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48岁，是一个警察，我今天说的事，与我警察的身份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硬要扯在一起，就是清官难断家务的是与非。

我的老家是山东的，父亲在我还没出生时，带着两个姐和我大哥，一起来到了新疆。

我爷和奶奶生下两男两女。

我父亲是老大。

母亲在十八岁就嫁给了我父亲，父亲当时在新疆的一个车队当维修工，现在来说算是高级技工。

我母亲今年95岁，一米七的大个子，即使这么老了也很健硕。父亲也生得高高大大，可他们生下的孩子却难养活。

政策始终向新疆等边远地区倾斜，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的探亲假足有一个月的时间。

大姐不是我母亲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在大姐出生前母亲还生下一男一女，可都夭折了。

大姐属马，1954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出生的。七月十五是中元节——俗称“鬼节”。

据说这天出生的人阴气太重，煞气大，所以父亲给大姐起了个名字叫“小闺女”，希望千人呼万人唤，留住她。

随着“小闺女”的咿呀学语步履蹒跚，父母提着的心逐渐安放下来，可母亲肚子里孕育的胎儿又胎死腹中。

“小闺女”身前身后的兄弟姐妹都不成活，这让母亲对大姐的生日有了深深的恐惧。

一向不信邪的母亲屈服了。她照老人的说法，在几个孩子穿过的衣服上别上绣花针，抱着衣服来到野外，把衣服放在雪堆上，用棒槌敲打，每敲打一下就喊一声：“滚吧！”

“滚吧！”

母亲一开始，声音不大，但喊了几嗓子，觉得像积食后打了嗝，心闷透了亮，索性

就扯着嗓子边锤边喊，边锤边哭。

宣泄过后的母亲精神好了很多，仿佛所有的不幸和霉运，还有那缠着自己的大鬼小鬼都被那吼声给镇住了，给棒槌赶跑了，给绣花针给钉住了。

图片来自网络，60年代的老照片

母亲整天和汉子一样下地干活，挣男人工分，也吃男人那么多的饭。

有些事不由得你不信，一年后又怀孕的母亲饭量出奇的好，也许是精神作用吧！不过那时怀了孕的女人很少有忌口的，很少有孕期反应的。

“有吃的就不错了，没那么矫情。”这是母亲以后常说的话。

58年，大哥的出生给这个家带去了希望，传宗接代是孕育生命永恒的主题。

大哥小时候，虎头虎脑的，一看就是个结实样。

二姐60年年底出生的，用母亲的话说，瘦得和脱皮的耗子似的。

那年正值自然灾害，那些年夭折的孩子堆满了乱坟岗，（母亲经常这么说）活出人的孩子大多孱弱多病，更有一些呆傻残疾的。

二姐就是个傻子，两周岁时，听得见但不会说话，就会啊啊叫，再不就低着头呆呆地坐着。

母亲很绝望，早先对大姐的怨怼嫌弃之意，像一棵毒草又破土发芽了。

白天上山，把自己当驴，只为多挣几个工分换粮；晚上把自己活成狗，回家又要做饭洗衣带孩子，晚上12点之前，很少能睡觉的。

这些母亲都能忍，农村里家家不都是这样过的吗？虽说父亲不在身边，可父亲出外能挣钱呀！

母亲苦的是三个孩子的小命，那命被看不见的绳系着脖子提溜在半空。

三个娃，一个跟她担惊受怕，既怕她自己有啥闪失，又怕她命硬祸害了家里人；一个是捧在手心的命根子，不能娇惯着养，又不能撒欢儿地放；另一个半彪半傻半聋半哑。这让父亲有了领全家去新疆换个环境的想法。

树挪死，人挪活吗！

图片来自网络

让父母最后下决心远走新疆的原因是，是因为母亲打了大姐。

起因是一双凉鞋。

那会很少有人家买凉鞋穿，别说是凉鞋了，春秋冬季有双鞋穿就不错了。夏天能光着脚就绝不穿鞋。

父亲怎么说也是挣工资的，回家探亲时，路过北京给大姐和大哥各买了一双。

大姐那年九岁，刚刚上学。放学后她要看护弟妹，让奶奶挑水做饭。

弟弟把鞋脱下来光着脚玩，回家时，忘记穿鞋，大姐记着呢！她背着二姐，拎着鞋子，进了院门。

背上的二姐尿了大姐一裤腰，大姐就把二姐放下，随手把鞋放在猪圈台上。

那猪早就饿得嗷嗷叫，扒着猪圈台把一只鞋拖进猪圈里，把鞋子咬了个稀巴烂。

母亲回来了，见猪圈台上只有这一只凉鞋，趴着头看见鞋在猪圈里，跳进去把鞋拿出来就开始骂大姐，大姐顶了几句嘴，意思是俺弟弟的鞋自己走时都忘拿，要不是我给他拿，两只鞋都没了。

大姐的犟嘴无疑是火上浇了油，母亲手里粘着猪粪的鞋子摔在了大姐脸上，一定有粪水溅到了她的嘴里，大姐哭着用衣袖擦脸边往地上“噗噗”地吐了两口口水。

鞋子甩在“小闺女”脸上，让母亲的心里有点不落忍，可听见大姐吐口水的声音，她的火又起了，她觉得溅点脏水吐出来就好了，你没完没了的呸呸，就是在发泄情绪在骂街了。

母亲最恨的就是女孩翻白眼撇嘴巴扭身子，还有就是逼的逼的骂人，吐人口水。

母亲在大姐又吐了一口唾沫时，狠狠地扇了大姐两巴掌。

母亲的手，那是双双干粗活的手呀！心里又发着狠，一个九岁的小闺女，怎架得住那两巴掌。

大姐被扇倒在地，好久没动。她漂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母亲。

大哥吓呆了，二姐坐在地上爬…

母亲慌了，她跪倒在地，大声呼喊着，“小闺女，小闺女，你吓着妈妈了，妈再也不打你了！妈再也不打你了！”

“我上辈子做啥孽了，让我受这罪呀！”

……

母亲一遍一遍地呼喊着，宣泄着。

没有经历苦难的人，永远想不明白被逼疯前的竭斯底里是一种什么感觉。

听到哭闹声，住在前院的奶奶颠着小脚磕磕绊绊赶过来，住在隔壁的二婶也跑过来。

奶奶掉泪。

二婶嘟囔着：“你这干啥这是？”

母亲看到二婶，心里更不舒服了，她咬住自己的嘴唇，肩膀颤抖着。

母亲两个孩子没保住，有人就议论是不是祖坟葬得不是地方，更有人说是爷爷当初斗地主恶霸造的孽。

可二婶结婚后，解开裤腰带，三年两个男娃，封住了“祖坟说”和“作孽说”的嘴。

“这女人命不好，尅子女”这样的话灌进母亲的耳朵里，要不是母亲的男人性子，那些爱背地嚼舌根子的女人，能把手指头戳母亲眼珠里去。

这也是母亲看见大姐吐口水发火的一个原因。

大姐先是被打懵了，幸亏是泥地，倒地时没有受伤，可她还是被吓住了，直愣愣半天不言语。

听到母亲又一次撕心裂肺地哭诉，她反手抱着母亲的脖子，把脸贴紧母亲的脸和脖子。

她知道母亲在为她伤心，为她哭泣，为她自责这就够了。

她从母亲偶尔的眼神里，看出母亲不喜欢她。如今她觉得自己这两巴掌没白挨。

母亲说，大姐两手搭在一起，紧紧抱着她脖子，脸贴脸肉贴肉那一刻，让她肚子里苦水慢慢化成了蜜汁。

奶奶靠前数落着，二婶远远站着，都没有上前扶一下，隔着心隔着肚皮呢！

自己的孩子打入怀，最该恨她的“小闺女”抱了她，那一刻母亲发誓，大姐就是条毒蛇转世，母亲也要养着她。

病急求医，烂命求仙。母亲去找人算了命，不由得你不服，那人张口就说，你家是怎么怎么了。

化解的办法是带着子女翻山越岭跨海趟河，把灾祸甩在路上方能避祸。

辞别父母公婆，辞别生活了十多年的故土，又是这么个走法，可想而知，母亲是多么的情不愿意难平。

母亲只在我姥姥生病时回老家一次，可想而知，那里给她带来的痛苦有多深。

到新疆后，母亲生了我三姐我和二哥，爸爸一个人要养七口人，还要寄钱给我奶奶和我姥，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了。

父亲是修汽车的，他下班后，又在小镇摆了个修自行车的小摊，满手油腻满脸疲惫，有时也满腹牢骚。

“一醉解千愁”，父亲经常喝醉。也只有大姐能从他的手里把酒盅夺下来。

母亲嘴里的大姐身材高挑，是那种俊得你眼睛发亮，男的女的都喜欢的那种。

父亲最疼大姐，给她买了一条红围脖，她常常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那样搭系着。

二姐呆傻，但生活能自理。她最爱家里来客人，每逢有客人来，她总是混沌不清地问：“你吃饭了？我刚吃了。”

片刻她转身又问：“你喝水不喝？我弟弟刚喝了。”

没有人忍心责备她，全家人对她都很好。她的侄子给她养老送的终。这是后话，暂且不说。

远走避祸也没有保住大姐的命，她走那年还差一个月满十八岁。

那年的冬天，雪下得很厚，雪没完全融化，母亲在家看护刚三个月大的二哥和两岁的三姐，大姐大哥去捡柴火。

母亲说那天并没有异样，早过了该回来的点了，还不见两人的影子，邻居来串门，母亲把弱小托付给来人，就出门寻找。

大哥回来了，他踉踉跄跄扑倒在地，手里拽着那条红围巾。

大姐出事了。

外出寻干柴的大哥踏秃噜了，从雪坡上滑下去，他带着皮手套的手抓住了一棵小树苗。

14岁的大哥已经长得高高大大，120斤的体重，让被寒冷冻硬的小树，随时有断裂的可能。

大姐伸出手，可坡太滑，没有落脚的地方，她将围脖取下，环系在一棵大树的树干底部，她一手拽住围脖，另一只手去拉大哥。大哥的一只手拽住了围脖，另一只手舍掉小树去抓大姐的手…

在大哥倾诉中没有了以后，他也说不清到底是大姐没踩住自己滑下去的，还是被他沉笨的身体拽下去的。

大哥抓住了那条围脖，活着。

大姐滑落山坡，惯性地撞在一棵树干上。

永远无法知道大姐当时的想法，也许她啥都没想，救弟弟是出于本能，哪怕把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被当做灾星的大姐去了，他救了大哥的命。

救了大哥命的大姐，被她的侄子侄女供奉着，大哥一辈子都在替大姐尽她的那份孝。

母亲勤劳爽朗，尽女人的本分生育子女，不馋不懒不偷不骗，对汉族和维吾尔族的乡邻都热心肠。她不明白老天为啥要作治她？

父亲像牛一样，把缰绳套在脖子上，他也不明白为啥他的子女多灾多难？

可除了哭几声喊几嗓子还能怎么样呢！

“没资格死，还要活人，还有四个儿女要养。”母亲抬头看远处。

远处的天空有云也有星星，无论白天夜晚，无论你能不能看到她，星星都在，都在俯视着这片土地。

大姐，大姐，哪一颗是你？你眨眨眼呀！

无缘亲见的大姐，我是你的亲弟弟，我叫新春。

又到春节了，母亲把大姐那条红围巾又拿出来，放在手里摸搓着…