿万人民心中怀有的深厚感情，按理说是不会出现不同意见的。

然而实际上，关于建立纪念堂的决定并非一帆风顺、全体同意。

关键在于纪念堂的定义——这一建筑将用来安放保存毛主席遗体的水晶棺，以确保人民群众都能瞻仰遗容。

而种种迹象却表明，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本人生前其实是希望死后火葬的。

来自国防大学的军事专家徐焰少将曾经解读过主席本人的态度：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非常重视移风易俗、节约环保的种种措施，其中自然也包括破除传统习俗中对“厚葬”的推崇。

他认为中国本就人多地少，推崇土葬厚葬的旧俗不但浪费资源，而且造成“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局面。

到处都有乱坟岗子、辛苦劳作积攒下来的钱物却用到大办丧事上去，这也很不利于经济建设、生活提高。

他晚年常常对工作人员说“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毛泽东岂能例外？”

自然也不会愿意在自己身后对丧葬仪式大操大办。

1956年怀仁堂的一次会议间隙，一份以《倡议实行火葬》为题的呈文得到了毛主席和与会成员的一致赞同。

这是一篇呼吁从国家机关人员做起、以身作则提倡火葬的文章，文中列举了火葬相对于传统土葬的几大优势：少占耕地节约木材，连带简化丧葬仪式还能减少费用花销，这对建设国家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主席对此文的看法非常赞赏，第一个签名表示了认同。

于是从这次会议直到八大召开期间，共有数百名党、政、军领导都在这份文件上落下了名字，表明了身后采用火葬的意愿。

还有很多当时不在北京、没有参会的人士，也在事后补签或者明言表态。

例如陈云就曾经于1959年专门写信强调此事，表明自己不但赞成火葬，而且只要医生认为有必要，死后遗体解剖也完全同意，因为“无损死者而有益医学”。

那些不赞成修建纪念堂的意见，多数就来自这一层原因。

一方面是出于主席本人的生前意愿，另一方面既然当初已有这份倡议书以及签名，显然不建纪念堂、选择火葬才是更适当的做法。

但是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再考虑一下时代大背景，全国上下亿万人民的悲痛情绪需要有一个平衡的支点，局面的平稳和安定成为不容有失的迫切需求。

于是，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妥善安置遗体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集思广益的设计阶段

当时负责此事的工作小组总揽了从纪念堂设计施工到遗体保护一系列相关事务的决策，办公地点设在西城区的黄城根南街，对外称为“国务院第九办公室”，也被简称为“九办”。

在这个办公室之下，专门搭建起了负责建筑设计的小组，由当时的北京市建委主任、一机部副部长等人挂帅负责。

真正具体的选址与建筑设计方案则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和非专业人士，汇集了大量意见各异的方案进行讨论，最终得出一个大部分人满意的结果。

那一年的高亦兰刚满45岁，还在清华建筑系当教师。

她曾回忆，那时候有来自京津沪以及各个省份的40多名建筑美术工作者，他们前后脚都汇集到了前门饭店，为纪念堂打造设计方案。

不仅如此，该办公室还面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和方案，先后收到的设计方案超过600个。

由于方案出自不同设计理念、不同风格的设计者之手，其中体现出的效果可以用“千姿百态”来形容。

高亦兰还记得，有的方案把主体建筑设计成4册书籍的形状，象征已经出版面世的4卷《毛泽东选集》；有的方案在入门处就设置了醒目的五星红旗主题；还有的方案将建筑主体设计成圆形，来象征“东方的红太阳”。

她觉得“大部分的方案会被淘汰下来，都是设计者的心血，丢了实在可惜”，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纪念堂才是符合期望的呢？

国务院曾经给出设计的指导方向：从设计思想上就应与历代剥削阶级的陵墓“划清界限”，不要让人感觉高高在上又压抑，而应当做到庄严肃穆又开朗亲切。

要确保这样的效果，那些过于厚重、采光不良、带有压迫感的设计方案显然就无法入选了。

与此同时，关于纪念堂选址的争论也逐渐浮出水面。

关于选址的讨论

如果按照常规惯例，重要人物的安葬场所通常选在距离城区有一定距离的群山环抱之中，但在这个情况下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离城区太远，会给人民群众的凭吊瞻仰增加困难。

将周围环境与建筑主体综合考虑后，有人提出了“水上日出”的方案——一轮红日从碧波中升起，展现出灿烂明朗的万丈光芒。

这一方案需要有水景作为重要元素，选址要么就是海子、要么就是昆明湖。

也有人提出“山顶红星”的方案——以层叠的群山作为背景，主建筑则像是永不陨落的明星，照耀着我们今后的道路。

要实现这一方案，纪念堂的位置就得定在香山、景山或者玉泉山。

而以上这些方案，多多少少都面临一些实际操作中的不尽人意之处：香山风景优美地势宽阔，可将纪念堂建在玉华山庄一带，但对于大部分市区居民来说，出行距离仍然太远。

景山位置很好、又位于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但要达成效果需要对景山山体进行不小的工程改动，而且正面对着故宫筒子河地面较为逼仄，一旦参观人数较多就容易挨挤站不开。

“天安门与午门之间”也曾经是热议的选址地点之一，这里地势平坦宽敞，天安门和午门前后映照，左右则有松柏成行的道路，通向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

但这个方案也有个不小的挑战，那就是必须得拆掉端门，会对故宫的整体完整性带来破坏。

多方比较讨论之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成为了大多数讨论者倾向的方案。

以北京古城正阳门作为纪念堂的南大门和“影壁”，同时为纪念堂增加景深，能够在视觉效果与实用性双方面都达成一个较好的平衡。

而选择天安门广场作为领袖的安卧之所，寓意“永远长存在人民群众之中”，也更能契合“江湖河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的重要意义。

到了11月初，这个选址方案最终获得了肯定和通过。

主体建筑的设计定稿

关于纪念堂主体建筑的设计，曾经在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负责主要工作的沈勃曾经回忆：

一开始，出于寄托深远怀念的想法，大家都认为要够宏大的设计外观才能和建筑的意义相称。

只有南京工学院杨庭宝提出了50米见方、更为紧凑的设计方案。

但最后也恰恰是这个方案提供了灵感，经过大量的讨论和集思广益，最终沈勃用了一整夜的时间，为纪念堂设计方案做出了纸面实现。

按最终方案建成的纪念堂长宽105.5米，占地空间呈现稳健简洁的正方形。

建筑形式遵循对称要求，与其位于中轴线的位置相协调。

为了方便群众瞻仰，在南北入口各设置三樘大门，通过甬道连接柱廊。

这样的设计，外观上呈现出挺拔刚健有力的风格，既与广场原有建筑风格协调，也有利于抗震能力的提升。

而纪念堂主建筑的高度确定，同样是个必须严格设想的细节。

假设有人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边正视纪念堂，必须周密考虑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阳门城楼这几大元素的高度和位置关系。

为达到最佳效果，经过视线分析和计算，纪念堂的高度被确认为33.6米。

至于朝向问题，纪念堂被规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原中华门的位置，打破了建筑常规中坐北朝南的习惯，正门朝向北方。

但这样一来也就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一旦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规模较大的活动，群众面向天安门就会背朝纪念堂，而面向纪念堂又会背朝天安门，两种情况都会带来不便。

最后还是时任设计组领导之一的赵鹏飞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将纪念堂东西两侧都向内收缩，扩大东西两侧的广场空间位置。

这样一旦举行大会，纪念堂的四个方向都会有群众围绕，也就解决了可能出现的朝向不便问题。

纪念堂的细节

而纪念堂的细节设计，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建筑与旧式“陵墓”决定性的区别。

那就是摆脱悲哀压抑的基调，将设计者和瞻仰者对领袖的深厚感情倾注进去。

由于纪念堂最终确定了体积相对较小的方案，其位置又位于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与国家博物馆之间，最终便形成一种类似“众星捧月”的格局。

北大厅顶部以富民族风格的藻井为主体，期间布列了110盏葵花形态的有机玻璃灯，寓意人民的感情犹如葵花朝向太阳。

纪念堂虽然以毛主席命名，实际上建筑的二楼各区域还设置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业绩纪念室，布列着各位革命先辈的汉白玉雕像，并以大量丰富翔实的图文陈列展现真实历史。

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纪念堂正中放置的人物雕像和南北入口两侧气势磅礴的群雕，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创建新中国历程中的辉煌伟业。

来自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的雕塑家王志强就是受命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雕塑的艺术工作者之一，当文化部的来函发到上海时，他和老师李唐寿同样既激动荣幸又深感责任重大。

当时一同负责雕像创作的共有20多名雕塑家，来自央美、浙美（现中国美院）、鲁美、广美、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等共计八家单位，由时任中央美院党委书记的雕塑家盛扬教授担任组长。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设计并完成纪念堂北大厅的毛主席坐像，以及南北入口处的两组群雕。

这个小组建立于1976年11月，而纪念堂的正式开放日期已经敲定为第二年的9月9日。

所有人都感到时不我待，这个重要任务必须得按时完成，而且必须做到尽善尽美。

王志强曾经回忆过毛主席坐像的创造过程，当时为了保证进度和质量，所有人分为四组，首先完成四尊高40厘米、姿态风格各有不同的毛主席雕塑设计稿，送交中央挑选。

等到坐像得到审定之后，留下一部分人在北京建筑雕塑厂的工作大厅内负责泥塑放制工作，以初稿作为底板，放大制作出高2.8米的大稿。

而腾出手来的其他人，则又紧锣密鼓地投入了两组群雕的设计工作当中，为了打开思路，参与此事的各单位也送来大量设计方案。

也正是靠着这种争分夺秒、全程统筹的创作节奏，该小组才得以按时按质完成了大量风格各异的雕塑创作。

坐姿不同的雕像

位于北大厅正中的毛主席坐像，可以说是整座纪念堂最为重要的一尊雕像。

最初送审的设计方案中，原本就有交腿坐、平腿坐的不同方案。

关于这一动作的细微差异，从创作到审定的过程中一直都有不同看法。

有的看法认为交腿坐姿更加神采生动、气场亲切，也有看法认为纪念堂氛围庄重，还是平腿坐姿更加适合。

中央审定时选择了交腿坐姿的雕像，不过随着前来纪念堂瞻仰的群众、外国首脑越来越多，认为“交腿会不会不够庄重”的意见也又一次被提了出来。

当时在纪念堂管理局任职的韩福裕（原周总理警卫员）接到了“以平腿坐雕像替换原雕像”的通知，但作为曾经全程经历雕塑制作的小组成员之一，他深知这个更换的难度一点都不小。

首先，这尊雕像的材质是汉白玉，重达数吨，想更换必须出动吊车，还得拆除大门。

这样一来工程量不小，也需要时间，势必会影响到瞻仰活动的正常进行。

冥思苦想好几天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选择适当的鲜花围绕在坐像周围，既能遮去交腿坐的细节，也能形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视觉效果。

等到邓小平前来瞻仰时，韩福裕向他汇报了执行更换方案面临的困难，并解释了用鲜花围绕的“解决方案”；邓小平了解了其中细节，再仔细端详了鲜花簇拥的毛主席坐像，最后对这个方案给出了肯定意见。

于是最终，这尊交腿姿态的坐像也就没有被换掉。

“是否会拆掉它？”

到了八十年代初，随着关于个人崇拜现象的重新思考，如何看待毛主席纪念堂的意义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

中央认为，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等内容在公共场所出现若过于频繁，反而显得不庄重，应当“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从北京到全国各地，路边墙头原本随处可见的“毛主席语录”逐渐被清理减少。

这一趋势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和猜测，西方一些报刊甚至放话“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

奥琳埃娜·法拉奇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到北京的。

她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记者兼作家，但更为人所知的则是她作为采访者的“难缠”一面。

据说就连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都曾在她手上吃过亏，事后抱怨说接受她的采访“是一生最愚蠢的决定”。

面对法拉奇“是否会拆掉毛主席纪念堂？”的尖锐发问，邓小平的应对平静而从容。

他提到了毛主席当年“只留骨灰，不留遗体，不建坟墓”的倡议，重申这才是他真正的希望。

当年修纪念堂，有特定局面下的特殊考虑；而既然已经修好了纪念堂并正常接受人民瞻仰，已经既成事实若再仓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

他坦承，不管外界如何猜测纪念堂会被改变甚至毁去，但“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随着这次采访被公开发表，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基调就此定下。

此后毛主席纪念堂每年都会进行检修维护，大致每十年会进行一次大修，以确保这座建筑始终以良好的状态完成它的使命。

参考资料：

《“毛主席纪念堂”选址设计经过》；阎树军；《档案大观》

《[历史上的今天]中共中央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中国广播网；2011年10月08日

《法拉奇问邓小平：天安门上毛主席像是否永远保留》；人民网；2012年06月14日

《天安门广场的这些故事，你知道吗？》北晚在线；2021-06-08

《文汇记忆 | 1976年，我在毛主席纪念堂设计雕像》；王志强；2018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