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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当鲍罗廷带着拟赴长沙调查的特别委员会，在岳阳被反动军官强行阻截，而仓皇折回汉口后，刚刚显出进攻态势的中共中央，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又开始消极起来。

1、到底谁说了算？

由于受鲍罗廷的影响，中共中央领导人“主要是同汪精卫一起开会，考虑这个或那个将领下一步要干什么。没有做任何群众工作”，指导思想日益右倾。

在中国革命形势愈来愈严峻的情况下，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易却发现自己很难发挥作用，这使他非常恼火。于是他不断地向莫斯科最高领导机关和最高领导人发电报或寄书面报告，批评鲍罗廷和陈独秀。

在罗易看来，中国革命形势这么危急，他这个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而来的国际代表，应该对局势的缓解发挥关键作用，但由于鲍罗廷对国共两党中央的控制和影响，却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于是罗易对鲍罗廷和陈独秀极为不满，认为鲍罗廷实行的是葬送革命的政策，而陈独秀更坏，完全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罗易自从来到武汉后，通过与鲍罗廷多次交锋，已经发现：

由于莫斯科的支持，自己根本不是鲍罗廷的对手，要想发挥作用，只能向莫斯科寻求支援。

5月28日，罗易又就中国形势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作了长篇书面报告。

他在报告中对武汉政府中的成员一一进行了剖析，指出武汉政府已不是左派政府，“武汉与南京之间没有多大差别”。

罗易指出，鲍罗廷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极力拉拢的唐生智不过是个封建军阀。

他说：

他（指唐生智）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野心。今天，他在国民党内起着过去蒋介石所起的作用，他很快就会成为革命的敌人，其危险程度不亚于蒋介石。

罗易向莫斯科表示了他对鲍罗廷指责工农运动的不满。

他写道：

在一场新出现的而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中，难免出现某些古怪行为和乱子。国民党打着纠正这些“过火行为”的幌子，策划消灭湖南农民运动。鲍罗廷支持国民党的这种政策。共产党不敢反对鲍罗廷的政策，因为他的政策被认为是莫斯科的政策，只好不情愿地采取违心的行动。

罗易对鲍罗廷控制下的国共两党领导人沟通交流的机制或模式很不满意，他认为这种机制或模式导致共产党领导人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丧失独立自主的原则。

罗易直言不讳地向斯大林报告说：

目前中共党人经常违背自己的意志，受鲍罗廷左右。

罗易认为，鲍罗廷对中共领导人的影响和权力主要来自斯大林。

2、来自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6月初，罗易在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两封电报中，一方面对陈独秀的领导表示了极端的不满，另一方面，要求斯大林给予他对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权。

根据罗易的一再要求，6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批准由罗易、鲍罗廷和加伦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将这个问题再提交共产国际批准”。

这样，从形式上承认了罗易与鲍罗廷在中国具有同等的权力和地位。

同时，6月14日和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同意，将陈独秀召到莫斯科，以商议有关中国革命问题，决定“如果可以避开警察监视，建议陈独秀动身”。

鉴于武汉局势危急，5月底莫斯科向中国发出挽救危机的“五月紧急指示”。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八次全会。

鉴于中国革命形势危急，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国问题。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确立了紧急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其基本内容是：

要求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左派继续北伐，在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在蒋介石军队内部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瓦解工作等。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结束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5月30日给鲍罗廷、罗易、柳克斯（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普利切)三人发了一封内容激进的电报。

电报指示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八次全会精神，整合莫斯科驻中国代表提供的有关中国政治形势及工作方针的信息，尤其是罗易关于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人执行退让政策的一封封电报内容的基础上作出的。

通常人们称这封电报为莫斯科“五月紧急指示”（电报6月1日到达武汉，又称“六一指示”)。

指示内容如下：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要动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

（2）对手工业、商人和小土地占有者作出的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

（3）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害怕发生事件，他们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变得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无用之人。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要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而地方机关应当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加以扩大。不这样做国民党恐怕会有脱离生活和丧失一切威信的危险。

（4）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晚。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既然已经下达了这样的指示，你们做了什么工作，为什么不报告？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要惩治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派，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捐躯。

（6）请不要扣压罗易和其他负责同志的电报，你们都必须用化名签署电报。务必报告你们是否收到了电报和采取了什么措施。

这封电报虽然是发给三个人的，但鲍罗廷最先看到。

他一看内容，就认为荒唐可笑，无法执行，因此他既没有让罗易看电报的内容，也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商量，就指示陈独秀向莫斯科发回电说：“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3、获得支持的罗易

6月2日，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电报，将鲍罗廷头一天收到电报而未让他看的情形向莫斯科报告说：

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我还没有看，鲍就立即让陈发电报，也未同政治局和我商量。长沙的叛乱分子有2000名士兵，在长沙与武昌之间的半路上表示同情他们的警备部队还有2000名士兵。加伦认为，在农民支持下，一个团就可以解决长沙事件。…国民党采取了取缔农民运动的措施。共产党没有借助群众运动给以抵制。形势对执行你们电报中的指示有利。

斯大林和布哈林看到罗易6月2日的电报后，于6月3日经过征询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意见，决定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出如下电报：

（1）我们认为谭平山在成立农民部时的讲话（指谭在5月27日就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的仪式上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

他本应明确宣布，农民部的基本口号应当是土地革命和没收土地。而谭平山却胡说些改善农民状况的自由主义空话。如果他和中央委员会不立即纠正这个错误，我们就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批判。鲍罗廷对谭平山长沙之行的解释不能成立。我们认为，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应当切实领导土地革命，而不得利用考察加以阻止。

（2）关于军事计划我们建议：让唐生智和冯（指冯玉祥)向北京和济南府推进，切断蒋介石的去路，进而在山东和北京站稳脚跟。

要以伤亡减员为借口将张发奎的部分部队，如若可能，则将其所有部队作为比较可靠的部队调作武汉的后备队，赶紧补充工人和农民，或把它们作为主要支柱留在武汉，或令其向南京蒋介石的后方推进，或利用它们去解放广州，然后从南面向福建推进。

（3）应当立即消灭长沙的反革命。招募农民，鼓动他们去进攻军官团，彻底将其摧毁，以做效尤。若是你们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软弱或迟缓，你们那里就会到处出现反革命策源地。

（4）我们没有得到关于收到最近的电报的确认。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求报告为贯彻执行指示所采取的措施。请立即报告是否收到了本电报和采取了哪些措施。

这个电报是对“五月紧急指示”的补充。

6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电示鲍罗廷和陈独秀，指出：

“再次重申阻止进行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关于军事事务，我们重申我们上一份电报。”

在武汉处于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内部叛乱、上层人物动摇的危急时刻，莫斯科接连三封电报发到武汉，表明斯大林开始明确支持罗易的进攻策略。

4、无法执行的指示

在连续接到莫斯科三封电报之后，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鲍罗廷、罗易等莫斯科的代表召开联席会议，专门讨论“紧急指示”和补充指示。

但是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与会大多数认为莫斯科的指示在当前中国无法执行。

陈独秀在会上发言指出：

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接着，陈独秀逐一分析了紧急指示的不可行性。

一是关于土地革命问题。

他指出，自成立农民部以来，局势非常严重。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问题。在去湖南的问题上我与罗易有分歧。去是必要的。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我们主张派谭平山去纠正过火行为。

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措施。长沙的政变不只是反对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过火行为引起的。共产国际可能不知道，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及土地问题。

二是关于改组国民党领导机构问题。

陈独秀说，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

三是关于组建新军问题。

陈独秀表示，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那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四是关于组建革命法庭问题，陈独秀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结论是：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谭平山对来自莫斯科的紧急指示表示了自己的想法。

谭平山认为：

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项重大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做充分准备，仅有响亮的口号是不行的。去湖南省是危险的，会把我痛斥为反革命分子。党命令我去纠正过火行为。若是委员会和一个团早些前往并能纠正过火行为，那么长沙政变（马日事变）就不会发生。委员会也就能组织起地方自治机关了。

当我们出发时，委员会的任务有些不一样了：

国民党认为，湖南事件是由共产党人的行动引起的。

国民党人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拒绝会被认为是共产党人不负责任制造了混乱。

从陈独秀和谭平山的发言来看，中共中央对五月紧急指示的态度是消极的。

5、为何莫斯科的指示无法执行？

这同五月紧急指示本身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有关。莫斯科的五月指示，既要求武装工农、开展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中央，又要求这些都应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

这就使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要拉住已经日益右转的汪精卫集团，通过他们领导的武汉政府来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显然难以做到；而要撇开武汉政府独立开展土地革命，组建革命武装，又必然会使已濒临解体的国共统一战线立即破裂。

而在当时情况下，中共是否有力量改变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的人员结构？是否有能力组织军事法庭来审判夏斗寅、许克祥等反动军官？是否有足够的武器把勇敢奋斗的工农群众武装起来？

这些显然都是很困难、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由于“五月紧急指示”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所以陈独秀认为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

因此，不仅陈独秀、谭平山等认为无法执行，就是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还有鲍罗廷等都认为难以执行。罗易虽然口头上强调应该执行，但却提不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主意来。

6月15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情况，陈独秀起草并签发了一份给共产国际的电报。

这封电报，实际上是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向莫斯科详细解释了共产党在土地革命问题上面临的难题，解释了谭平山的就职演说中对农民土地问题态度暖昧的原因是，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部长，不能公开发表与武汉政府相反的意见。

整个电报的实际潜台词就是：

你们的指示现在无法全部执行！

直到6月20日，莫斯科才对中共中央6月15日的这封电报给予答复。

电报说：

“答复陈独秀的电报，重申我们的指示，即推迟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

当然，陈独秀虽然代表中共中央回复莫斯科说：五月紧急指示客观上不可能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执行了一部分。

如中共中央军委的周恩来、聂荣臻等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就按照指示中关于组织自己军队的精神，在各类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加紧进行争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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